图1 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藏《西域全图》

目前，关于清代新疆舆图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舆图进行文献学研究，即主要判读地图源流、年代、图系等基础信息；二是基于文献学分析基础上的历史学研究，即单独或与其他文献相结合来进行历史阐释。前者较客观，后者需要借助研究者史学认识、主观分析等进行加工，因此较主观。举例而言，第一类如王耀对清代《新疆地舆总图》的研究和郭小影对《清人西域图册》的解读；[2]第二类如席会东、成一农分别利用古地图进行西域观的探讨，[3]乌云毕力格、王耀、郝园林分别利用多语种文献及地图进行蒙古卫拉特部游牧范围、清代新疆城市及交通道路的历史地理考察，[4]陈维新利用台北故宫藏图研究边界问题[5]以及孔令伟关于《万里回疆图》与清朝新疆地理的探讨。[6]第二类研究与研究者旨趣、学术背景有关，延展性及想象空间较大，研究者可以各抒己见，成一农已经就“古地图如何入史”进行专题探讨。[7]而第一类研究主要围绕地图文本展开，有一定研究方法和规范可以遵循，笔者将之归纳为“地图文献学”。以下在具体分析新见《西域全图》《西域闻见录》图系以及同类型新疆地图过程中，予以阐述说明。

一 《西域纪要》及《西域全图》的留存状况

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藏《西域全图》是道光六年（1826）《西域纪要》的附图，而《西域纪要》属于乾隆朝《西域闻见录》的异名衍生本。《西域闻见录》的作者椿园，姓尼玛察，名七十一，满洲正蓝旗人，乾隆年间曾任新疆库车印房章京，[8]该书早期稿抄本《西域琐谈》《遐域琐谈》《异域琐谈》以及衍生本《西域旧闻》《西域总志》《新疆舆图风土考》等，共计二十余种异名版本。[9]

《西域纪要》（八卷）为道光六年希酉山房刻本，传世刊本极少，翻检各类书目，在1974年《中俄关系图书联合目录》[10]和2010年《中国地方志历史文献专辑》[11]中提及，其他边疆图籍及1985年地方志目录中鲜有著录。[12]高健认为该书“可能实际上未有刊行，或抄写人随手题写书名，以至后来以讹传讹，未能厘清”[13]。李亚茹在进行文献梳理时，注记版本为“俄国季姆科夫斯基1778年俄文摘译本”[14]，并未说明藏地。可见该书传本极少，以致书目及前人研究语焉不详。需要说明的是，《西域全图》并非与书籍一体装订，而是以单幅地图的形式独立存在，即“目录”中所书“外附西域全图”[15]。

1974年《中俄关系图书联合目录》中提及的《西域纪要》，[16]注记存于“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然而，检索国图馆藏及“数字古籍”“数字方志”等特藏资源，并未查到该书信息；翻检国图藏图目录《舆图要录》，也未见名为《西域全图》者。[17]此外，2010年《中国地方志历史文献专辑》中收录的《西域纪要》未标注藏地，也未收录地图。[18]

除荷兰藏本外，笔者在哈佛燕京学社发现一部未经前人著录的《西域纪要》，同样为“希酉山房刻本”且在目录最末注“外附西域全图”。哈佛藏本序末盖有《西域纪要》编著者方章“贡叁氏印”，可知该书原为编者私藏，应该是书图兼备的全本。经问询获知，哈佛藏本中并无单独附图，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目录（HOLLIS）中检索，也没有发现《西域全图》，[19]基本可以断定哈佛藏本有书无图。

此外，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在中央民族大学藏有《西域纪略》一部：“（清）七十一（椿园）原纂、（原题）研农、贡三合编、清道光六年（1826）刻本。”[20]根据作者、年代及卷数推断，该书似应为《西域纪要》。经查对原书，题名确为《西域纪要》，所附地图也已佚失。[21]而在南开大学所藏《西域纪要》，著录编者是（清）管玉明，这是对序末“玉门之管”印章的误读，该书同样为希酉山房刻本，序末盖有“贡叁氏印”，可惜地图无存。[22]

通过梳理查找，新发现上述四部未经著录或著录有误的《西域纪要》，可补相关版本研究之缺。因为该书似乎刊印数量不多，所以附图更为稀见。附图留存极少的更重要原因是与这幅地图的保存形态和制作方式有关：一是地图与书籍分离的形态，更容易导致地图脱离书籍而散佚；二是因为该图为绘本，制作方式是绘制而非刻印，较之于刊本附图，绘制不易。依目前文献查对而言，荷兰藏图为现知唯一一幅《西域纪要》附图。

二 《西域闻见录》书系的地图编绘

《西域纪要》属于《西域闻见录》二十余种衍生本的一种，那么放宽视野，《西域全图》在整个《西域闻见录》书系地图中处于何种位置以及具有何种价值？

（一）《西域闻见录》书系所附地图

作为《西域闻见录》衍生本附图的《西域全图》，方位为上北下南，涵盖地域包括东起嘉峪关，西抵哈萨克、布鲁特及巴达克山，北达俄罗斯，南至昆仑山北麓的整个清代西域。图幅内主要绘制山川、沙漠、戈壁、河流、湖泊等自然地物以及数量众多的城镇、驿铺及连通全疆的道路，其中城镇均采用方形城墙符号来形象化表现，以大小不同的城墙符号来区分城市等级。该图为彩色绘本，天山山脉绘以浅灰色，阿尔泰山、昆仑山、帕米尔高原，绘以朱褐色，河流、湖泊涂以土黄色。

在《西域闻见录》书系的重要刊本中，《西域闻见录》卷首附有“舆图”[23]，为标画简洁的志书地图。《异域琐谈》在乾隆嘉庆年间有所流传，查阅美国、日本及俄罗斯藏《异域琐谈》，[24]书中并没有绘制地图。《西域琐谈》传世较少，在美国及日本藏本中也无附图；[25]哈佛大学藏《遐域琐谈》抄本中附有简单线条图。[26]《异域琐谈》衍生本《西域总志》中所附地图，[27]标画粗疏。通过梳理可知，该书系在不同刊本的地图制作上，并无统一形态和技法。如以尺幅、用色来看，彩绘《西域全图》无疑属于该书系地图中的佳品。

（二）《西域全图》的编绘依据及表现年代

根据《西域纪要》“序”文：“索得椿园《异域琐谈》一帙，……然旧无刻本，转相传抄，敷衍脱讹，令人读不欲竟，似非椿园之旧，于是相与辑其确要，薙其繁芜，厘为八卷”[28]，可知《西域纪要》文字参阅自《异域琐谈》，然而《异域琐谈》并无附图，因此《西域全图》不可能由之而来。同样据《西域纪要》记载：“旧且无图，因开方布列，校量其山水程途，绘幅以附之”，可见《西域全图》为新绘。

虽然《西域纪要》书中仅提及《异域琐谈》，但是基于这些书籍之间的关联关系，通过综合考察《西域闻见录》书系附图，发现《西域全图》与《西域闻见录》“舆图”高度相似。两者在河流形态及走向等绘制技法以及文字与山川的布局对应等细部特征上，基本一致。比如“达拉巴哈台”附近的河流形态、“叶尔羌”附近三条河流东西流淌的形态、“惠宁城”与“苇湖”的对应关系以及“沙雅尔”附近的“苇湖”及东南方枝杈状河流形态。由此推之，《西域全图》在技法及布局上，应该参阅了《西域闻见录》“舆图”，并非凭空全新创作。

这一事例在刻本与绘本地图的转换上同样具有意义。一般而言，刻本地图会以绘本地图作为底本进行制作，而彩绘《西域全图》的制图过程则是反其道而行之，说明多页分幅的志书地图也可以被转绘合并为单幅彩绘地图。成一农也指出过这种现象，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幅绘制精美的《大明舆地图》，实际上是根据明代广为流传的刻本地图集《广舆图》彩绘而来。[29]

《西域全图》的绘制技法及布局参阅乾隆朝《西域闻见录》，那么地图编绘者是否对地名进行相应变更，使之体现成图时间为道光六年的新疆状况？如表1所示，从《西域全图》中“惠远城”“安西州”等城市修筑及州县设立时间来看，地图主要表现的是乾隆四十一年前后的新疆状况。此外，乾隆四十五年（1780）在伊犁地区新建了四座城市——“熙春城”“广仁城”“瞻德城”“拱宸城”[30]，均未在图中体现。另有两处地名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发生过变化——“英阿杂尔”（今英吉沙县）改称“英吉沙尔”，“哈喇沙尔”（今焉耆）改为“喀喇沙尔”[31]，这是乾隆钦定的地名更易，但在《西域全图》中仍旧使用“英阿杂尔”“哈喇沙尔”这些规范之前的用字，可以断定地图表现时间在1781年之前。

表1 《西域全图》中的行政建制与城市修筑

同时与《西域闻见录》“舆图”比较，除了乾隆四十一年新设的“奇台县”“阜康县”[32]之外，表1中其他地名均一致。综上基本可以断定《西域全图》与《西域闻见录》“舆图”的地名信息一致，都是表现乾隆四十二年新疆状况。综上可见《西域全图》虽然成图于道光朝，但是表现时间却是乾隆朝。由此而论，该图虽然具有独特的文献版本价值，但因为图幅内容不出《西域闻见录》的图文记载，在独立进行历史阐释方面的史学价值上，不宜过高评价。

就该图的文献价值而言，《西域闻见录》《异域琐谈》《西域纪要》等这一同源性史籍，有多达二十余种异名衍生本，在清中后期流传极广、影响很大，可视为一独立书系。如上文所述，《西域闻见录》附有墨刻本地图，《遐域琐谈》《西域总志》中附有简单线条图。以书系而言，《西域纪要》属于稀见本，其附图《西域全图》目前也仅见荷兰藏本。因此，该幅《西域全图》应是《西域闻见录》书系现知唯一一幅彩绘地图，可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直观展现乾隆朝西域史地概况。

以上就是对《西域闻见录》图系的综合考察，清中期成系列的新疆地图大概还有乾隆三十八年《新疆图考》图系（如表2，包括《新疆图考》《新疆地舆总图》《新疆全图》），乾隆《回疆志》图系，道光《新疆识略》图系（如表2，包括《西域舆图》《新疆图说》等）。上述四个图系各有渊源和特点，与浩瀚的清朝边疆文献相比，这些地图数量极少，甚至为现知孤本，都属于难得一见的珍贵图像文献。

表2 清代西域（新疆）地图

三 以清代新疆地图为示例的地图文献学探讨

何兆武先生认为历史学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对史实的认知，二是对史实的理解和诠释。[34]这也符合目前地图学史研究领域。与之相对应，对古地图进行文献版本研究，属于史实认知层次；在此基础上，利用古地图进行历史诠释属于第二个层次。古地图属于图像文献，需要对其进行文献版本研究，即本文所谓的地图文献学研究。

在西方地图学史研究中，有一个对印本地图进行书目学研究的传统，大概可称为地图目录学（Cartobibliography），比如2022年柏恪义（Marco Caboara）出版的《1735年前的西方印本中国地图》。[35]与书目学一样，地图目录学强调在将地图用于历史阐释前，必不可少的步骤是核实印本地图的出版历史，揭开每张地图的来源，尤其是根据印记、徽章、日期、作者以及木版或铜版的差异等，判断其出版历史，进而编制目录。[36]虽然它的研究对象是西方印本地图，但其研究目的和方法对于地图文献学研究也具有借鉴意义。

地图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古地图的源流、作者、形态、版本、年代、编制、价值、图系等，这在上文《西域全图》研究中已有具体体现。而其研究对象如以刻本（印本）与绘本的区分来看，大部分单一志书刻本地图不具备文献学研究价值，个别同类型志书地图的长时段综合比较具有文献学分析意义；成系列的单幅（套）刻本地图，比如《广舆图》《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备志皇明一统形势分野人物出处全览》《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等，属于地图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同时也属于西方地图目录学的研究范畴。一定意义上而言，西方地图目录学所关注的印本地图，都可以纳入地图文献学研究，但唯独在印本地图的编目上有区别，可能更多体现为“图系”或“谱系”的研究形式。相对而言，西方地图目录学是以印本与绘本作为区分，而地图文献学则是根据地图学史的不同研究层次进行划分。除刻本地图外，绘本地图基本都可纳入地图文献学的研究范畴。

以下以《西域全图》及其他清代新疆地图为例，就地图文献学的一些关键概念和研究方法，略作阐述。

（一）表现年代与绘制年代。绘制年代为成图时间，而图面内容并非都是绘制成图时间的地理信息，表现年代需要根据绘图内容及版本等做出判断。比如《西域全图》为道光六年（1826）成图，如不清楚与《西域闻见录》的版本关系，会误认为这是一幅表现1826年新疆状况的地图。再如台北藏《新疆地舆总图》虽然为光绪朝人士摹绘，但实际上表现的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新疆地理状况。[37]而中国社科院藏《天下全图》[38]成图时间在咸丰五年（1855）之后，其中共计20幅地图，主要展现乾隆四十三年至嘉庆十六年间（1778～1811年）的疆域政区和山川形势，但是其中的《新疆图》为后补入，展现的是乾隆二十四年至四十六年间（1759～1781年）的西域信息。[39]

（二）摹绘关联关系。如果不清楚图与图、图与书之间的关系，很容易一叶障目，以为奇货可居，发出过多臆想；研究者应在尽量掌握整体地图状况或“图系”基础上，再进行单一地图的价值论证或历史阐释。比如《西域全图》虽具有唯一性和直观性，但不可否认其绘图内容不出《西域纪要》文本记载。《新疆地舆总图》为套图，除图中文字外，并无文献相互依存，可以作为独立史料使用，并且其与美国藏《新疆全图》具有同源性，极有可能源自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经费局本《新疆图考》。就上述两个图系来看，有些地图是书籍附图或衍生图，有些是独立绘本且无文字可依，这两类地图的价值和使用，会有所差异。再比如地图集《天下全图》与美国藏《大清分省舆图》《天下总舆图》、欧洲藏《各省舆图便览》、中科院藏《清分省舆图》、国图藏《清直省分图》、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藏《天下总舆图》等具有渊源关系，这些同一谱系图册中收录的《新疆图》，可被视为同一系列的地图。只是存在一些需要关注的文本差异，比如中国社科院藏《新疆图》反映的是乾隆中期状况，而《大清分省舆图》中的《新疆图》反映的是雍正三年至乾隆二十四年间（1725～1759年）新疆行政建置情况。

（三）绘图目的及绘图的主观性。不同于近代地图的重要一点，就是中国古地图具有更多包容性和主观色彩。绘图人会根据主观需要，决定图面绘制内容，并没有统一体例和格式。因此在用图时，需要清楚绘图人背景、绘制目的及绘制重点。举例而言，同为西域全图，虽然都是以山川为框架，勾画出大地轮廓，但是绘制内容各有侧重。

其一，《新疆图考》为“经费局录”[40]，地图中军台驿路系统绘制十分详细，另外标绘有“铜厂”“硝局”等矿场、具有象征意义的格登山以及“穆素尔打坂”“博尔图打坂”“善塔斯（岭）”等南北疆通道的重要关隘，此外对于西北与哈萨克、布鲁特的边界及沿线卡伦，标注详细。军台、矿产、关隘、边界、卡伦等，都密切关乎西域军政管理，这符合编绘者“经费局”的官方背景。

其二，《新疆全舆图》为《回疆志》附图，表现年代大概为乾隆三十六年至乾隆四十六年（1771～1781年）。[41]《回疆志》为乾隆朝新疆官员苏尔德等人撰修，编绘者肯定了解军台、卡伦等军政信息，但是《新疆全舆图》图面内容简单，基本仅示意性标画山川间的城市、外藩部落。如《西域全图》中标绘的贯通全疆各城的详细军台信息，事关军政和交通，为何《新疆全舆图》中并未绘制？如作者所言：“向虽有图，仅具行程之道里、东西之大概而已”，自述绘制重点，“凡系新疆辟城内所有之山川、回城及外夷部落，总绘一图以备观览焉。”[42]可见“行程之道里”没有绘制，非不知也，是不为也。绘制内容的多寡有无，并不完全取决于编绘者的知识，而是由其主观意图决定。

其三，《天下全图》为清末制图，却在其中补入一幅表现乾隆朝状况的《新疆图》，并且《新疆图》的绘制技法及表现方式，非常粗陋。这是由该图的制图人和制图目的决定的。因为这是坊间商人为售卖而大量制作的地图，针对的是普通民众，其功能并非用于行军打仗、水利兴修等实务，故而地图准确性倒在其次，即使地理信息错置，也能基本满足受众对于天下地理形势的求知和商贾的牟利企图。这也是该套地图及其同源本广泛散布于海内外的根本原因。

（四）私人绘图与官方绘图。一般而言，官绘本在史料价值和图面绘制上优于私人绘本，毕竟官方渠道所获信息更为权威、准确和全面。个别情况下也有价值极高的私人绘本。比如《西域全图》主要依据《西域纪要》内容绘制，而其依托的《西域闻见录》出自私人编修，该书系的版本价值毁誉参半。[43]《新疆图考》由经费局官方编绘，图面中所载军台信息也较《西域全图》更为详细。相较而言，《新疆图考》更为信实可靠，证据力更强一些。再比如台北故宫藏《新疆图说》很可能为清宫用图，[44]标注有道光朝新建并赐名的城市——“恢武城”“辑远城”“嘉艺城”“威靖城”，分别对应于张格尔之乱期间被严重破坏的南疆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并且详细标注沿边卡伦信息，同时书写卡伦距离等图说，很明显这是一幅反映平定张格尔之乱后新疆军政治理调整的地图。国图藏《西域舆图》图面信息与《新疆图说》相似，该图由张穆私人编绘，图幅信息大概来源自《伊犁总统图说》等图籍。虽然其表现年代（大概为嘉庆末年）早于《新疆图说》，但史料价值仍以后者为上。

总之，本文通过对《西域全图》及《西域闻见录》图系的研究以及清代新疆地图的综合考察，示例性地提出地图文献学的概念及方法。与文献学一样，地图文献学强调在将地图用于历史阐释之前，必不可少的步骤是核实地图的历史和来源，尤其是对其源流、作者、版本、年代、编制、价值及图系等进行考察，揭示其图像历史。

[1] 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特藏部《西域全图》，索书号：SINOL.VGK3079。上海师范大学林宏副教授告知藏图信息，香港科技大学柏恪义（Marco Caboara）惠赐地图高清版，同时该图获得莱顿大学图书馆地图部（Maps & Atlases at the Leiden University Libraries）主管Martijn Storms的使用授权，统致谢忱！

[2] 王耀：《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新疆地舆总图〉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3期，第121～128页；郭小影：《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清人西域图册〉考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年第6期，第146～160页。

[3] 席会东：《清代地图中的西域观——基于清准俄欧地图交流的考察》，《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13～18页；《宋元明地图中的西域观》，《学术月刊》2018年第11期，第149～161页；成一农：《从古地图看中国古代的“西域”与“西域观”》，《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第25～32页。

[4] 乌云毕力格：《17世纪卫拉特各部游牧地研究》，《西域研究》2010年第1期，第35～51页；《17世纪卫拉特各部游牧地研究（续）》，《西域研究》2010年第2期，第63～68页；王耀：《清代喀什噶尔城市形态及格局演变探析》，《民族研究》2019年第6期，第109～122页；王耀：《清代阿克苏城市形态及格局变迁探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第14～23页；王耀：《古代舆图所见达瓦齐南逃路线及伊犁通乌什道》，《故宫博物院院刊》2017年第3期，第57～64页；郝园林：《清代新疆“伊犁九城”建置始末——兼论满城形制的渊源》，《清史研究》2020年第3期，第42～53页。

[5] 陈维新：《同、光年间中俄伊犁边界交涉探讨——以中俄订定之条约及界图为例》，《故宫学术季刊》2009年第9期，第179～225页；陈维新：《帕米尔界图及光绪时期中俄帕米尔界务交涉问题探讨：以“国立”故宫博物馆现藏外交舆图为例》，《故宫学术季刊》2014年第12期，第117～168页；陈维新：《清末新疆塔尔巴哈台段界图及界务交涉（1864～1893）》，《故宫学术季刊》2016年第6期，第95～142页。

[6] 孔令伟：《苏宁阿〈万里回疆图〉与十八世纪后期清朝的新疆地理知识》，《“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十四本（第三分），2023年，第573～651页。

[7] 成一农：《图像如何入史——以中国古地图为例》，《安徽史学》2020年第1期，第5～12页。

[8] 张伯国：《〈西域闻见录〉著者新疆任职问题新探》，《历史档案》2022年第2期，第121～125页。

[9] 相关研究参见高健：《〈西域闻见录〉异名及版本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第118～122页；李鹏翔：《〈遐域琐谈〉为《西域闻见录》最初版本新证》，《西域研究》2021年第2期，第140～144页。

[10] 北京图书馆统编部联合目录编辑组：《中俄关系图书联合目录》，内部本，1974年，第222页，“西域纪要 八卷 抄本 四册”，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11] 来新夏主编：《中国地方志历史文献专辑》（灾异志），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90册，第288～292页。

[12] 杜信孚，王剑：《同书异名汇录》（上），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57页；邓衍林编：《中国边疆图籍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85页；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5年，第235～236页；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74页。

[13] 高健：《〈西域闻见录〉异名及版本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第119页。

[14] 李亚茹：《清人七十一与〈西域闻见录〉》，《新疆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69页。

[15] 道光《西域纪要》“目录”，莱顿大学图书馆藏刻本，索书号：SINOL.VGK3079，第1～2页a。同时据莱顿大学图书馆著录：“Note：Inserted folded map(西域全图) kept separately”。

[16] 吴丰培先生精于边疆史地、边疆史籍文献，据其自述：“1974年参与北京图书馆主编的《中俄关系图书联合目录》（中文部分）。1985年又参加了《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编写”（吴丰培：《吴丰培边事题跋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自序”，第4页）。在这两部书目中，1974年著录有《西域纪要》，而具有一定延续性的更全面的1985年书目中，则未著录。

[17] 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舆图组编：《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新疆古地图部分见第238～242页。

[18] 来新夏主编：《中国地方志历史文献专辑》（灾异志），第90册，第288～292页。其中收录的道光朝《西域纪要》仅出示书影5页，未注明藏地，亦无地图。该书信息由学苑出版社陈佳帮助查阅，谨致谢忱！

[19] 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西域纪要》，道光六年希酉山房刻本，Hollis number：990091130440203941。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马小鹤帮助查对检索哈佛藏本信息，谨致谢忱！

[20]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第238页。

[21] 中央民族大学藏《西域纪要》（八卷），道光六年希酉山房刻本，索书号：925.46/401-0。中央民族大学曹流帮助查阅民大藏本，谨致谢忱！

[22] 南开大学图书馆藏《西域纪要》，索书号：681.56/845。经南开大学聂靖芳博士调阅该书，与哈佛藏书版本相同，同样为道光六年希酉山房刻本，所附地图已佚失，这与南开大学图书馆的附注（“缺外附西域全图”）一致。根据前人著录及该书序言，《西域纪要》为“贡三氏”编辑，南开著录由〔清〕管玉明辑，管玉明为何人？经仔细阅读该书，确无此人名姓。在该书序后有一方章“玉門之管”（图片）（从右往左读），著录人似乎将这枚方章从左往右读作“管玉明”（将金文大篆图片，错读为明），从而臆造出这一人名。感谢聂靖芳帮助调阅。

[23] 乾隆《西域闻见录》“舆图”，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乾隆四十二年序刻本，第1～4页。

[24]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异域琐谈》（四卷），清嘉庆四年重录抄本。日本早稻田大学藏《异域琐谈》抄本，请求记号：ル05 03185。俄罗斯人斯卡奇科夫（К.А.Skachkov，1821～1883年）在1859年至1863年间曾任中国新疆塔城领事，其收藏的大量稀见抄本，现藏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在《异域琐谈》中题记：“缺刊印本中有作者序和新疆舆图”（〔俄〕А.И.麦尔纳尔克斯尼斯著；张芳译；王菡注释；李福清审订：《康·安·斯卡奇科夫所藏汉籍写本和地图题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174页）。

[25] 参见《西域琐谈》，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乾隆朝稿本，索书号：2014514413，以及日本京都大学藏《西域琐谈》抄本。

[26] 乾隆《遐域琐谈》，哈佛大学藏抄本。

[27] 嘉庆《西域总志》，嘉庆戊寅强恕堂刻本。在该书书脊及正文等处仍残留《异域琐谈》字样，在“序”中提及“事在国史，尚未有专志，有椿园七十一者，旅人也，其学渊博，其才宏肆……录此为《异域琐谈》四卷……余于幕友李君颖笙处，得其抄本，批览一过……余因易为《西域总志》云”（第1～2页），可知该书以《异域琐谈》为蓝本编写。《西域总志》中附图为新绘，见“补绘西域图说”记载：“椿园先生旧绘舆图，底稿无存……姑取其著名最要者，绘其大略，补于篇首。”

[28]《西域纪要》“序”，第1页b。

[29] 成一农：《中国地图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第89页。

[30]〔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中华书局，2005年，“熙春城者，地曰哈喇布拉克，乾隆四十五年将军伊公勒图建”（第236页）；“广仁城者，地曰乌克尔博罗素克，乾隆四十五年将军伊公勒图建”（第247页）；“瞻德城者，地曰察罕乌苏……筑城议久寝。至四十五年，伊公勒图始建”（第250页）；“拱宸城者，即和尔郭斯城也，乾隆四十五年将军伊公勒图建”（第255页）。

[31]《清高宗实录》卷1132，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上戊申，“英阿杂尔、哈喇沙尔之名，相沿讹错已久，今既绰克托奏请改正，以朕所记忆而论，将英阿杂尔改称英吉沙尔、哈喇沙尔改称喀喇沙尔”。

[32]“奇台县”“阜康县”不见于《西域闻见录》“舆图”及卷八“军台道里表”，但在《遐域琐谈》“舆图”和《西域纪要》卷八“道路纪程”中有记录。

[33] 上海图书馆藏“李盛铎”旧藏《回疆志》附图。该图由新疆师范大学吴华锋惠赐，谨致谢忱！

[34] 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第36～43页。

[35] Marco Caboara，Regnum Chinae：The Printed Western Maps of China to 1735，Leiden.Boston：Brill，2022.其他诸如日本地图目录学著作Jason Hubbard，Japoniœ Insul.The Mapping of Japan.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and Cartobibliography of European Printed Maps of Japan Before 1800，Houten：HES ＆De Graaf，2012.非洲地图目录学著作Richard L.Betz，The Mapping of Africa：A Cartobibliography of Printed Maps of the African Continent，Houten：HES ＆De Graaf，2007.北美制图学作品The Mapping of North America II.A List of Printed Maps 1671-1700，Rickmansworth：Raleigh Publications，2007

[36] C.Delano-Smith and R.J.P.Kain，History of Cartography，in Rob Kitchin，Nigel Thrift，eds.，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Elsevier，2009，pp.428-440.

[37] 王耀：《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新疆地舆总图〉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3期，第121～128页。

[38]《天下全图》现藏于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彩绘本地图集，包括《天下总舆图》及分省地图《直隶舆图》等共计20幅，在渊源与谱系上与海内外收藏的《各省舆图便览》《大清分省舆图》等具有同源性。相关地图及研究见王耀：《清代彩绘〈天下全图〉文本考述——兼释海内外具有渊源关系的若干地图》，《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10期，第121～133页。

[39] 王耀：《清代彩绘〈天下全图〉文本考述——兼释海内外具有渊源关系的若干地图》，《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10期，第121～133页。

[40] 相关介绍参见《舆图要录》，第238页。

[41] 根据地图中绘制内容，乾隆三十六年完工并赐名的“徕宁城”出现在地图中，而“英阿杂尔”“哈拉哈什”仍旧是乾隆四十六年规范地名之前的用法。

[42]《回疆志》“新疆地理图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乾隆朝抄本。

[43] 吴丰培：《吴丰培边事题跋集》，“西域闻见录”条，1998年，第209～210页。

[44]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古地图研究可参看李孝聪：《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清代舆图的初步整理与认识》（《故宫学术季刊》2007年第25卷第1期，第151～178页）。抗战爆发期间，北平图书馆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等南运，最终流落到台北故宫。这幅《新疆图说》标注有“北平”字样，说明来自北平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