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考古遗产保护利用与遗址博物馆建设刘曙光本文转自《考古遗产研究》（第一辑）中国考古学会新近成立考古遗产专业委员会，致力于考古遗址、考古遗址公园、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管理和运营研究，提升考古遗产保护管理水平。这在考古学界和博物馆界，都是一件值得关注的大事，折射出新时代考古和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新阶段。虽然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早在1990年就通过了 ...

 考古遗产保护利用与遗址博物馆建设

刘曙光

本文转自《考古遗产研究》（第一辑）

中国考古学会新近成立考古遗产专业委员会，致力于考古遗址、考古遗址公园、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管理和运营研究，提升考古遗产保护管理水平。这在考古学界和博物馆界，都是一件值得关注的大事，折射出新时代考古和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新阶段。

虽然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早在1990年就通过了《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明确“考古遗产是根据考古方法提供主要资料实物遗产部分，它包括人类生存的各种遗存，是由与人类活动各种表现有关的地点、被遗弃的结构、各种各样的遗迹（包括地下和水下的遗址）以及与上述有关的各种可移动的文化资料所组成”  。但由于诸多原因，这一宪章无论在我国的考古界、遗产保护界和博物馆界的影响力都不大，虽然我们已经开展了一些与“考古遗产”研究、保护、利用有关的实践。

从博物馆界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考古遗址博物馆是考古遗产研究、保护、利用的主流，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决定着考古遗产相关工作的质量。

考古遗址博物馆是什么？它们的独特作用和魅力是什么？中国的考古遗址博物馆走过了怎样的道路、有哪些特色？观众在这些博物馆里能看到、体验到什么？在保护、传承——弘扬考古遗产方面，遗址博物馆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对于考古遗址博物馆，应该明确一个立足于实际工作的大概念，而不是拘泥于词句和所谓义理的小概念。据此，可以把考古遗址博物馆定义为保护、研究、展示“考古遗产”的专题博物馆，同时也是文化景观、自然环境、考古遗迹和博物馆有机结合的场域空间。

国内外经常有专业人士把考古遗址博物馆与“遗址博物馆”混称，后者是泛指那些建造在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近现代旧址甚至自然遗迹上的博物馆。英文中有“site museum”和“archaeological site museum”两种名称，都是与考古遗址现场博物馆相对应的，都强调“遗址”的考古学概念，专指以博物馆方式经营现场，保存、展示考古遗址的博物馆。由中国博物馆协会编印的《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认为，考古遗址博物馆就是那些依托考古遗址或者在考古遗址原地兴建的专题博物馆，它们是以遗址保护为前提，以遗址价值展示为目的，对文化和自然遗址本体及（或）其出土（附属）的可移动文物进行保护、收藏、研究和展示。从博物馆建筑上来说，包括了为保护遗迹、遗物而建造的覆盖物和收藏、展示陈列文物的展厅建筑。从展示范围和内容来说，考古遗址博物馆不仅仅局限于馆舍之内的陈列，遗迹本体的展示也是重要内容。总之，考古遗址博物馆必须与遗址紧密相关，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保护遗址、遗迹，从而与那些以展示可移动文物为主的历史类博物馆区别开来。

考古遗址博物馆首先是公众考古与应用考古的问题，是考古研究和历史研究的问题。例如，洛阳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定位为全国大遗址保护、展示和利用的示范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研究展示中心，“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展示基地。该馆的基本陈列由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和王巍先生负责，由知名夏商考古学家孙庆伟教授执笔，展品主要以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为主，辅以全国各地反映夏代历史和夏文化的出土文物。展览还对百年来夏文化探索历程进行全面总结，着重介绍了顾颉刚、徐旭生、夏鼐、赵芝荃、邹衡、安金槐六位著名古史学家、考古学家的生平事迹及对夏文化研究探索的重要贡献。同时，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两大国家工程做了概述。这样的展览，与馆外的遗址及遗迹展示相呼应，做到了见文物，也见人物；见学术，也见保护；见河南，也见全国；见中国，也见世界。该展在2020年荣获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可谓实至名归。

考古遗址博物馆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学科成长的直接反映。如同考古学是舶来品一样，考古遗址博物馆也首先产生在西方，伴随着考古学者在田野发掘中保护、展示考古遗迹、遗物的实践而兴起。

从博物馆自身发展历程来看，在考古学产生之前，无论是私人藏家还是公共博物馆，都是基于珍稀性对藏品进行价值判断，而在考古学发展、成熟之后，博物馆逐渐将具有考古学意义的普通物品纳入自己的藏品体系。这也是考古遗址博物馆产生的驱动力之一。

19世纪初期，欧洲出现了专门的遗址保护与展示建筑（遗址博物馆的雏形）；195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九届大会通过的《关于适用于考古发掘的国际原则的建议》提出“在重要的考古遗址上应建立具有教育性质的小型展览或博物馆，以向参观者宣传考古遗存的意义”；其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中再次提出对景观和遗址“应考虑建立专门博物馆”。1990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颁布了《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认为向民众展示考古遗产是促进了解现代社会起源和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方法，需要政府当局、学术研究人员、公私企业以及一般民众的合作  。

在中国，最早的具有考古遗址博物馆意味的，是1951年由竺可桢院士倡议、1953年9月正式对外开放的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陈列室”；1958年在半坡遗址发掘现场开放的西安半坡博物馆，被普遍认为是我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考古遗址博物馆。最早提出建馆之议的，是在半坡遗址进行考古实习的北京大学的学生们，这就让人产生一个有趣的猜想：他们究竟是从周口店的陈列室中获取了灵感？还是从国外案例中受到的启发？

从某种意义来说，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建设的真正起步，是1976年9月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兵马俑一号坑展厅的修建。这座1979年国庆节正式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以前所未有的边发掘边展出的方式而大获成功，成为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发展历程的重要转折点。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深入，配合基建工程的考古发掘量激增，新的考古发现和重要考古成果大量涌现，建立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机会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国家对考古工作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不断增多，各地纷纷恢复或成立考古科研机构，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得到极大提升。2005年始，国家将大遗址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最具代表性的综合物证和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设专项保护，在推动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同时，也明确要“建成一批特色鲜明、具有较高展示水平的遗址博物馆”。于是，新的建设热潮如期而至。

在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成长的过程中，我们能真切地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视和关怀，以及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进步。例如，良渚遗址区曾经“炮声隆隆如战场”，深陷采石破坏的危局之中，靠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干预才转危为安。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良渚遗址给四位考古学家的回信中指出：“要加强古代遗址的有效保护，有重点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4使得良渚遗址保护利用驶入快车道，最终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考古遗址博物馆里还可以看到充满想象力的设计和科技的力量。例如，汉阳陵博物馆的地下展示厅内，一道中空镀膜电加热玻璃幕墙和通道，将文物和游客分隔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温湿度环境中，在最大限度科学保护文物遗存的前提下，使游客在充满神秘感的环境中近距离、多角度欣赏大量的文物遗存。在重庆的涪陵，观众乘坐100多米长的电梯直达长江水下40米，透过窗口观看有1200多年历史的白鹤梁题刻，这处极其珍稀的人文和水文遗产，是当年修建三峡大坝工程时文物保护中难度最大、科技含量最高的项目，采用中国工程院院士葛修润提出的“无压容器”方案，在白鹤梁上修筑一个罩子，里面注满清洁的长江水，使罩体内外的水压基本保持一致。博物馆建筑如同一个潜水艇，保护了白鹤梁题刻。这座博物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全球首座非潜水可到达的水下遗址博物馆”向全球推广，其想象之大胆、设计理念之科学、施工难度之巨大，至今无与匹敌。

当前我国主要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大多建在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古代都城（城市）发展历程上的重要驿站的遗址之上，反映着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古代中国的“高光时刻”。它们又大多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相伴，以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同时，它们还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国家重大科研项目重点关注的对象，甚至像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建设的本身，就是国家重大文化工程；这些考古遗址博物馆往往同时还是世界文化遗产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各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科普教育基地、各级风景名胜区和旅游景区和各级历史文化名城（村、镇）等，可谓集多种资源优势和政策利好于一身，总体质量比较高，堪称博物馆中的精锐。

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览展示，研究性、学术性、原状性和在地化特色鲜明，给人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体验。曾几何时，普罗大众对考古学、考古工作、考古成果存在着较多的认知困难：那些支离破碎的考古发现，那些艰涩枯燥的专业说明，都让人看不明白、听不懂、想不通，再加上考古人、博物馆人“讲故事”的训练和能力不够等，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少考古遗址博物馆因为展览的乏善可陈而门可罗雀。

把考古工作搬进博物馆、使考古工地成为展示手段之一，是考古遗址博物馆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其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的功效，远胜其他。例如，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对三个秦兵马俑坑采取边发掘、边开放的展示模式，把考古发掘现场变为文化遗存的展示场。一号兵马俑坑已发掘了三分之一，三号兵马俑坑已全部发掘，二号兵马俑坑则正在发掘中。观众在这里能看到兵马俑的原始风貌，如兵马俑出土的原状、俑坑的形制、结构和俑坑倒塌破坏的情况等。有些迹象，只有在考古发掘现场才能看到，如2000年前修建兵马俑坑时工人留下的脚印、挖土时留下的工具痕迹、向俑坑内运送陶俑、陶马时留下的车辙印痕，还有后来盗掘者挖的盗洞等。

再如，为让观众对遗址和考古发掘本身产生真实的现场体验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特设置一条长约100米、宽5米的弧形步道从遗迹馆中部穿过，使参观者能走进考古现场，与远古遗存零距离接触。期间设置三处高低不同观望平台，以不同视点、多角度近距离来观看遗址。象牙堆积、野猪獠牙及鹿角堆积、古老河道、大型树根遗迹等，各种考古遗迹就在观众眼前，仿佛触手可及。出土文物的大幅照片准确地摆放在其原出土地点，使人们有了更直观的空间感受。一些地方仅露出了象牙的一角，提示观众地层中仍深埋着大量的象牙和各种器物，为观众带来了无尽的期待与想象。

最近十几年来，考古遗址博物馆化展示的方式已成体系。许多博物馆从实际出发，分别对遗迹采取布置标识或原址复建、覆土或覆石、原址建大棚或展厅、重要考古遗迹（地层）搬迁等手段来保护展示，大大提高了遗址的可读性和活力度；在博物馆陈列方面，也更加注意传播语言和叙事方式的创新、展陈结构的调整和观览体验的丰富，从而大大提高了展览的观赏性和感染力。由于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览展示是布置在田野和室内的，因此就关联到遗址的整体保护，关联到文化景观（自然环境）保护；既与考古调查、发掘、科学研究密切相连，又与遗迹和遗物的保护、修复密切相连。这些以“原物+原址”为核心的展览展示，具有研究型、复合性、形式多样、难度较大的特点，更具有“真实性+本土化+大地景观+展陈艺术”的非凡魅力。

在其他类型的博物馆里，由于展出的文物脱离其原本的时空背景而成为失去了原生语境的“博物馆物”，需要一个新的语境化阐释或者“博物馆化”的解读，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造成历史信息的扭曲以及文物价值的损失。而考古遗址博物馆布置在“野外”和室内的遗迹、遗物展示，在保持考古发掘现场本体的完整性与真实性、体现遗迹和遗物的“本土性”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帮助观众将遗址及其出土文物联想成一个整体，沉浸于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之中，更易于唤起观众的本土集体记忆，从热爱家乡的自豪感出发，增强对历史和文化的认知和理解。

可以预期，从“十四五”开始，直到2035年，考古遗址博物馆由于处在学科交融的前沿和文化传播的终端，理应在建设与管理、研究与展陈、推广与传播等诸多方面成为排头兵，走在全国博物馆系统繁荣发展的前列，成为中国考古事业和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和价值点。

提高考古遗址博物馆的专业化水平，加强业务能力建设，解决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发展瓶颈问题，是推动考古遗产保护利用和博物馆事业繁荣的关键。毫无疑问，除了一般博物馆管理运营的问题之外，考古遗址博物馆大都面临着文物、遗址和遗迹保护方面的许多难题和压力。实际工作中，我们也能发现它们的专业程度参差不齐，展览展示和宣传教育活动方面的水平和能力建设亟待加强。令人欣喜的是，在建设文化强国的时代背景下，各家考古遗址博物馆正在积极拓展新思路，学习和掌握新方法、新技术，提升展示和宣教能力。例如，2019年建成开放的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利用智能体感捕捉、沉浸式裸眼观影剧场、VR互动、三维打印等各类新手段，实现趣游博物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要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为考古遗址博物馆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创造了新的机遇。宏观来看，百年中国考古正在进入以重视考古成果的“博物馆活化”为特征的发展新阶段，考古遗址博物馆作为连接考古学和博物馆的桥梁，要不断增强普及中华文明的行动自觉和考古学科能力，深刻认识中华文明普及教育的重大意义，勇挑讲述中华文明故事的时代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