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参加单位一项青铜文物复制验收，颇费周折，多有所感，其中不乏带共性问题。特借报端提请感兴趣的同仁参考、商讨，或有益于博物馆文物复制工作。

验收历时一年。因展览需要，笔者原属博物馆计划复制五件考古出土青铜文物，于2019年8月与河南某从事文物复制的信息科技公司签约。公司随即采用扫描技术提取文物信息，3D打印技术制模，范模浇铸技术成器，经加工、着色、做旧，于当年11月完成复制，运至博物馆。12月博物馆组织本馆与考古所专家进行首次验收，多数意见认为复制品形、神、工艺等存有较大毛病，不予通过。公司方接受意见，运回加以修整，遇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至2020年9月又将复制品运至博物馆，进行第二次验收，仍因存在一些毛病未通过。公司方再局部返工和修整，2020年12月第三次交付验收，除其中一件陈列于出土地博物馆的文物，因扫描采集信息环境受限，且陈列拼装时存在失实等问题，经双方协商，撤销该件复制意愿，其余四件获基本认可，通过验收。

验收中发现复制品问题主要在三方面，一是不少纹饰粗糙、模糊甚至变形。比如大铜釜所铸立虎项圈上的贝币纹，变成模糊不清的圆圈；铜摇钱树片上的牛头纹、人形纹，变成含混的弧线。二是局部构件造型失真。比如铜连枝灯干上盘绕的游龙，头形僵硬，向下蹬踏的后腿，被做成龙尾；大铜釜腹部环状耳直径，从9厘米变为8厘米，耳面上的辫索纹，从6组12道变为5组10道。三是原工艺技术未能如实反映。比如铜车马横架于辕杆上的条形槽，原为冷锻加焊接工艺制成，复制品变成整体浇铸；铜马各拼接部原使用不同形制铆钉，复制品只简单采用一种形制，或误用其他拼接技术。

制作方给予的解释是，通过扫描技术获得文物数据，回工厂3D打印时，无法还原许多细部，但无原物供现场参考。他们不了解文物，也没有针对性近距离拍摄一些照片带回作对照，故导致错误处理，原隐藏于文物内部的工艺细节更无从复原。我们曾质疑对方扫描和3D打印设备的品质规格，但对方已是具备一定实力和知名度的文物复制企业，这至少说明目前引入文物复制领域的扫描和3D打印技术，还远达不到足够的精准度。

我们向制作方提出建议，一方面要设法提升设备品质，另一方面要转变全盘依赖扫描技术采集信息的观念，复制工作从开始起，就与发掘和修复的专业人员沟通，多了解文物特征，在扫描基础上，制定进一步采集信息的措施，以弥补扫描打印的不足。对方深表赞同。

验收中还发现，复制品上皆无复制标识。我们提出要求，对方补做后告知，多年从事文物复制，相关博物馆并无人提此要求，也就形成不做标识的习惯。这是颇让人惊诧的信息。文物复制品上打标识，博物馆界早成共识，国家相关法规也有明确规定。《文物复制拓印管理办法》第六条载明，文物复制品“应有表明复制的标识和数量编号”。这一方面是为避免发生复制品以假乱真事件，另一方面更是为充分尊重历史，尊重前人的辛勤劳作与聪明才智。标识看似事小，但意义长远，容不得轻忽，关乎博物馆人的职责与职业操守。

复制品的一系列问题，陆续在验收会评议中被挑拣出来。验收会在单位是第一次，无经验。所幸交由业务处室主持，邀请专家熟悉复制的文物，一再仔细观察、讨论，还持工具测量，拿到准确数字依据，基本把握住验收质量。

事后回顾，需吸取教训的地方不少。首次验收开始评议，便有与会者率先表态认可，提议通过验收，如非他人坚持再议再查，极易受先入者影响，形成一风吹而马虎过关；又因缺乏量化标准，对有些问题见仁见智，难以统一判断；因缺乏数据报告，铜釜耳径变形问题，至第二次会才核查发现；复制标识到最后才得以纠正。总体说是在摸索中完成的验收。不过，从制作方得知，这已算其过往经历中相当正规的一次，通常仅由单位负责人邀集验收，请来馆中二三人边看边议，提出问题后，制作方或现场作一定解释，或据况再进行一定修补调整即告完成。

制作方所述经历，或代表了目前博物馆文物复制验收方式的常态。笔者还见过另一极端例子，省内某地级市博物馆粗陋失真的铜质文物复制品，由外省一工艺品公司根据图片和公布的简单数据制作，因文物部门没有验收权，劣质复制品至今堂皇陈列于该博物馆展厅。

从我们验收的周折，以及三种验收方式的对照，使人将思考汇聚到一个焦点——文物复制谁验收？如何验收？

三种方式有三种结果。

我们的验收由专业人员掌握，虽经周折，但质量未至大偏差。极端例子验收由上级行政领导认定，危害显见，还造成工作乱象。

制作方所述常态化验收大体介乎二者之间，单位领导主持，有业务人员参与，但人员构成无定，领导在过程中是主导，以其拍板决定验收。这种方式的结果因人而异，质量难以确保。

三者是非应很清楚，但其中常态化验收方式被普遍采用，值得提出来再加辨析。它反映了一种惯性思维的误区，认为文物复制协议的签署和经费的支付由领导层研究决定，复制的验收权当然也由领导决定。类似惯性思维是事业单位环境中常有现象，其误区在于模糊了本属两个层级的不同职权，混淆了他们各自的管辖范畴。

文物复制协议的签署以及经费支付，属于行政管辖范畴，是上一层级的职权。而复制品验收属于专业管辖范畴，是下一层级的职权。不同层级有不同的施行者和施职程序。下一层级职权由专业人员承担，施行在先。上一层级职权由行政领导承担，施行在后。即是说，文物验收只有当专业检测合格后，才能交行政认定协议完成支付费用。常态化验收，是将两个层级的职责揉混成一步操作。

分清职责，将下一层级的文物复制验收切实交由业务部门承担，确保验收质量，除需解决人的认识问题外，更要依靠明确成文的制度规定。只有用制度规范验收的程序与操作，才能真正将权力关进笼子，使文物复制工作完全步入正轨。

文物复制工作当下适用法规，是国家文物局2011年1月27日颁布的《文物复制拓印管理办法》，其中对文物复制的性质、用途、申报、审批、制作、标识等都有明确要求，但对文物复制验收未作具体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文物收藏单位应当建立馆藏文物的……保养、修复和复制制度。”其中，文物保养和修复制度一般博物馆都有制定，因属日常性工作。但文物复制过去仅偶尔为之，相应制度在多数博物馆恐怕都缺位。我们此次验收所费周折，重要原因就在无文本可循。

如果自始便按一定操作程序进行，有清楚的数据资料，有详细的复核测量要求，有逐项的量化判分表格等，验收进程会简化明晰许多，结果会更科学合理。

博物馆馆藏文物复制久有施行，但从未像现在这样普遍开展。随着博物馆事业快速发展，各级博物馆高品质的陈列展览、馆际交流展和跨省联展，将使文物复制的需求大为增加。如何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处理好文物复制事，成为博物馆和其他文物收藏单位面临的新课题。需要研究探讨的问题会不少，比如建立各类文物复制的国家标准等，但各博物馆和文物收藏单位依法制定一份文物复制制度，亟需先行提上工作日程。

 （作者单位：贵州省博物馆）

编辑｜张   怡

复审｜郭晓蓉

终审｜李   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