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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家垄遗址的性质
摘要: 经过2016~2023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揭示了苏家垄遗址是一处包括高等级墓地、居址、大面积矿冶遗存的曾国都城性大型城邑，曾伯 墓和矿冶遗存的发现，表明了苏家垄遗址在周代“金道锡行”上的重要地位。
家垄遗址位于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市坪坝镇，大洪山东南麓，随枣走廊的南端。漳河从遗址的南端流过，注入涢水，汇入长江。遗址包括墓地和居址（含冶炼遗址）两部分，墓地主要有苏家垄、石家垄、方家垄三处墓地；遗址主要有罗兴遗址点（含居址和矿冶遗存）、范家湾遗址点。
苏家垄遗址历经了4次考古发现与发掘，1966年在此发现了M1，出土了“曾仲斿父”青铜器群[1]；2008年在M1不远处抢救发掘了M2，清理出鼎、簋等青铜器[2]；2015～2017年，在考古勘探的基础上对苏家垄墓地进行了较全面的揭露，同时围绕墓地对漳河流域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了罗兴居址、矿冶遗址点；2017～2023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科技大学等单位对遗址开展了系统的区域调查和勘探，在此基础上对遗址进行了连续的考古发掘。经过几年的工作，关于苏家垄遗址的范围、各部分的年代和性质等我们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
苏家垄墓地是苏家垄遗址最早发现的部分，遗址也因此而得名。墓地位于遗址北部南北向的椭圆形岗地上，1966年因当地农田水利建设，出土了一批包含“曾侯仲子斿父” “曾仲斿父”铭文器的青铜器，后确认这批青铜器应出自一座墓葬；2016至2017年对墓地进行了较全面的揭露，清理墓葬101座，车马坑2座，出土青铜礼器500余件，发现了“曾伯”及其夫人“芈克”墓在内的多座较大型墓葬[3]（图一）。
图一 苏家垄墓地墓葬分布图
苏家垄墓地墓葬分布图苏家垄墓地发现发掘后，关于墓地的性质，学界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讨论。发掘者根据墓地M1出土的“曾仲斿父”铜器群，认为M1达到了曾国国君墓葬等级[4]。特别是2016～2017年对墓地进行的较全面发掘，M79和M88夫妇墓及整个墓地布局的揭示[5]，为认识墓地的性质提供了更为重要的支撑。M79出土了5鼎4簋、3鼎4簠两套青铜礼器，发掘者认为其青铜礼器随葬规格与国君墓葬级别相匹配；M79墓主曾伯青铜礼器铭文的“为民父母”的语气，“克狄淮夷，抑燮繁阳，金道锡行，既俱俾方”的责任和担当是周代诸侯才有的气势和魄力；其妻M88墓主芈克青铜礼器铭文“夫人”的称谓，也是春秋早期国君配偶才能使用，从而也映证了曾伯曾国国君的身份。俞伟超、高明先生在讨论周代用鼎制度时将苏家垄M1出土的鼎簋作为周代诸侯九鼎八簋鼎制的例证[6]；李学勤先生亦认为苏家垄铜器群包含列鼎形式的九鼎，属诸侯级别[7]；黄锡全先生认为“曾侯仲子斿父”是“继位称侯后仍保留排行的一种称谓”，故而斿父是从“曾子”到“曾仲”到“曾侯”[8]；朱凤瀚先生根据“曾侯仲子斿父”铭文，也认同苏家垄M1国君墓葬的规格[9]。不过，也有学者以曾伯非曾侯，进而推定苏家垄曾侯仲子斿父、曾伯并非国君[10]；张昌平先生认为曾侯仲子斿父“是否为曾侯一级，尚难确定”[11]；还有学者从曾侯世系的角度，认为从郭家庙到苏家垄再到枣树林墓地所出曾侯排序[12]不对，苏家垄曾仲斿父铜器群的年代与郭家庙曾伯陭铜器的年代相当，郭家庙墓地到义地岗墓地曾侯排序“没有缺环”，从而推定苏家垄曾仲斿父不是曾侯[13]。
鉴于目前苏家垄遗址已经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查勘探[14]和发掘[15]，应当从整体布局的角度考察苏家垄墓地的性质。苏家垄墓地百余座墓葬，从北到南以M1（附葬有车马坑）、M79和M88（分别附葬车马坑）二组大墓为中心[16]，中小型墓有序分布于周边，M1、M79为曾侯墓，M88为曾侯夫人墓。墓地最东亦自北往南有序分布曾太师、曾太祝、曾太保三座中等贵族墓葬，除曾太师墓被毁，仅存“曾太师”旁乐铭文鼎外，M3“曾太祝”墓随葬2鼎2簋1壶、M8“曾太保”墓随葬3鼎4簋1壶，随葬青铜礼器规格与其身份基本相符。“太师、太祝、太保”应是曾国政治中心所设职官，绝非小宗所能设（除非出现曲沃代翼的极端事件），也进一步佐证墓地是随葬曾侯的曾国公墓地[17]。
1966年出土的“曾仲斿父”铜器群[18]，附耳鼎、壶等器的特征指证墓葬年代可能在春秋早期。2016年发掘的M79曾伯、M88芈克铜器群中[19]，簠直壁较郭家庙M1∶6簠长，形态偏晚，应为春秋中期偏早。推测曾仲斿父、曾伯、芈克墓年代当在公元前690～前650年之间。而郭家庙曾侯墓年代不晚于公元前690年[20]。枣树林墓地曾侯铜器群年代明显晚于苏家垄[21]，如曾公求簠[22]、曾侯宝簠[23]的直壁明显比曾伯长，枣树林曾侯墓年代在公元前642年至春秋中期。因此，郭家庙曾侯墓、苏家垄曾侯墓、枣树林曾侯墓的年代分别为公元前690年之前、公元前690～前642年、公元前642年之后至春秋中期，刚好前后衔接。
曾伯墓只用5鼎4簋随葬，也是曾伯墓以及苏家垄墓地性质存在不同看法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从曾侯的身份看，其随葬礼器的规格应远高于此。不过，曾伯墓出土5鼎4簋外还出土了3鼎4簠，表明曾伯墓用鼎两套。战国早期曾侯乙随葬9鼎8簋外，还随葬了5鼎4簋，新近发掘的战国晚期楚考烈王墓也有相同的情形出现[24]，可见从春秋早期曾伯墓[25]、战国早期曾侯乙墓[26]、战国晚期考烈王墓都是以鼎簋、鼎簠两套组合随葬，体现了墓主诸侯的身份等级。春秋早期诸侯随葬5鼎4簋，曾伯墓也不是孤例，北赵晋侯墓地M93（一说是晋文侯墓），仅用5鼎6簋，较5鼎4簋多用2簋以显较高地位。曾伯墓用5鼎4簋之外加葬3鼎4簠，足显其国君之尊。认为“曾侯仲子斿父”是曾侯第二子也是影响对斿父身份的判断，“曾侯”是地位身份，仲子斿父是把斿父的排行放在人名前面，比如“曾子伯”以及苏家垄墓地出土的“曾子仲” [27]亦如此，“曾子”是身份，“伯” “仲”是排行，放在了人名前面。
“金道锡行”簠器主“曾伯”的身份和墓葬，自苏家垄墓地发掘后得到确认，簠铭 “克逖淮夷”的气势，控制“金道锡行”的能力，都体现了曾伯的曾侯身份。此外，M79出土璧、珠材质为萤石，黑暗中经光透射可见璧绿光芒，与文献所载“夜光璧” “明月珠”相符[28]。珠、璧组合随葬也显示墓主不同寻常的身份。《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中“明月珠”同时有“随侯珠”的称谓。为此，苏家垄墓地是包括“曾侯仲子斿父”和曾侯“曾伯”两代曾国国君墓，以及“曾伯”夫人“芈克”墓，曾国“大保” “大祝” “大师”等高等级贵族墓在内的曾国公墓地。
2017～2023年围绕苏家垄墓地开展的区域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发现和确认了范围较大的居址和大面积矿冶遗存，使苏家垄遗址的内涵大大丰富。居址和矿冶遗址点位于漳水的二级阶地的平坦地带，其主体所属年代与墓地年代相重合，但二者延续的时间较墓地长。苏家垄墓地总体年代属春秋早期至春秋晚期，遗址的主要部分年代为春秋中期，部分遗迹、遗物的年代可能早到春秋早期和晚至春秋中期以后。苏家垄遗址与枣阳周台、随县狮子湾、随州王家台、广水巷子口等曾国同时期遗址具有高度一致的文化面貌，同时遗址出土炼铜炉、大面积铜炼渣、铜矿石、鼓风管、铜锭等遗存，因此，苏家垄遗址应是一处包括墓地、居址、冶炼作坊的曾国大型城邑[29]。苏家垄墓地M88出土的“陔夫人芈克”簠铭中的“陔”可能是曾国当时所在都城名，是曾国的政治中心，曾伯夫人“芈克”当为因都城名而称“陔夫人”。
苏家垄遗址是周代“金道锡行”的重要节点。“曾伯”簠“克逖淮夷，抑燮繁阳，金道锡行，具既俾方”铭文，指出商周时期南方的金属矿产资源通过长江经繁阳（今河南新蔡县、平舆县和安徽临泉县一带）、随枣走廊送达洛阳、西安的路线。李学勤先生认为晋姜鼎“易卤积千辆”和戎生钟“嘉遣卤积”的铭文，记载了公元前740年晋国派遣大批车队运输食盐前往繁汤交换铜料的史实[30]，进一步证实“金道锡行”的存在和重要性。包含“曾伯”墓在内的苏家垄遗址的发现发掘为探讨汉淮与中原地区之间资源的流通及周王朝经略南方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1]湖北省博物馆：《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铜器》，《文物》1972年第2期。[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京山苏家垄墓地M2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1年第2期。[3]方勤等：《湖北京山苏家垄遗址考古收获》，《江汉考古》2017年第6期。[4]同[1]。[5]方勤：《曾国历史与文化——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61页。[6]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2期，1979年第1期。[7]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11页。[8]黄锡全：《曾器铭文中之“曾子”称谓问题简述》，《古文字研究》第32辑，中华书局，2018年，第163~176页。[9]朱凤瀚：《关于春秋金文中冠以国名或氏名的“子”的身份》，《古文字与古代史》第5辑，“中研院”史语所，2017年，第147~168页。[1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47页。[11]方勤：《曾国世系及相关问题研究》，《江汉考古》2021年第6期。[12]方勤：《曾国世系及相关问题研究》，《江汉考古》2021年第6期。[13]胡刚：《两周之际至春秋中期曾侯墓略论》，《江汉考古》2024年第1期。[1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北京山苏家垄遗址及周边考古调查简报》，《江汉考古》2023年第1期。[1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京山市苏家垄文物管理所编：《金道锡行：苏家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印记》，武汉出版社，2024年。[16]同[3]。[1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京山市苏家垄文物管理所编：《金道锡行：苏家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印记》，武汉出版社，2024年，序。[18]同[1]。[19]同[5]。[20]同[12]。[21]郭长江、李晓杨、陈虎等：《湖北随州义地岗墓群曾国墓葬布局分析》，《江汉考古》2024年第1期。[2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市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考古》2020年第7期。[2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M168（曾侯宝）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24年第1期。[24]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发布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考古发掘以及文物保护重要成果。[2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京山市苏家垄文物管理所编：《金道锡行：苏家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印记》，武汉出版社，2024年。[26]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27]见苏家垄遗址博物馆展览资料。[28]同[16]。[29]同[16]。[30]李学勤：《戎生编钟论释》，《文物》1999年第9期。
作者：方勤（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文刊于：《江汉考古》2024年 第５期责编：昭晣 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