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的畤祭礼仪开始于秦襄公。《史记·封禅书》载：“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皋之神，作西畤，祠白帝。”此后秦文公作鄜畤于陈仓北阪，祭白帝；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又记“唯雍四畤，上帝为尊”。此即秦在雍地所创建的四畤，分别祭白、青、赤、黄四帝。多年来的考古工作，发现秦汉时期的畤祭遗址多处，其中资料报道较多的有：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下站遗址，出土的陶片上有“密”字陶文，被认定为是秦宣公四年（公元前672年）所立的密畤，后沿用到西汉晚期[1]。宝鸡市陈仓区吴山遗址，属战国至西汉时期，被认定为吴阳下畤[2]。凤翔雍山血池遗址，出土的汉代陶瓮、陶盆上多刻有“上畤”“下畤”“下祠”等字样，说明此畤原可能是“上畤”或“下畤”之处，被推定为西汉刘邦在此所立的北畤之地[3]。甘肃省礼县鸾亭山遗址，被认定为西汉时期的西畤遗址[4]。这些畤祭遗址中均出土有玉人，研究者对其所体现的身份及功用有不同的认识：有认为在祭天时作为人牲的代替品或象征物[5]；有认为是祭祀活动中供神灵依附的“尸”，或“秦人畤祭时有祖先配祀”，意即此玉人或是秦人祖先的神主或神像[6]；有认为畤祭遗址出土的玉人与祭仪中的巫祝人物有关，象征候神的低级巫师，是先秦时期暴巫、焚巫陋习的孑遗[7]。对于畤祭遗址为什么从春秋至西汉数百年间均出土造型基本相同的男女玉人一对？究竟是体现何种身份？又起什么样的功用？还是要从畤祭遗址出土玉人的特点及畤祭礼仪来分析。

从目前发现的畤祭遗址的时代看，从春秋直至西汉时期，各时段的畤祭遗址均有发现。畤祭遗址出土玉人有一系列的突出特点：1.在祭祀坑中均是男女玉人各一件，成对摆放。2.男女玉人由春秋至西汉，其整体造型基本相似。均用长条形玉片雕刻而成，男性玉人雕出发髻，刻出胡须，以表示男性；女性玉人则不雕出发髻，无胡须，以表示女性。3.根据吴山畤祭遗址的发现，一些大型祭祀坑多筑成大型木箱，内置一车驷马，男女玉人均置之车舆之内。这种埋葬形式在下站遗址和血池遗址均有发现。4.与男女玉人一起放置的多是琮、璜。尤其是吴山遗址中，报告所报道的车舆内均放置男女玉人一对和玉琮一件（图一）。下站遗址、血池遗址中驷马车内则多是一对男女玉人与琮、璜一起放置（图二[8]、三）。5.吴山、下站、血池三处畤祭遗址中，以男女玉人与琮组合是最主要形式，而西汉时期的鸾亭山遗址则是男女玉人与璧、圭组合形式（图四）。

图一　吴山畤祭遗址（TG2K1）出土玉人、琮

图二　下站畤祭遗址出土玉人、琮、璜

图三　血池畤祭遗址出土男女玉人、琮、璜

图四　鸾亭山遗址F3出土男女玉人、璧、圭

根据上述畤祭遗址出土玉人的造型及在祭祀坑内放置形式看，如将玉人推定为人牲的代替品或象征物，那么为什么由春秋至西汉数百年间总是基本相似的一对男女造型，而且还多放置在驷马车之上，这是讲不通的。将其视为巫或祝也不合适，因巫或祝均是为帝王执行祭祀事务的役人，秦汉时期还专门设太祝、太宰之官以操办畤祭礼仪[9]。曾跟随汉武帝参与祭祀活动的太史令司马迁记述了方士、祠官等所执行的事宜：“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言，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10]司马迁指出，参与祭祀活动的方士或祠官是代皇帝宣读祈祷辞（祠神语）的，司马迁将“祠神语”记录下来，得以为后人阅览。可见这类神职人员是为帝王执行具体祭祀事务的人员，是不可能被雕刻成玉人而与玉琮一起埋入地下，更没有资格乘坐于驷马车之上。且秦汉帝王至雍祭祀天地神，是祈福的，是祈祷风调雨顺、世间太平吉祥之事，恐怕帝王们不可能设想用“暴巫”“焚巫”这种低级而残酷形式，以迎他们所最尊崇的天地之神，并且还从春秋至西汉一直雕刻成造型相同的所谓“暴巫”“焚巫”（男女玉人），这更是难以理解的。将男女玉人视为祖先神主以配祀天地之神，也不合适，因祖先神主只是参与配祀，配祀毕，祖先的神主还是要返回宗庙，是不会将其埋于祭祀坑内的，且祖先神主均是木主，不会雕成造型一直相同的玉人。

综上可以看出，此种玉人一律用玉雕成，并且由春秋至西汉数百年间造型基本相似，且一直是男女成对放置，有相当多还是放置在驷马车之上，可见其所表示的应是一对非常重要人物，而非人牲、人殉或巫祝等所能匹配的。要弄清此种玉人的真实身份，还是从畤祭礼仪及祭玉组合来分析。

从畤祭遗址祭玉的组合及埋葬形式看，畤祭礼仪有以下特点：

吴山遗址由战国至西汉一直是一对男女玉人与玉琮组合的形式，下站遗址则是男女玉人与琮、璜组合的形式，血池遗址的祭玉组合也主要是男女玉人与琮、璜组合形式，鸾亭山遗址是男女玉人与璧、圭组合形式。可以看出，秦汉畤祭用玉组合是随着时代而有所变化的，但男女玉人与琮组合应是初始形式，也是此后畤祭的主要形式，而与璜、璧、圭等组合则是于西汉时期新增加的形式。为什么琮与男女玉人组合是畤祭的初始礼仪，此应与琮的象征意义有关。《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周礼》成书于战国晚期，是采纳西周及春秋时期的原始资料，又参考战国时期各国制度而进行理想化、规范化形成的一种礼仪制度[11]。而这一祭祀制度，实际反映了当时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从目前发现的畤祭遗址出土的所谓“玉琮”，多是一方形玉片，中间圆孔象征天圆，方形象征地方，这应是秦人思想认知的体现。祭祀坑内的祭玉多是一对男女玉人与一件琮组合，因此推断男女玉人应与琮所表示的天圆地方有关系。

《周礼》所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应是根据之前的祭祀思想而重新规范化的制度，其实最初玉琮用于祭祀就是体现了“天圆地方”的观念。这一观念也是远古先民对日升日落、月出月没等天体运转的长期观测而形成的宇宙观念，并在生产实践中又发现天降雨露滋润大地则万物生的情景，于是先民就有了祭祀天地神以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祭祀仪式，这种宇宙观念及天地神的信仰，在中国史前时期的广大地区就已形成。如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M4出土装于玉龟中的1件方形玉版，方形玉版中心刻有两个相套的正圆形，圆形的四个正方向和四角刻有“树叶形”图案[12]（图五）。俞伟超认为：“玉牌上的整个图案是在表现天地的总体，即是宇宙的象征”，“在那信仰万物有灵的时代，这个宇宙之神或天地之神，无疑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诸神信仰中的主神。”俞先生高度概括了史前先民的宇宙观念和天地神信仰。这件极特殊的玉版是放置在玉龟腹腔中，而M23所出3件玉龟的腹腔中则装有占卜用的玉签[13]（图五）。从这种情况来看，此方形玉版是表示的天圆地方图案，是用于占卜的，玉版上的八个所谓“树叶形”图案，与所出玉签形状非常相似，应是刻画的玉签图案，用以表示天地间的四面八方，玉龟、玉签用于摇卦，对照玉版上所示方向来占吉凶，实际上是史前先民占问和祈祷天地之神的一种方式。张光直分析玉琮的含义指出：“把琮的圆方相套的形状用‘天圆地方’的观念来解释，由来已久”，“内圆象天，外方象地，这种解释在琮的形象上说是很合理的”，“琮的实物的实际形象是兼含圆方的，而且琮的形状最显著也是最重要的特征，是把方和圆相贯串起来，也就是把地和天相贯通起来。专从形状上看，我们可以说琮是天地贯通的象征，也便是贯通天地的一项手段或法器。”[14]

图五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87M4出土玉版及07M23玉龟、玉签出土情况

邓淑苹根据考古出土玉器的实际资料，专门研究了史前至夏代的华西玉器，指出陕甘等西部地区，自庙底沟文化至齐家文化时的祭祀活动中，玉琮是重要的器形，反映了“天体崇拜”“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并认为黄河中上游史前玉琮是原生性玉琮[15]。可见秦畤祭祀之所以多用琮祭祀白、青、赤、黄四帝，应是秦人久居陕甘一带，从而继承了这一带史前用琮进行祭祀的传统。这种方片形“玉琮”，实际也兼具天圆地方之形，蕴含天地神之义理，是专门用以祭祀天神和地神的一种法器[16]。

《仪礼·觐礼》载：“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瘗。”《尔雅·释天》载：“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埋。”即燎祭以祭天神，瘗埋以祭地神。经研究，血池遗址也存在燎祭的痕迹[17]，指出“血池遗址出土琮、璜组合应与祭地有关，出土于祭祀坑底，属于瘗埋。如果我们将两者结合起来，则可能完整的反映出畤祭的一套流程。即首先焚烧薪柴以请神，并摆放礼神用玉以礼神，最后将车马、玉器等瘗埋于祭祀坑中，这一过程体现了对天、地的祭祀”[18]。学者研究鸾亭山祭祀遗址的礼仪指出其也同时存在燎祭以祭天、瘗埋以祭地的礼仪活动[19]。在吴山遗址中还发现祭祀坑底部多放置一件铁锸，推断是与祭玉、车马一起的被当做祭品使用，是用作祭祀神农氏炎帝的[20]。此铁锸与种地有关，地能生万物，此用铁锸以祭，也可能是以瘗埋的形式祭祀地神。《说文·田部》载：“畤，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即畤是祭祀天神和地神的场所。所以秦的畤祭，不仅用燎祭以祭白、青、赤、黄四帝天神，同时还要用瘗埋的形式以祭地神，这与方片形“玉琮”所蕴含的天地神之义理是一致的。所以说，畤祭不仅祭天，而且还是礼地的礼仪。

汉承秦制，刘邦称帝第二年，“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进祠，上不亲往。悉召故秦祝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21]。遂成雍五畤，并且畤祭礼仪如故秦，只是刘邦并不亲往祭祀，而由“有司进祠”。此后的汉文帝直至汉成帝均有亲往雍地祠五畤之祭，汉武帝亲幸雍祠五畤就有10余次之多。所以，目前发现的西汉时的畤祭用玉，也以男女一对玉人与琮组合为主要形式，此是继续沿用的秦故礼仪。其中又多有玉璜，此应是刘邦立北畤以祭黑帝之后所增加的用玉。

汉武帝初年，亳人谬忌（又称薄忌）奏称：“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于是在都城长安东南郊立泰一坛，在五帝之上又出现了一个最尊贵的泰一神，五帝成了泰一神之佐，这应与武帝时期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有关。所立的泰一坛同时用于祭祀天地之神，“人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许之，令太祝领祠之于忌泰一坛上，如其方。”[22]另外，汉武帝还在甘泉宫立泰一坛，“令祠官宽舒等具泰一祠坛，祠坛放薄忌泰一坛，坛三垓，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犛牛以为俎豆牢具。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五帝各如其色。”[23]泰一坛各神所处位置分别是泰一神位居中央，五帝则“环居其下各如其方”。既然各神有明确的位置，必然有其标志物，其标志物就应当分别是各神之神主。1971年西安北郊联志村出土85件玉器，有玉人、琮、璧、圭、璋、琥、璜等[24]（图六）。此处所出土男女玉人和琮，其造型与下站遗址、吴山遗址、血池遗址所出极其相似。其出土位置在汉长安城的东南4.5公里处，推测当是汉武帝时所立的薄忌泰一坛所在。前引文所记“泰一所用如雍一畤物”，即泰一坛所用之物均一律按雍畤祭时的祭祀用物。由此推测，此泰一坛所出与雍畤遗址相同造型的男女玉人，也应是继续沿用雍畤祭时所体现的天地之神主。

图六　西安联志村出土玉人、琮、璧、圭、璋、璜、琥等

王莽还梳理了西汉皇帝在南郊祭祀天地的礼仪，“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谊一也。天地合精，夫妇判合。祭天南郊，则以地配，一体之谊也。天地位皆南向，同席，地在东，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坛上，西向，后在北，亦同席共牢。……此天地合祀，以祖妣配者也。”[25]此南郊祭祀之礼仪，天神、地神之位同席向南，高帝、高后之位相配于东侧，同席向西，此明确的神位之处肯定有其神的神主。而联志村正处于南郊位置，由此推测，联志村所出男女玉人就应是天神和地神的神主之物。

《史记》记载，秦始皇幸雍郊祀四畤时，“春夏用騂，秋冬用駵，畤驹四匹，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黄犊羔各四，圭币各有数，皆生瘗埋，无俎豆之具。三年一郊。”[26]汉文帝幸雍郊祀五畤时，“有司议增雍五畤路车各一乘，驾被具；西畤、畦畤禺车各一乘，禺马四匹，驾被具。”[27]汉武帝时期进行畤祭时，“有司言雍五畤无牢熟具，芬芳不备。乃命祠官进畤犊牢具，五色食所胜，而以木禺马代驹焉。独五帝用驹，行亲郊用驹。及诸名山川用驹者，悉以木禺马代。行过，乃用驹。”[28]此是讲，祭祀畤五帝时用真驷马车，武帝亲郊时用真驷马车。其他诸山川之祭则“悉以木禺马代”，但武帝亲行祭山川“乃用驹”。《史记》作者司马迁是武帝时人，其父司马谈任武帝时期的太史令，掌管祭祀及文献图藉和记载朝廷之大事，司马谈也参与了武帝郊雍畤祭之事[29]。司马谈卒后三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司马氏父子世居太史，并均参与汉武帝的祭祀活动，其所述当时畤祭的礼仪应是真实的记录。可以看出，秦汉皇帝前往雍进行畤祭时，用于祭祀的车辆不论是实用的真驷马之车，还是偶驷马之车，均是最高等级之车，此车所载的应是象征天地神主的男女玉人前往祭祀。吴山、下站、血池畤祭遗址所埋驷马车内多放置男女玉人一对与玉琮等组合。如吴山遗址所报道的驷马车内均是放置男女玉人一对和一件玉琮。血池遗址T6907K24中共出土男女玉人、琮、璜、璋共计7件祭玉，这些玉器分两层放置，一套男女玉人、琮、璜组合与小车伴出，一套玉人、琮、璋组合与大车伴出[30]。血池遗址考古简报又报导，A型祭祀坑木箱内均“装有车马一套，车为较大的模型木车，马为真马，坑底埋有玉人、琮、璜等玉器”。B型祭祀坑“坑内埋有小型木车、木马及部分马具”[31]。此模型木车或驾真马或驾木马，肯定不是为生人所乘坐，而是为载象征天地神的玉人而制作的专用之车，此正反映了畤祭时所用“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的文献记载。由此可印证，秦汉帝王由都城前往雍地进行畤祭时，用驷马车载象征天神和地神的男女玉人前往雍以行畤祭之礼。这一推测，为畤祭遗址祭祀坑内的驷马车上均放置男女玉人得以印证，也可进一步证实，此男女玉人应是倍受秦汉帝王所尊崇的天地神主莫属，因此要用驷马车载之前往雍地进行祭祀。

周秦汉时期，还将天神、地神喻为“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周易·说卦》云：“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呼母。”《周易·序卦》云：“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尚书·周书·泰誓上》云：“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管子·五行》云：“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开乎万物，以总一统。”又曰：“故通乎阳气，所以事天也，经纬日月，用之于民。通乎阴气，所以事地也，经纬星历，以视其列。”这些记载均反映了当时对天地的认知是：天为阳，地为阴，将天视为父，将地视为母，对他们进行祭祀，则可万物生。《淮南子·精神训》也载：“以天为父，以地为母，阴阳为纲，四时为纪。天静以清，地定以宁，万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庄子》《文子》《汉书》等均有类似的记载。可见，周秦汉时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是普遍的信仰。以此推断，在畤祭时与琮相配置的男女玉人就应是天地的神主，这与琮象征天圆地方的理念是一致的。畤祭一直用一对男女玉人与琮相配合用于祭天礼地，正反映了周秦汉时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的信仰。

或认为畤祭遗址所出玉人的束发露髻的模样，与时王戴王冠或旒冕不同，从而排除玉人是代表天帝的可能[32]。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东周时期各国国王多是戴不同的冠，如楚王戴法冠，齐王戴高山冠，赵王戴武冠等。刘邦微时还戴竹皮所制之冠，亦楚冠制，称帝后谓之刘氏冠，祀宗庙诸祀则冠之[33]。《舆服志》又记：“秦以战国即天子位，减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汉承秦故。至世祖践祚，都于土中，始修三雍，正兆七郊。显宗遂就大业，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絇屦，以祠天地。”[34]秦始皇即天子位后，不信从礼学，郊祭时只是穿黑衣裳，并没有说戴冠，应还是原来的束发髻装束。刘邦称帝后还戴竹皮所制的刘氏冠祭祀宗庙诸祀。《舆服志》所载，旒冕之冠是东汉显宗明帝才“初服旒冕”。所以不好以秦畤玉人不戴冠冕而排除其表示天神的可能。既然当时信奉“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的观念，所以秦人用当时秦人的实际形象分别表示天地之神，也是可以理解的（男玉人头部形象与秦始皇陵的陶俑非常相似，应是当时秦人的真实形象）。刘邦在雍增立黑帝祠成为雍五畤，祭祀“如其故仪礼”；文帝在霸渭之会立五帝庙，“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畤”[35]；武帝所立泰一坛祭祀“如雍一畤物”。这些记载均证实，在郊祭礼仪方面，西汉仍然如秦故礼，所以西汉时期对天地神主的形象认知也应如秦之故。

综上述分析可以判断，秦汉畤祭遗址所出男女玉人应分别是天神与地神的神主，与琮配合用以祭天礼地之仪式。此是秦畤祭的原有“故仪礼”，西汉时期继续继承沿用，由此才可厘清由春秋至西汉数百年间的不同时代，畤祭遗址所出男女玉人造型一直相同，且主要与琮一起用以祭祀的缘由所在，从而使扑朔迷离的男女玉人身份及功用之谜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