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的青海，从这个月开始，气温慢慢开始回落，树叶慢慢开始变黄， 庄稼也是沉甸甸地低下头等待收割。9 月 27 日，接到梁官锦的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在去单位（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报到前先到考古工地参加发掘工作。听到这个消息甚是激动，连忙答应。

据了解，这次发掘工作位于海东工业园区，海东工业园区经青海省委、省政府批准于 2011 年 2 月成立。2013 年，在海东工业园区管委会的支持下，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宁夏银川惠晟博钻探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对工程建设用地范围进行了考古勘探。勘探中分别在东庄村东北和马鞍山，共发现古墓葬 25 座、窑址 4 座、活土坑 19 处。根据行政区划和已往考古调查资料， 分别命名为东庄村东北墓群与马鞍山墓地。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互助县文管所计划于 2013 年 9 月底开始联合对互助高寨物流园区建设涉及的古墓葬、窑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领队闫璘，参与发掘工作的人员有陈海清、李国林、刘林、王培芳。

接到梁官锦电话已经是晚上了，我立刻与此次发掘的领队闫璘老师取得了联系。闫璘老师说我可以随时赶往工地参加发掘。次日我便开始购买装备，收拾行装，准备赶往工地。

10 月 1 日，乘坐班车近一个小时，我终于到达了发掘现场。现场已被工程车辆平整过，所有墓葬的封土均已经不见。一个个遗迹已被白色石灰标记出来，甚至有些墓葬顶部的砖块已经露出来。我跟随工地的老师们沿着每一个遗迹把整个工地情况了解过后，便迫不及待地拿起手铲准备开始发掘。根据“先晚后早”的发掘原则，首先需要清理六座清代土坑墓葬。待工人清理完表土后，我便开始刮面寻找墓葬的开口范围，记得上次参加发掘工作已经是在 2011 年的本科实习了。很快在找边的过程中，对发掘工作的生疏、经验不足等问题暴露出来了，一个个手铲印布满了墓壁，越想修饰反而越多，这时才发现实习期间学的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就还给老师了。幸运的是，工地上的每位老师都有非常丰富的发掘经验，在他们的耐心帮助下，才算逐渐找回了丢失的“技艺”。俗话说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田野发掘技术作为考古工作者的看家本事，马虎不得。刮面找开口、壁面找边、人骨清理、照相绘图、遗物收集。虽说这些都是再基础不过的工作，但我依然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每一步，生怕有疏忽和错误，对所发掘的遗迹造成不必要的破坏。

就这样，从几个清代土坑墓的清理，到汉代砖室墓的清理，再到发掘窑址时对复杂堆积物的清理，自己的发掘技术也逐渐提升起来。在自己对发掘工作慢慢轻车熟路后，才算是有精力好好地享受在发掘工地的日子。11 月初秋天的青海真是百草衰，时不时狂风四起，卷起漫天黄土，又大又平的工地现场毫无遮掩，任凭黄风鞭挞。工作人员虽全副武装，但每天下工时都能从鼻子和耳朵里倒出很多土。我为了躲避风沙，经常蹲在墓室里绘图，但依然灰头土脸，甚至图纸被风扯坏。

图1  发掘刚开始时的现场

月底，青海已经完全进入冬季，寒风刺骨。站在工地上，每刮过一阵风， 就像刀子在身上割。无论穿多厚，只要在遗迹旁边站一会儿，鼻子和四肢就冻得失去知觉。实在受不了就躲进看守工地的帐篷里烤火取暖，一进帐篷摘掉手套和帽子，大家一个个“面红耳赤”，像是醉酒。等自己稍微恢复一些体温，就再次出去指挥工人进行发掘工作。生怕烤火时发掘会出什么问题。

图2  工地上黄风中辛勤劳动的工人

这年青海的雨水很多，从秋天开始下雨，到冬天鹅毛大雪也经常光临。对于发掘工作来说，寒冷其实算不上困难。但降雪和低温确实给发掘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阻力。因为青海到了冬季会出现冻土层，只要温度骤降，所有遗迹都会被速冻起来。冻土的硬度堪比混凝土，壮实的工人全力用十字镐砸下去，地上仅出现一个小窝。在发掘地层出土方时还好，只要克服困难把表面冻土层去除后，后面的发掘会很容易。但面对已经暴露的被冻住的遗迹，发掘确实困难，刮面像是在刮铁，找边手铲会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对于墓葬和窑址发掘时我们用彩条布盖住墓顶，将火盆移入墓室内，燃炭取暖，等待解冻后，再进行清理。发掘工作艰难而缓慢，但又别无他法，每清理一个墓葬的时间相较于夏季要多达一倍以上。记得工地的帐篷中有一个烤箱，大家会带一些土豆、红薯，放在烤箱里烤着，等实在冻得受不了的时候，拿一个捂在手里取暖，在寒冷的墓室里，那种温暖能给人带来“热泪盈眶”的体验。

图3  工地上空正在降落的飞机

3 个月过去了，整个东庄村东北墓群与马鞍山墓葬都已完成了所有发掘工作。在最后阶段为整个发掘区拍照时，站在墓群的制高点看到一个个清理完毕并打扫干净的遗迹，心中不由得觉得震撼，同时在整个发掘期间的每一个瞬间也涌上心头。值得欣慰的是，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此次发掘的成果丰富，收获很大。

图4  雪中坚守的工作人员

图5  雪中清理工作现场

经发掘的汉晋时期墓葬共计 21 座。

土坑墓 1 座，平面略呈梯形，通长 2.5 米，宽 1.36 至 1.64 米。梯形木棺，木棺四壁紧贴墓圹，棺板厚约 2 厘米。木棺腐朽严重，仅存痕迹。棺内发现人骨一具，侧身屈肢，双手交叉置于胸前。随葬品有铜包边漆木器、铜带口、连珠纹兽面石质串饰等，均置于棺内。

砖室墓 20 座。其中 1 座残损严重，形制不明。其余 19 座墓冢均消失， 且大部分墓室顶部、甚至墓室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扰乱和破坏，从残存遗迹现象观察，这些砖室墓均由斜坡墓道、墓圹、墓门、墓室等部分组成。依据墓室顶部构造形式，大致可分为 ：单室券顶墓、前穹窿顶后券顶墓和双穹窿顶墓三类。

券顶墓 7 座。墓门辟于墓室前壁中部，封门砖呈“人”字形排列。墓顶均采用榫卯结构的“子母”砖并列起券。四壁由条砖以“平砖顺砌错缝”法垒砌。墓底多是由条砖斜向错缝平铺，或以“人”字形错缝平铺而成。依墓室的形制又可分为单室券顶墓和前后室券顶墓。单室券顶墓 3 座， 位于墓群的东部，坐南向北。规模较小，通长 6.7~9.2 米，墓道长约 3 米、宽约 1.2 米，墓室宽 2~3 米。前后室券顶墓 4 座，修筑方式与单室券顶墓大体相同，只是在墓室内又修砌一道短隔墙，将整个墓室分为两部分。其规格除 15 号墓的较大外（15 号墓通长约 19 米，有七重门券、双层券顶， 后室由方木构建椁室），其余 3 座墓葬通长均在 8 米左右，墓道长 2.6~3.6 米， 宽 1.2 米，墓室宽 2.2 米。

除耳珰、珠饰、铜钱等饰品外，随葬品一般集中放置在墓室前部，或置于前室。随葬的动物多为猪、羊。随葬品依质地可分为陶、铜、铁、漆木、泥、琉璃、玛瑙等，还见有动物骨骼。陶器主要以泥质灰陶为主，器类有鼓腹罐、陶灶、砖构件等。在 M11 中还出土有彩陶瓶、夹粗砂红陶罐各 1件。铜器有铜镜、罐、铜盆、铜印、弩机、带钩、车马器、勺、指环、带扣、顶针、五铢钱等。铁器有犁、釜、剑、棺钉等。漆木器均为红漆木胎， 部分包有铜边，主要器类为案、盒和耳杯等。

图6  前后室券顶墓——15号墓

前穹窿顶后券顶墓共 3 座。其修筑方式是前室修筑为穹窿顶，后室依旧采用传统的小砖券顶结构。该型墓葬通长均在 10 米左右，墓道长 4 米，宽 1.2 米，墓室宽 2.7 至 3.4 米。均坐北向南，抑坐南向北。随葬品有泥质灰陶鼓腹罐、铜弩机、铜指环、铜灯座、五铢钱、漆耳杯、琉璃耳珰、羊形琥珀、玛瑙珠、骨珠、贝饰等。

双穹窿顶墓 9 座。墓门通过甬道与墓室前壁相连，封门均由一些形制不规整的墓砖以顺砌错缝法或呈“人”字形垒砌。墓顶为“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墓壁均由长方形条砖以“横平错缝与丁立、立面相砌”的方式砌筑， 四壁稍有外弧，墓底与甬道齐平，或略低于甬道。墓底铺底砖呈“人”字形排列，或以错缝顺砌平铺。由于该型墓葬墓室顶部高度较高，一般都有高大的封土堆，易成为历代盗墓者光顾的对象，因此较券顶墓而言其受扰程度更大。该型墓可依墓室形制分为单室穹窿顶墓与前后室穹窿顶墓。其中单室穹窿顶墓共 3 座，均坐北向南，或坐西向东。通长 7 至 8 米，墓道长 3 至 5 米，宽 1.1 至 1.5 米，墓室宽 3.3 米左右。前后室穹窿顶墓共 6 座，均坐北向南，通长在 10 米左右，墓道长约 2 米，宽 1.5 米，墓室宽至 3 米。

随葬品包括有陶、铜、漆木、铅、石、泥、骨器、珠饰等。陶、铜、漆木器和珠饰较多。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器类有罐、囷、灶、盆、灯、仓、釜、甑、砖臼；铜器有铜镜、铜弩机、铜手镯、铜指环、铜顶针、铜环、铜花、铜簪等 ；漆木器均为红漆木胎，部分漆木器包有铜边，主要有漆木盒、案等 ；珠饰主要有玛瑙珠、蜜蜡珠、骨珠、石珠、绿松石饰等 ；还出有铅环、石砚板、泥灌等。

图7  砖室墓

这些砖室墓虽墓室内多被扰乱，但依旧有部分墓葬的葬具保存完好， 且个别规模较小的墓葬未被盗。从残留下的葬具和遗骨看，这些墓葬多为合葬墓，有夫妻合葬与家族合葬墓，遗骨多呈仰身直肢状。

发掘窑址共计 4 座。主要分布在墓区的西部，1 号窑、2 号窑呈东南向， 3 号窑、4 号窑均坐北向南。其中 2 号窑保存状况较差，残存部分挡火墙和窑床烧结面。其余 3 座均为双火膛长方形窑室，顶部已坍塌。这些窑址它们均由操作场所、投柴口、火膛、窑室、窑床、烟道六部分组成。构筑方式是先从地面向下挖一长方形坑，底部铲平作为窑床。在较长的一个壁上修筑 3 个烟道，并在另一个长壁上挖两个四分之一球状的土洞，然后再向下挖一部分作为火膛。同时在两个火膛的外侧平整出一个较大的活动面，于活动面中分别挖两个操作坑，并分别与两火膛以投柴口相通。在烧制墓砖时，应是先放好砖坯，然后再砌筑临时窑顶，通过与操作坑相通的投柴口投入木柴，待墓砖烧制好以后，将窑顶破坏后取出烧成的墓砖。火膛中的灰烬和炭屑由投柴口掏出，临时堆放在活动面或操作坑中。

图8  窑址

这些窑址通长在 6.6 米左右，其中窑室长约 4.5 米，宽 2 米至 2.4 米，深 1.2 米。烟道一般宽约 15 厘米，进深 15 厘米。窑床高于火膛底部约 0.5米。火膛长宽均为 2 米左右，高 1.23 米至 1.9 米不等。操作坑长宽均为 2米，深 1 米。窑壁、窑床及火膛顶部均见有青灰色烧结面，厚 3 至 15 厘米，其外层见有红色烧结面，厚 18 至 34 厘米。

在窑室、火膛、操作坑中均出土有较多的废弃的砖坯、木炭等。从各窑火膛与操作坑所出土的木炭来看，主要为植物燃料。值得注意的是，在4 号窑窑床上见有摆放整齐的砖，呈南北向排列，共 11 组，组组间距 0.15米至 0.18 米。每组均有两排长方形条砖立面相砌，且两两南北向顺砌。窑室西北角又有一部分砖呈东西向放置在最西侧一组长方形条砖上，均立面相砌。窑室内形制较为完整的砖，近 80 块。经观察，这些砖质量均较差，有的形状不规整，有的断裂，多为劣质品。窑床表面见有一层灰色均匀的沙土层 , 这使得砖坯放置得更加稳固。

关于墓群的年代，我们通过对砖室墓内出土物的整理并结合墓葬形制可将这些墓葬分为三个时期 ：东汉早期以单室券顶墓为代表，东汉中期以前穹窿后券顶墓为代表，东汉晚期至魏晋初以单穹窿顶与前后室穹窿顶墓为代表的。

关于窑址的年代，因窑址中并未见有任何可提供年代依据的出土物， 还难以确定。但通过将窑内出土的墓砖与墓群中墓砖进行比对后，基本可以确定这些窑就是为建造这些砖室墓而用来烧制墓砖的。再结合窑址与墓群的位置关系，基本可大致确定这些窑的年代与汉墓群应处同一个时代， 至于其具体年代还待进一步研究。

虽然此次发掘的墓葬群和窑址在工业园区建园过程中遭受到了一定的破坏，许多墓葬也多次经过盗扰。但是无论是从墓葬、窑址形制，还是出土物的角度来看，此次发掘工作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汉王朝领土在西北地区的扩张和迁移及河湟地区土、客文化关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物证。丰富的出土文物中所呈现的西域特色更是体现出河湟地区在两汉时期作为中西交流通道所起的重要作用。有如下例证 ：

（一）汉武帝时期，通过移民屯垦等方式中原汉文化迅速进入了河湟地区，并在这一地区逐渐根深蒂固。该遗址是继上孙家寨、陶家寨汉墓群后， 为汉文化墓葬制度及其“厚葬”之风在这一区域的流行提供了又一重要物证。

（二）在 12 号墓、14 号墓、21 号墓发现有带戳印、刻划纹符号、动物足印的墓砖。戳印多为长方形，长 4 厘米，宽 2 厘米，呈“目”字形。刻划纹符号多不成型，在部分墓室的四角常见刻划有“十”字符号的墓砖。此外还见“三十”“五十”“九十”“二百”“四百”等计数字符。这些计数符号与所发现的窑址都可反映出河湟地区在当时应有较为发达的窑制技术。

图9  带有戳印、刻划文的墓砖

（三）随葬品中见有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彩陶瓶、卡约文化陶罐和匈奴文化特征带扣等当地土著及少数民族文化遗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 18 号墓中见有卡约文化夹粗砂陶罐与灰陶鼓腹罐共出的情况，且通过对墓主遗骨的观察，男性墓主的骨架较墓群中同形制墓葬的其他墓主高大魁梧， 具有游牧民族的体质特征。这映射出了在当时汉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相互交融的真实姿态。

图10  民族融合现象

（四）此次出土的羊形瑞兽琥珀、蜜蜡珠、蓝水晶等随葬品，很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来由西方传来。尤其是此次发掘出的瑞兽形琥珀，外形呈伏卧状，通长 5 厘米、高 3.5 厘米、宽 3.2 厘米，重约 38 克，体型较大， 在我国已经发现的同类文物中亦属罕见。在汉代，我国的辽宁、河南、云南地区虽然也产琥珀，但琥珀的主要产地在波罗的海沿岸一带。琥珀是东西通商史上的重要交流物资。这些物品的出现，反映出在当时河湟地区已成为中西交流的重要通道。

图11  东西交流的物证

（五）在此次发掘过程中，为加强文物保护宣传工作，普及考古知识，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高寨镇中学还共同举办了一次以“走进考古工地， 探寻文化根基”为主题的公众考古活动。此次活动不仅规模大、内容丰富， 让青少年了解到真实的考古学，而且增强了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和对文博工作的进一步支持。

图12  考古文物及公众考古活动现场

次年 4 月 24 日，工作队已经完成了所有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工作， 把一件件修复好的文物整理装箱装车，并将驻地打扫干净，最后为清理基地的大门上锁，此次互助高寨物流园区汉墓群的发掘和整理工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坐在车上，离又一个让自己成长的地方渐行渐远，心中多有不舍， 但也非常充实。

作者：李冀源

来源：《青海文化·考古卷》

转载自：青海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