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凤林关与炳灵寺同位于河州地区的黄河沿岸,是古丝路交通网上重要的节点。但在沟通河州的交通上,两者功能各异。前往炳灵寺的路途较为艰险,交通路线更多用于佛事活动;而凤林关实为河州的交通枢纽,可容纳大规模人马的通行。“炳灵”的命名来自于“凤林”的藏语音译,《青唐录》与《宋史》中关于炳灵寺交通的记载,实则是指唐代凤林关的交通路线。产生这种关联性的原因,除了两者地理位置相近,还有更重要的是凤林关在唐蕃争战中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本文从地理位置、交通路线、交通功能等方面考证并阐明凤林关与炳灵寺之间的关系,在推进丝绸之路交通遗址保护与研究的同时,提升“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文化内涵并为其阐释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

凤林关;  炳灵寺;  交通要隘;  唐蕃争战

唐代的凤林关,作为沟通河州、鄯州和吐蕃之间的交通要隘,曾被列为二十六关的下关之一。佛教圣地的炳灵寺,唐代名为灵岩寺,《水经注》记载为唐述窟,与凤林关同位于河州地区的黄河沿岸,两者的直线距离不足10公里。但关于两者的地理关系与交通路线,学界有着不同的声音。李并成等指出炳灵寺石窟位于古丝绸之路上“山结”“水结”“路结”、汇聚五大交通干道之处。对此,刘满等发表驳文,论证炳灵寺侧的寺沟峡上自古以来没有道路,也没有黄河古渡。那么,唐代凤林关与炳灵寺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地理关系与交通状况?这需要进一步考证并阐明。

 壹 

关于凤林关的地理位置与地貌状况,《水经注》的注文对黄河流经凤林山河段做了如下描述:

河水又东得野亭南,又东北流,历研川,谓之研川水,又东北注于河,谓之野亭口。河水又东历凤林北。凤林,山名也。五峦俱峙。耆彦云:昔有凤鸟,飞游五峰,故山有斯目矣。《秦州记》曰:枹罕原北名凤林川,川中则黄河东流也。河水又东与漓水合,……

河州原有“凤林山”“凤林川”之名,其中凤林川位于黄河之南、枹罕原以北,西起自研川水(今银川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即“野亭口”,东止于漓水(今大夏河)与黄河交汇处。1891年陶保廉经行兰州,“借志书十余种归,穷日夜之力阅之”,指出野城口今名唵哥集,凤林川今河州北乡,漓水入黄河处曰莲花渡。熊会贞认为《宋书·氐胡传》赫连定率部曲至治城峡口渡河,其中的“治”为“冶”之误,即野城口也。魏晋贤推测赫连定所渡“治城渡口”是凤林渡口。刘满进一步论证凤林山即今临夏县莲花乡境内的五女山,唐凤林关、宋安乡关位于今临夏县莲花镇的原唵哥集。关于野亭口、炳灵寺、凤林川、凤林山的相对位置参见图1。

凤林关通往长夷岭路线示意图

凤林关最晚应设于隋代,《隋书》卷29《地理志》“枹罕郡”条注“旧置枹罕郡,开皇初郡废。大业初置郡。有关官。有凤林山”。从唐代凤林关的交通地位以及河州仅有凤林关被列为唐二十六关的下关之一,可推测隋代在枹罕郡设置的关官应为凤林关官。关于凤林关的交通,唐初《法苑珠林》记载:

晋初河州唐述谷寺者,在今河州西北五十里度风林津,登长夷岭,南望名积石山,即《禹贡》导河之地也。

刘满在分析比较后重新作了断句,“晋初河州唐述谷寺者,在今河州。西北五十里度凤林津，……”,认为凤林关津位于河州西北五十里，恰与《甘肃通志》卷10“俺哥堡在州北五十里”记载的里数相符。凤林关的交通地位,正如《太白阴经》“关塞四夷篇”中所记:

去凤林关,渡黄河。西南入郁标、……鱼海、入吐蕃。

其中的凤林关是河州通往吐蕃的必经要隘。从凤林关渡黄河后的路线即是《法苑珠林》中的“度凤林津,登长夷岭”。直至宋初,《武经总要》“河州”条仍记载这条路线:

自州北百里过凤州(林)关,渡黄河,百四十里至鄯州龙支县。又百六十里至鄯州镇西军。

道宣《释迦方志》中也叙述了这条路线,“从河州西北度大河,上漫天岭,减四百里至鄯州。又西减百里至鄯城镇，……至吐蕃”。虽然未提及凤林关,但从河州西北渡大河的地方毫无疑问当为凤林关。其“漫天岭”同《法苑珠林》中的“长夷岭”,即今永靖县杨塔乡、王台镇、小岭乡、马营乡等所在的西北—东南走向的山岭。综上,唐代沟通河州与鄯州的交通主要是从河州西北在凤林关过黄河上长夷岭经龙支县至鄯州的路线,即今渡黄河(古凤林关渡)后，沿着今杨塔乡、王台镇、川城镇、满坪镇至古鄯镇(古龙支县),继续向北通往湟水,再沿着湟水西行通往西宁(古鄯州)的路线。

而途中“登长夷岭,南望名积石山,即《禹贡》导河之地也”,也就是炳灵寺所在之处。在明确凤林关津连接河州与鄯州的路线后,再来考察炳灵寺的地理环境及其所沟通的交通路线。

贰 

炳灵寺的地理位置与交通路线

唐代炳灵寺位于河州凤林关上游积石山地区的黄河沿岸。《元和郡县图志》卷39《陇右道上·河州》记载“积石山,一名唐述山,今名小积石山,在县西北七十里”。《水经注》注文有对积石山地区炳灵寺周边地理环境的记载:

河水又东北会两川,右合二水,参差夹岸连壤,负险相望。河北有层山,山甚灵秀,山峰之上,立石数百丈,亭亭桀竖,竞势争高,远望嵾嵾,若攒图之讬霄上。其下层岩峭举,壁岸无阶,悬岩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积卷矣,而世士罕有津达者,因谓之积书岩。岩堂之内,每时见神人往还矣,盖鸿衣羽裳之士,练精饵食之夫耳。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谓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复因名之为唐述山。指其堂密之居,谓之唐述窟。……下封有水,导自是山溪水,南注河,谓之唐述水。

凤林关上游的积石山“参差夹岸连壤,负险相望”,在这种地貌条件下,很明显是不能沿着黄河两岸东西通行的。黄河北的层山即唐述山,“其下层岩峭举,壁岸无阶”。悬岩中的石室即唐述窟,其下又有唐述水。因为石室在悬崖峭壁当中,山地险峻,以至于“世士罕有津达者”,这也是此地羌人将石窟内的修行者称为“神”或“鬼”的原因。通过上文对唐述窟地理环境和往来人员的描述,可以确定至少在北魏时期,此处是人迹罕至之处。《法苑珠林》载“河州灵岩寺佛殿下亦有舍利”,从长夷岭:

南行二十里,得其谷焉。凿山构室,接梁通水,绕寺华果蔬菜充满,今有僧住。南有石门滨于河上,镌石文曰:晋太始年之所立也。寺东谷中有一天寺,穷讨处所,略无定止。常闻钟声,又有异僧。故号此谷名为唐述,羌云鬼也。所以古今诸人入积石者,每逢仙圣,行住恍忽,现寺现僧。

从长夷岭向南行二十里,可到达唐述窟,即唐代灵岩寺。黄河边立有石门,石文“晋太始年之所立”之“太始”当为西晋“泰始”年号(266—274)，而现存石窟题记中最早的纪年为西秦建弘元年(420)。玄高在西秦之时,听闻“有外国禅师昙无毗来入其国,领徒立众,训以禅道。……高乃欲以己率众,即从毗受法”。今炳灵寺第169窟西秦壁画榜题有“国师昙摩毗”,杜斗城认为“昙摩毗”就是“昙无毗”。如此,玄高与众弟子受法之处很可能就是炳灵寺石窟。之后玄高的高徒玄绍“入堂术山禅蜕而逝”,此“堂术山”应为“唐述山”,即“唐述窟”所在之地。唐代灵岩寺相较于北魏时期的唐述窟,多了一些人烟气息，不仅“接梁通水”,寺院周围还种有果园和蔬菜。但灵岩寺东谷的天寺,“穷讨处所,略无定止”。而入积石山者,“行往恍忽,现寺现僧”,这表明唐灵岩寺因为地形险要,仍然保持着神鬼气息。而关于“唐述”的命名,《法苑珠林》与上引《水经注》记载相同,均与羌语鬼之意相通。

综上,自北魏唐述窟至唐初灵岩寺,除了僧人与修行者,往来行人并不多,这与通往灵岩寺的交通状况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正如唐张文成《游仙窟》中所描述“日晚途遥,马疲人乏。行至一所,险峻非常。向上则有青壁万寻,直下则有碧潭千仞。古老相传云:‘此神仙窟也。人迹罕及,鸟路才通’”。唐灵岩寺的名称一直沿用至北宋时期,炳灵寺石窟第135窟宋政和二年(1112)的《何灌题记》,记载当时何灌等人前往炳灵寺的路线为“晨任晨发郡城,绝冰河,尽灵岩胜概,乃还”。北宋的冬季时期,相对于“险峻非常”的陆路，人们会选择沿着冰河,一日之内从河州往返游览炳灵寺,因此明清又称其为“冰灵寺”。那么,从凤林关前往炳灵寺时的行船情况如何呢,冯国瑞详细描述了炳灵寺至唵哥集即凤林关的行船情况:

有筏渡,从青海黄河上游放的木筏,到炳灵寺石窟附近,因水流过急,怕出危险,把木筏解散任其顺流而下,人便遵陆而行,到唵哥集,再鸠集散木,重编木筏,可以从此直到兰州。

以上表明,炳灵寺河段河流湍急,只能“遵陆而行”。冯国瑞指出从凤林关至炳灵寺有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从凤林关北渡黄河,经崇王家、王家大山、海螺山到石窠,山路崎岖,到炳灵寺上寺,再到下寺、老君洞、臧寺等,共约四十里。清代王菏泽曾走过这条路线,至少需要两日行程,且路途艰险:

康熙十九年(1680)庚申之五月,南安王菏泽与孙谦若来游。先一日从莲花砦过黄河,上驼项山。抵暮行三十里,磴道蜿蜒,坡砂滚砾,几不受足,从者挽扶而行。至上寺,过佛母殿,则峰回路转,数十折,方至大佛阁。

这条道路与渡凤林关上长夷岭,然后南行至积石山的路线基本一致。“磴道蜿蜒,坡砂滚砾,几不受足,从者挽扶而行”的描述,应是指从长夷岭南入积石山的路况。第二条路线沿着凤林关黄河南岸的路线西行,再坐船渡河至炳灵寺的路线。冯国瑞从河州前往炳灵寺选择的是第二条路线。首先“涉过唵哥集的银川河,上了小坡,积石峡中的奇异状态,渐渐地陈列出来”,一路西行至龙窝石滩后,再向北渡过黄河,船渡进入寺沟峡,“羊皮筏有两个水手,只能坐三人,峡窄崖陡,全闭着眼不能看,还是要硬睁开定神的前进……”，通过“峡窄崖陡,全闭着眼不能看”的直观描述来看,过程十分艰险。限于黄河与小积石山的山势地貌,从河州通往炳灵寺的交通,若冬季沿着结冰的黄河出发,可一日往返;若完全陆行,单程则需两日,且路途坎坷;若沿着黄河南面的崖谷前行,后用船渡进入寺沟峡,虽单程不需要花费两日,但沿途多为山路,如唐张文成《游仙窟》叙述“日晚途遥,马疲人乏”,可能根据季节不同还需要渡河,故一日之内估计很难往返。

综上,从炳灵寺周边路线来看,并非无路可通,但无论是陆路还是水路都较为曲折。故一般从河州经鄯州至吐蕃的行者,若非礼佛者,从河州渡凤林关后,上长夷岭西北通往鄯州是最便利的路线,无需再向南走一日的险路前往人迹罕至的炳灵寺。

叁 

随着凤林川往来人员的增多,西魏大统十二年(546),刺史杨宽于凤林川内置凤林县。隋代又在此处设置凤林关官。严耕望指出，“河湟地区为中国中古时代西通羌浑、西域,西南通吐蕃、天竺之交通枢纽,诸凡使臣之往还,军事之进退,与夫僧徒商旅之进出,多取途于此”，其中经凤林关过鄯州后,西南既可到达吐谷浑都伏俟城,也可以通向吐蕃。而凤林关：

则今永靖县西黄河津渡,唐世即名凤林津,亦为凤林关在此之旁证。然则凤林之名本在积石之东、河州之北至黄河地区,有凤林山、凤林川、凤林关、凤林津,北朝于此立县,亦以受名。唐世县废,其后移名于河州之西,但不害关津仍在河州之北也。

严耕望虽然指出凤林关津的位置一直在河州之北,但却认为北朝时期于此设置的凤林县,在唐代被废后移名于河州之西。刘满等也赞同凤林县在唐代迁移的观点,并指出“天宝元年(742)将河州西南的安乡县改名为凤林县,这样后魏凤林县的名字就由河州州治枹罕县西北的黄河南岸,迁移到了枹罕县西南的漓水东岸,原来后魏的凤林县城就被《通典》称之为凤林故城”。另一方面,也有观点指出唐代凤林县并未迁移。如魏晋贤提出,仪凤元年(676)“唐政府把在‘河州西’的安乡县治移至大统十二年即公元546年北魏曾置过凤林县的‘凤林川’”。然而,要弄清并回答唐代究竟是将凤林县西移至安乡县，还是将安乡县东迁至凤林县的问题,还需要继续挖掘史料进行综合分析。

（1）《元和郡县图志》卷39“河州·凤林县”条

凤林县,中下。东南至州八十里。本汉白石县地。后魏大统十二年,刺史杨宽于河南凤林川置凤林县,因以为名。仪凤元年,于河州西移安乡县理此,又名安乡,天宝元年改名凤林。

（2）《旧唐书》卷40《地理志》“河州·凤林县”条

凤林 汉白石县,属金城郡。张骏改白石为永固。贞观七年(633),废县,置乌州。十一年(637)州废,于城内置安乡县。天宝元年,改为凤林,取关名也。

（3）《新唐书》卷40《地理志》“河州·凤林县”条

凤林,中下。本乌州,贞观七年置,十一年州废,更置安昌县,来属,天宝元年更名。北有凤林关,有积石山。

综合分析上述引文,可明确凤林关津与凤林县、凤林川之间的地理关系。大统十二年刺史杨宽在黄河南岸的凤林川置凤林县,凤林关位于凤林县北侧,两者应均位于黄河南岸。如前《水经注》所载,凤林山位于凤林川南，又在河州(枹罕)县北三十五里处。以此判断,在凤林关南不远处设置凤林县,一方面是由于往来人口众多,另一方面也是要保障凤林关的交通顺畅。

关于安乡县的迁移,《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为“于河州西移安乡县理此”,“理此”之处当为凤林川之凤林县;《旧唐书》为“于城内置安乡县”,其“城内”也是凤林川之凤林县城;《新唐书》“更置安昌县,来属”,“来属”之地亦是凤林川之凤林县。综上,并未见有将凤林县西迁的明确记载。而关于凤林县改名为安乡县的具体时间,前引《元和郡县图志》与新、旧两《唐书》中的记载不相一致,前者言仪凤元年将安乡县移于凤林川,后者载贞观十一年废乌州之后于城内置安乡县。可见, 《元和郡县图志》与两《唐书》所载关于凤林县的迁移时间相差了近40年。郭声波认为, 安乡县原在淳州乌城县(今夏河县东北清水乡)之西, 由于仪凤元年被吐蕃攻破, “被迫东移于淳州乌城县(即后之凤林县)。两《唐书·地理志》将安乡县移置事紧接于贞观十一年废乌州事后, 纪事当有脱漏”。笔者赞同郭氏将关于安乡县移置的时间确定在仪凤元年的观点, 但其将唐代凤林县的位置定在淳州乌城县的观点, 还有待进一步辨析。

《新唐书·地理志》“淳州”条注“贞观十二年以降户置于洮州之境,并置素恭、乌城二县。开元中废,后为羁縻”，而凤林县在贞观七年置乌州,应与当时党项羌的归降相关。贞观五年(631)以后党项羌拓拔赤词来属,为了安置其部落设置西戎州。翌年,党项羌前后内属者三十万口,此时的凤林县应该也是为了安置党项羌的内附部落,因人口剧增而升至为乌州,这与贞观十二年(638)淳州条所记述乌城县的设置没有直接关系。凤林县升至为州,既体现了凤林县的可容纳性,又彰显出凤林县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贞观八年(634),吐谷浑入侵凉州,唐军对吐谷浑采取军事行动,期间党项羌之前内属唐朝的部落叛归吐谷浑,即贞观九年(635)洮州羌杀其刺史孔长秀后附于吐谷浑。唐军破吐谷浑,洮州恢复了安定,拓跋赤词归附唐朝,拜为西戎州都督。此时凤林县的党项羌很可能西移洮州,故凤林县的人口逐渐减少,遂在贞观十一年乌州被废。贞观十二年吐蕃借口唐朝不许其公主,发兵攻吐谷浑,吐谷浑遁于青海之北,吐蕃“于是进兵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率其众二十余万,顿于松州西境。……遂进攻松州”,后被唐军击败后遣使谢罪。此年松州之战的归降者就被安置于北面的洮州境内,于淳州境内设置素恭、乌城二县。

关于安乡县设置时间的记载,《旧唐书·地理志》载“(贞观)十一年州废,于城内置安乡县。天宝元年,改为凤林,取关名也”;《旧唐书·地理志四》记载“(贞观)十一年州废,更置安昌(乡)县,来属,天宝元年更名(凤林县)”,从这两条史料来看,也可以将安乡县设置的时间理解为在贞观十一年至天宝元年之间,应与《元和郡县图志》中“仪凤元年,于河州西移安乡县理此,又名安乡”的仪凤元年相对应。此年,吐蕃先后入寇唐境鄯、廓、河、芳、叠等州,唐廷未能对此进行有效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河州西面的安乡县向东迁移至凤林县。《旧唐书》中“于城内置安乡县”一语,更加明确了是将安乡县东迁至凤林县城内。值的注意的是,从安乡县东迁至凤林县后,“河州”的州治发生了变化。《新唐书》记载：“河州安昌郡下。本枹罕郡,天宝元年更名。”前引《新唐书》记载乌州“十一年州废,更置安昌县,来属”,学界通过比对,皆认为《新唐书》可能是传抄《旧唐书》,迁移时间相同,将“安乡”失误抄成了“安昌”，故其州治也将“安乡郡”误记为“安昌郡”。《旧唐书·地理志》“河州”条记载:

……十一年,废乌州,以其城置安乡县,来属。天宝元年,改为安乡郡。乾元元年(758),复为河州。

《太平寰宇记》“河州”条，州治亦为安乡郡。而安乡县升为安乡郡的天宝元年,刚好与凤林县复名的时间一致。这说明,仪凤元年安乡县从河州西东迁至凤林县内,并取代其命名；然后又于天宝元年(742)东南迁至河州州治,将州治名称改为安乡郡,而故凤林县也与此同时,通过“取关名”又复名为“凤林县”。由此可知,凤林县与凤林关一直位于凤林川内。凤林县若是迁移出凤林川一带,和凤林关并无直接关系,也没有必要再“取关名”,复名为凤林县。

关于炳灵寺的命名含义,一直以来都有藏语音译和非藏语音译两种不同的声音。其中认为“炳灵寺”是藏语“仙巴炳灵”的音译,意译即为“十万弥勒佛”的倾向更大。魏文斌认为“炳灵寺”之名应始于唐代,理由是通过唐蕃双方使者多次途经炳灵寺,信仰佛教的吐蕃很可能已熟知炳灵寺,在弥勒大佛建成后将该寺称为“炳灵寺”。才让《“炳灵寺”寺名来源考》通过吐蕃本《大事纪年》载的藏语词汇,认为“炳灵”一词源于藏文’Bum gling。而这一藏语词汇最早出现于吐蕃时期,实与汉语之地名“凤林”有关。这一重要发现,如果结合唐蕃争战期间凤林关的战略地位,会更明确凤林关与炳灵寺之间命名关系与内在原因。

河州一带是早期吐蕃进犯唐朝的入口之一。仪凤元年“吐蕃寇鄯、廓、河、芳等州”,吐蕃与西突厥联合进攻安西。仪凤三年(678)唐廷任命中书令李敬玄为洮河道行军大总管、西河镇抚大使、鄯州都督。同年七月,李敬玄破吐蕃于龙支,随之九月又转战于青海之上,战败后还于鄯州。王万青指出吐蕃连续入寇龙支、鄯州、河州等地,炳灵寺、凤林关位于前哨地带,是唐军进出的重要通道。如炳灵寺第64龛上方撰写长篇题记,署名为“仪凤三年十月刑部侍郎张楚金撰”,内容可见:

三日大军……北明……桥……／见□□□□□□(刑)部侍郎张楚金……五□十里……／……作步舆□□□□□□□□□□□有圆□□……／……明也廿七……／……恩德初十……川……／秋稼□畴川东……／……李令□将军□□□□□□□□□行□□□□……／□□□□□欣然日更差使人喜□□□□□□□□□□□□要于此乃□□□□□□□北岸于是等皋乃／□□□□□□阁道入灵岩寺□□(后略)

从该题记开头的“大军”,可知张楚金随军队前来河州,而“桥”指的就是河州的凤林桥。从“……明也廿七……／……恩德初十……”,加上题记末尾署名的“仪凤三年十月□□”,可推测张楚金随大军至河州后,并与“李令□将军”或其派遣的向导在十月初十前往灵岩寺即炳灵寺参佛,为唐廷祈福。而所行军队很可能在翌年从凤林桥北渡黄河至鄯州,跟随黑齿常之大败吐蕃于良非川,并于河源“遂远置烽戍七十余所,度开营田五千余顷,岁收百余万石”，成为巩固鄯州的军事力量。

不仅出行的军队会派遣官员前往灵岩寺,还有往来使者也会在此出资修建造像并留下题记,炳灵寺下寺中段第51—54龛中记载:

1.大唐永隆二年／闰七月八日,巡察／使典雍州醴泉／县骆弘爽敬造／救苦观世音菩／萨一躯。(在第51龛下)

2.大唐永隆二年／闰七月八日,御／台令史蒲州河／东县张积善,奉／为过往亡尊／见存眷属,一／法界众生,敬造／救苦观世音菩／萨一躯。(在第52号龛下)

3.大唐永隆二年／闰七月八日,巡／察使判官岐州／郿县丞轻车都／尉崔纯礼为亡／考亡妣敬造阿／弥陀佛一躯并／二菩萨。(在第53号龛下)

4.大唐永隆二年／闰七月八日,陇／右道巡察使行／殿中侍御史王／玄敬造阿弥／陀佛一躯并二／菩萨。(在第54号龛下)

董玉祥指出第49—58诸窟,紧密相邻,排列在一起,是唐高宗永隆二年(681)“骆红爽、张积善、崔纯礼、王玄等”出资修造的。魏文斌认为这批巡查使的使命可能与吐蕃有着某种密切联系。包寿南论述唐蕃使者往来,除了和亲,引人注目的就是双方使臣的报丧、吊祭和朝贺、报聘活动。调露元年(679)吐蕃文成公主遣使告丧,并请和亲,没有得到唐廷允许,遣郎将宋令文使吐蕃,会赞普之葬。681年,吐蕃再次请和亲,欲尚太平公主,再次被拒。永隆二年炳灵寺题记中的署名, 应是这次所派出的报聘使者。但仔细观察题记内容, 发现其内容无一例外都是佛教活动,与出使内容毫无关系。这说明出使吐蕃的唐朝使者也会因炳灵寺佛教地位的显赫,专门前来巡礼,并开凿石窟。

开元十九年(731)，鸿胪卿崔琳出使吐蕃途中，副使膳部郎中魏季随在炳灵寺第148窟北侧《灵岩寺记》题记末署名，约73人中最后署名的三人分别是检校大夫功德僧灵岩寺主无量、都检校大夫功德官权知河州安乡县令上柱国、行尉王警献,均为河州寺主或官员。因大批使者经由安乡县渡凤林关前往炳灵寺礼佛,故凤林县所置安乡县的县令与灵岩寺主应做好陪同、守护与迎接工作。题记中“步自川远,幂于山幽”的“川”即凤林川,魏季随受崔琳之命,从凤林川的凤林关出发,携带随行官员名单至炳灵寺“爰命书佐,纪之岩楹”。开元十七年(729)，信安王祎拔石堡城置振武军,吐蕃请和,玄宗“诏御史大夫崔琳充使报聘。仍于赤岭各竖分界之碑,约以更不相侵”之时,崔琳很可能同样通过凤林关前往吐蕃。唐代凤林关不仅是连接佛教圣地炳灵寺的交通要隘,更是通往鄯州、吐蕃的重要通道。

开元二年(714)秋,吐蕃大将蚠达焉、乞力徐等率众十余万寇临洮军,又进寇兰、渭等州,掠监牧羊马而去。唐玄宗命摄左羽林将军薛讷及太仆少卿王晙率兵反击,“贼余党奔北,相枕藉而死,洮水为之不流”。吐蕃大军自西向东进攻临洮以及兰州、渭州的路线必然要经过凤林关,而洮水一带吐蕃军队为了通过凤林关返回蕃地,其逃亡路线亦是沿着洮水向北,遭到唐军的阻击后,以至于“洮水为之不流”。安史之乱前,唐朝对吐蕃的进攻采取了积极反击的态势,开元十五年(727),在“备吐蕃制”中明确分析了三条吐蕃进攻唐境的通道与应对措施:

贼于河西下,即令陇右兵取閤川,过朔方,合兵取新泉,过与赤水军合势邀袭,令河源、积石、莫门兵取背掩扑。贼于河源下,朔方兵从乳漫渡河,并临洮军兵马、河源军合势邀袭,赤水军取背掩扑。贼于凤林关下,朔方兵赴临洮,与鄯州兵合势邀袭,河源、积石兵取背掩扑。

从引文可知,吐蕃进攻唐境的三条通道分别是河西、河源、凤林关。凤林关与河西、河源等地区并列作为吐蕃东侵唐境的重要通道,显然它已经成为河州交通枢纽的代名词。当凤林关面临吐蕃的威胁时,朔方兵与鄯州兵为主力,河源兵与积石兵要与其相配合。鄯州兵作为主力之一,主要是因为凤林关是河州通往鄯州的主要通道。

关于炳灵寺的名称,目前汉文记载始见于宋代史料,如《青唐录》将炳灵寺记载为河州通往鄯州的交通要隘:

青唐、邈川,其地在黄河之曲,直西成都数千里,北占河湟间二千余里。河湟间有鄯、洮、渭、岷、叠、宕、廓州,唐属陇右节度,而鄯其治所也。……河州渡河至炳灵寺,即唐灵岩寺也。贞元十九年(802),凉州观察使薄承祧所建。……又二十里至青塘城。

《青唐录》记载河州前往青唐城(唐鄯州)的路线需要渡河至炳灵寺。这条路线与前文所述凤林关通往鄯州的路线相同,即从凤林关过河后西北上长夷岭,过龙支至湟水后,再西行至鄯州的路线。而炳灵寺位于长夷岭南三十里的积石山中,需走一日“磴道蜿蜒,坡砂滚砾,几不受足,从者挽扶而行”的山路,并非在交通主干线上。另外,关于唐灵岩寺的修建,从《法苑珠林》可知早在唐初即有灵岩寺一名。董玉祥对唐代炳灵寺石窟进行分期,指出盛唐时期开凿的数量最多。贞元年间唐蕃西线的争夺集中在西南方向的维、保、松、雅等州和西北方向的陇山地区,河州一带尚在吐蕃腹地之内,即使这一时期炳灵寺仍有修建石窟的情况,但凉州观察使薄承祧不太可能于此兴建灵岩寺。《宋史》卷492《外国传》亦记载元符二年(1099)七月,王瞻攻取邈川(乐都),有人献言“今不先修邈川以东城障而遽取青唐,非计也”,其中需要控制的军事要隘有“自炳灵寺渡河至青唐四百里,道险地远,缓急声援不相及”。从河州前往唐鄯州渡河之处的炳灵寺,魏晋贤早已指出宋安乡关桥(隋唐凤林关)与炳灵寺桥为同一座桥。故宋代炳灵寺交通路线的记载更多指的是宋代的安乡关桥,即唐凤林关处。

综上,关于北魏唐述窟与唐代灵岩寺的记载,主要与神鬼传说和佛教活动相关,因而佛教圣地炳灵寺与交通枢纽凤林关是两个独立的存在。然而,从北宋关于炳灵寺的记载可知,无论就其命名还是交通路线而言,炳灵寺与风林关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关联性,其主要原因在于唐蕃争战时期凤林关所具有的重要战略地位。

安史之乱的爆发致河陇军力空虚,吐蕃本《大事纪年》载唐肃宗宝应元年“尚结息与尚悉东赞等越凤林铁桥(Bum lIng ljag zam),率大军攻克临洮军、成州、河州等众多唐廷城堡”。才让据此提出:

凤林桥是唐蕃古道必经之地,也是从永靖前往炳灵寺的主要通道。……故吐蕃人非常熟悉“凤林(Bum lIng)”这个地名,而且因凤林关与炳灵寺相距不远,吐蕃人遂以“凤林”(Bum lIng)称呼炳灵寺石窟所在的地区。

凤林关与炳灵寺及其所在小积石山同位于河州,距离相近。一个是交通要隘,一个是佛教圣地,两者经常被共同记载。除了两地距离相近,“炳灵”源自于“凤林”藏语音译，最根本的原因是凤林关在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

凤林关在唐代被列为二十六关之一,唐蕃争战乃至北宋时期一直是河州、鄯州间重要的交通要道。大历二年(767),吐蕃赞普欲以凤林关为界划分领土。唐朝失去了凤林关,前往鄯州以及通往西域的道路也受到了阻碍。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中感叹“凤林戈未息,鱼海路常难”。吐蕃控制凤林关后,便肆无忌惮地进攻灵州、朔方,将唐蕃边界线向贺兰山一线推进，建中四年(783),唐廷无奈之下签订清水之盟,将“兰、渭、原、会,西至临洮”的各州定为吐蕃的疆界。元和十年(815),曾担任泾源军掌书记的沈亚之在收复河陇失地的战略中谏言曰：“邠宁军北固崆峒,守萧关;泾原军西遮木硖关;凤翔军逾陇,出上邽,因临洮取凤林关;……各以轻骑入贺(河)、兰,抚谕其遗人。飞声流势,延而益西,则故地尽可得也”，指出河州凤林关与原州萧关、木硖关均是收复故地的重要军事据点。如果这些据点得到控制,那么“故地尽可得也”。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张议潮奉表献河西之地，大中三年(849)唐军又收复三州七关,对抗吐蕃的前线阵地向西逐渐推至凤林关一线:

秦州刺史高骈诱降延心及浑末部万帐,遂收二州,拜延心武卫将军。(高)骈收凤林关,以延心为河、渭等州都游弈使。

《资治通鉴》卷249亦有收复“凤林关”相关记载,然而与《新唐书·吐蕃传》相比,收复凤林关的主人公却截然不同:

吐蕃酋长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来降,拜武卫将军,(李)承勋利其羊马之富,诱之入凤林关,居秦州之西。承勋与诸将谋执延心,诬云谋叛,尽掠其财,徙其众于荒远;延心知之,因承勋军宴,坐中谓承勋曰:“河渭二州,土旷人稀,因以饥疫,唐人多内徙三川,吐蕃皆远遁于叠宕之西,二千里间,寂无人烟。延心欲入见天子,请尽帅部众分徙内地,为唐百姓,使西边永无扬尘之警,其功亦不愧于张义潮矣。”承勋欲自有其功,犹豫未许,延心复曰:“延心既入朝,部落内徙,但惜秦州无所复恃耳。”承勋与诸将相顾默然。明日,诸将言于承勋曰:“明公首开营田,置使府,拥万兵,仰给度支,将士无战守之劳,有耕市之利。若从延心之谋,则西陲无事,朝廷必罢使府,省戍兵,还以秦州隶凤翔,吾属无所复望矣。”承勋以为然,即奏延心为河、渭都游弈使,使统其众居之。

胡三省注中考证“《新传》但云张义潮降,其后河、渭州虏将尚延心以国破亡,亦献款。秦州刺史高骈诱降延心及浑末部万帐,遂收二州,拜延心武卫将军。骈收凤林关,以延心为河、渭等州都游奕使。按《旧传》,高骈懿宗时始为秦州刺史。《新传》误也。今从《补国史》。因承勋移镇泾源,并延心事置于此”。李军认为“收复河、渭二州的应为高骈,时间应在其刺理秦州期间，而《通鉴》所据之《补国史》当系将高骈之事迹误植于李承勋”,提出河、渭二州的收复当在咸通二年（861）左右。黄楼亦排除大中年间李承勋诱降尚延心的可能性。进一步将尚延心以河、渭归唐的时间确定为咸通三年(862)底至咸通四年(863)初。两位学者虽明确河、渭两州的收复时间,但对收复过程的论证皆忽视或否定了李承勋的作用,笔者以凤林关为线索,重新审视李承勋与高骈在河、渭两州的收复过程中的作用。

关于高骈收复凤林关的时间,《新唐书》将此事系于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张议潮为节度使之后,如前文所引,胡三省已指出高骈在懿宗时(在位时间859—873年)始为秦州刺史,故依据《补国史》中将李承勋移镇泾源、招降延心之事系于大中十一年(857)十月条。唐僖宗时期(在位时间873—888年)林恩著《补国史》时不可能不清楚唐懿宗一朝凤林关收复的真实状况,之所以丝毫不提高骈,也没有提及盗取成果的宦官一派,而是强调大中年间李承勋的收复作用,如黄楼所述应与当时内廷党派之争密切相关。笔者认为《补国史》关于收复凤林关的记载,虽然不免有抹杀高骈功绩之嫌疑,但关于李承勋收凤林关的事情也并非全然虚构。前引《新唐书》与《资治通鉴》关于凤林关收复记载均以尚延心为收复对象,并都赐予其官职。但仔细思辨,两者记载的收复的军事背景与过程及其结果截然不同。

首先,李承勋与高骈收复凤林关时的军事背景不同。大中年间,尚延心虽以“河、渭二州部落来降”,但此时河、渭二州的情况是“土旷人稀,因以饥疫,唐人多内徙三川,吐蕃皆远遁于叠宕之西,二千里间,寂无人烟”,故此时尚延心的根据地根本不在河、渭两州,仅仅是统帅河、渭两州的百姓与羊马,居于凤林关之西。李承勋看中尚延心所率部众的羊马之富,遂“诱之入凤林关”,一个“入”字,体现出凤林关一带因长期战事,唐军并没有力量可以驻守此处。李承勋诱尚延心入凤林关后,使其“居秦州之西”的河、渭之间,不仅起到了招降安置作用,而且从名义上收复了河、渭地区。虽然尚延心主动提出“请尽帅部众分徙内地,为唐百姓”的建议,但仅是对李承勋设下“鸿门宴”的权宜之计。直至唐懿宗任高骈为秦州刺史后,“诱降延心及浑末部万帐,遂收二州”,与前李承勋诱降时不同,此时尚延心及浑末部落已居住在河、渭二州,且已经达到“万帐”的大型规模。所以高骈收复凤林关时与李承勋收复之时“吐蕃皆远遁于叠宕之西,二千里间,寂无人烟”的军事背景是不同的。

其次,李承勋与高骈收复凤林关的军事过程不同。吐蕃酋长尚延心之所以率河、渭二州部落来降,主要是因为李承勋驻守秦州时的情况是“将士无战守之劳,有耕市之利”,不难推测李承勋收复凤林关应是和平招揽,而尚延心率众入凤林关居住在河、渭地区后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导致李承勋为了“尽掠其财”,与诸将欲设计污蔑尚延心谋叛,听从尚延心“请尽帅部众分徙内地,为唐百姓”的建议,主要是希望西陲无事,达到“朝廷必罢使府,省戍兵,还以秦州隶凤翔”的目的。可见对于收复失地,李承勋与唐廷贯彻的方针一样同持消极的态度。懿宗因高骈武功谋略任其为秦州刺史兼防御使,“取河、渭二州,略定凤林关,降虏万余人”。高骈所作《寓怀》一诗:“关山万里恨难消,铁马金鞭出塞遥。为问昔时青海畔,几人归到凤林桥?”从“降虏万余人”和“铁马金鞭”来看,此次收复是出动了军事力量。高骈金戈铁马于凤林桥上,表现出个人以及当朝积极收复失地的决心,此处的“凤林桥”很可能是吐蕃军队在凤林关上修建的凤林桥。高骈“收凤林关”,相对于李承勋诱尚延心“入凤林关”来说,是非常明确地收复了凤林关。由于当朝不同的政治策略,决定李承勋与高骈收复凤林关的军事过程也是不同的。

最后,李承勋与高骈收复凤林关后的结果不同。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来降,李承勋拜其武卫将军,上奏尚延心的建议并任命为“河、渭都游弈使”,达到的效果是“使统其众居之”。而高骈收复尚延心,也是拜其为武卫将军,收复凤林关后,以延心为“河、渭等州都游弈使”,多出的一个“等”字,《新唐书》更加明确表明了唐廷寄希望于尚延心可以像张议潮那样收复更多的失地。正是这两次收复过程中尚延心所任命官职几乎相同,很容易让人产生两次收复为同一事件,但二者除了收复凤林关时的军事背景与收复过程不同,结局也是不同的。李承勋上奏之后,“以秦州刺史李承勋为朝散大夫、检校工部尚书、泾州刺史,充四镇北庭泾原渭武节度等使”，《旧唐书·宣宗本纪》将此事载于大中十一年九月。唐后期秦州刺史所带使职多为“陇右经略军使”“天雄军使”,而泾州刺史所带使职多为“泾原四镇北庭节度使”或“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等。大中十一年九月身为秦州刺史的李承勋不仅为泾州刺史,而且“充四镇北庭泾原渭武节度等使”,渭、武两州的加入无疑与李承勋收复河、渭两州密切相关。然而,与李承勋不同的是,高骈金戈铁马收复二州失地的成果立刻成为宦官集团夺权过程中的胜利果实,高骈则被派遣至最南端的安南讨伐南蛮,以至于发出“今日海门南面事,莫教换似凤林关”的感慨。同样收复了凤林关的两人命运却迥然不同,这些都是不可抹杀的历史痕迹。故《新唐书》虽为高骈正名,但完全忽略了李承勋的作用,并有将二者收复凤林关的事件混二为一之嫌。胡三省虽采用《补国史》的记载,亦将二者收复凤林关混为一谈,直接否定了高骈的功绩。

综上,从李承勋与高骈收复凤林关的军事背景、过程以及结局的不同可知,纵使《补国史》抹杀了高骈收复凤林关的功绩,但李承勋收复凤林关一事也不可能是完全凭空杜撰的。从李承勋至高骈,经过诱尚延心“入凤林关”,到收复尚延心所占失地凤林关即“收凤林关”,一“入”一“收”,都是收复河、渭二州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唐代凤林关与炳灵寺的直线距离较近,两者在交通路线与功能上易被混淆。凤林关作为河州通往鄯州、吐蕃的重要通道和最便捷路线,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具有重要的交通战略地位;而其西面黄河沿岸的炳灵寺则为佛教圣地,故而前往炳灵寺的交通路线更多用于佛事活动。

北魏时期, 随着往来凤林关人员的增加, 于凤林川内设置凤林县, 虽几经更名, 但凤林县、 凤林关并未发生迁移。唐蕃争战时期, 炳灵寺的命名源于凤林的藏语音译, 故《青唐录》与《宋史》所载作为交通要津的炳灵寺, 实则是指凤林关的交通路线。产生这种关联的原因,除了两者位置相近， 更多的是凤林关在唐蕃争战中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宝应元年(762)， 吐蕃通过“凤林铁桥”攻克临洮军、 成州、 河州等众多唐廷城堡。唐蕃诸多使者、 军队均经行凤林关津往来河州与鄯州之间, 沿途礼佛者会前往炳灵寺修窟题记。大历二年凤林关一度成为唐蕃分界线, 吐蕃占据凤林关后, 将边界线向东推至贺兰山一带。大中年间李承勋诱尚延心“入”凤林关、 咸通年间高骈“收”凤林关,吐蕃退出陇右之际, 凤林关是其重要的军事要道。吐蕃在河州约百年的统治, 期间“炳灵”的命名源自于“凤林”的藏语音译, 其影响延伸至北宋时期, 使原本交通功能和路线不同的炳灵寺与凤林关混为一谈。如今, 凤林关遗址已被刘家峡水库淹没。“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 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 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明确指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与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本文在厘清唐代凤林关与炳灵寺关系的基础上, 呼吁加强对丝路交通遗址的保护与研究,厚植“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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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文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14—26页。文章转载自“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