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国家文物局城市考古专题研修班”采用专家授课与学员汇报、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在专家授课的同时，定期安排各位学员们进行工作汇报。汇报的内容包括各自近年来的工作情况、涉及城市考古方面的经验总结、问题探讨、听课感想与收获等。通过这种方式，使学员们在听课的同时，能够把专家们传授的经验与方法和自身的工作实践有效结合起来，加深学员们的印象，提高听课效率。

 

　　2017年8月12日下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耿庆刚结合自身近年来的考古工作情况，做了题为《秦都雍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汇报。秦雍城遗址位于今陕西凤翔县县城以南，这里曾长期作为秦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是秦人由西向东迁徙过程中时限最长的一座国都。耿庆刚对雍城过去几十年的考古工作情况进行了梳理，特别是近年来的工作，采取“全面调查，选区域勘察，重点验证性发掘”的方针，初步建立起了秦雍城的地理信息系统，细化了城内宫区的布局，并首次发现陶质建材作坊遗址。此外，通过对雍城水系的调查与勘探，基本恢复了雍城北部的水系的情况。陵园的形制和布局与国都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秦公陵园的调查与复探，为秦国早期陵寝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材料。

汇报人：耿庆刚
 

　　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陕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晋西地区的石城遗址，目前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8月12日下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张光辉结合自身近年来的田野考古工作，做了题为《晋西早期石城的探索——以碧村遗址为中心》的汇报。碧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的黄河东岸，西邻石峁遗址约51公里，调查发现碧村遗址所处的蔚汾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共有13处石城，其时代主要属龙山时期。通过考古工作，初步确认碧村遗址南、北、西三面环河或沟，东面筑墙，遗迹分布最密集区域在小玉梁，并在小玉梁区域揭露了一些石构建筑遗迹。龙山文化时期兴起于陕北、内蒙古中南部、晋西地区的石城遗址以石构建筑为特色，明显区别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流域的龙山文化时期夯土城，其营建方式和城址的性质有着很大的独特性。张光辉结合研修班的听课情况，认为可以汲取一些后段的城市考古学的发掘方法，特别是顺着建筑朝向的布方法，值得借鉴。

汇报人：张光辉
 

　　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的张勇做了题为《福州屏山遗址的考古发掘汇报》的工作报告。经介绍，屏山遗址位于福州市鼓楼区，东起欧冶池，西至北大路，北至屏山，南至王墓山（冶山），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这里历来是福州城市的核心区。最新的考古发掘情况揭露了西汉时期的早晚两期建筑台基，与文献中对闽越国的记载相合。并出土了板瓦、筒瓦、瓦当、砖等建筑构件，既有代表中原文化特征的“万岁”瓦当，也有较为罕见的白虎纹瓦当，这可能代表了一种地方特色。福州城是一座典型的古今叠压型城市，许多考古工作难以顺利开展。张勇结合屏山遗址的发掘情况，对相关的经验做了总结，也吸收了前期听课的收获，认识到在诸如福州城这类的古今叠压型城市的考古工作中，有必要通过测绘工作绘制一张关于福州城的大比例图，以“拼七巧板”的方式逐步把相关的遗迹点落在这张图上。由此，逐步揭露出福州城的整体形制布局和历史沿革。

汇报人：张勇
 

　　8月13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李一丕、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永安、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黄富成、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康予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张亚强、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小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党浩，分别根据各自近年来的与城市考古相关的田野考古工作，做了详细的汇报。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李一丕做了《河南濮阳戚城遗址考古工作新收获》的汇报。戚城遗址位于河南省濮阳市，地处华北平原，临近鲁西和晋南，从龙山时代开始，这里就是人类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经介绍，戚城遗址的地表可见一座晚期城址，近年来通过以勘探为主、重点部位解剖发掘相结合的方式，在晚期城址之下揭露出一座龙山时代城址，又在戚城东周时代内城的外围发现了大型的东周时代外城。此外，在戚城东周时代内城及龙山城之内还发现了多组不同时代的城防建筑。结合文献记载，李一丕认为最新发现的戚城遗址东周时期的多重城圈，说明戚城在东周时期可能是卫国的一处都邑。早期的城防建筑是城市发展的雏形阶段，城市考古学的研究也要对其予以关注。戚城遗址从龙山时代开始筑城，再到东周时期的多层城圈的鼎盛阶段，乃至汉以后断断续续的营建直至废弃，显示了明显的历史沿革脉络，是一座典型的古今叠压城市。而关于后续的工作，李一丕认为还需细化城内的各功能分区与分期，并需要做一些与戚城遗址相关的古环境、古地貌的复原工作。

汇报人：李一丕
 

　　如何把单体的遗址和城市的整体有机结合起来，关系到城市总体形制布局的确定，是城市考古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永安做了题为《甘肃泾川北宋龙兴寺遗址》的汇报。龙兴寺遗址位于泾川古城内，近年来陆续发现了一些佛教窖藏坑、佛教建筑基址，与佛寺相关的房址、排水设施以及砖瓦等建筑构件。王永安结合地层关系和相关的遗物特征及组合关系，初步判断其为北宋时期的佛寺遗址，并根据文献的记载，推测龙兴寺可能因明洪武二年的水患而废弃。而龙兴寺作为一个单体的寺院遗址，如何将其与泾川古城的整体形制布局有机结合起来，究明其在泾川古城内空间位置和历史沿革脉络，是后续工作的重点。

汇报人：王永安
 

　　对都城周边聚落遗址和古环境的调查与研究，是城市考古学研究的外延部分。8月13日上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黄富成做了题为《郑州商城周边聚落变迁与环境因素影响浅析》的汇报。郑州地处嵩山山前丘陵余脉向东部大平原过渡地带，先秦时期，在郑州西北、北部和东区低洼地带长期存在广袤的湖沼水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古环境为大型都邑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物质和环境承受能力。黄富成介绍，郑州商城周边聚落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层次。郑州商城属于一级聚落，其周边存在着以梁湖遗址为代表的大中型聚落，起到了拱卫防御作用。外围还发现了较多的次级聚落，其作用是为一级中心聚落提供支撑服务作用。结合近年来的调查与试掘情况，发现大小聚落遗存主要分布在郑州商城的西北部，揭示了聚落发展源于嵩山东麓的水系。据此，推测郑州商城周边聚落的发展受环境影响较大，频发的水患可能是导致大型中心聚落衰退的重要诱因，但同时水路通道的发展亦有可能成为商族商文化来回流动的重要途径。

汇报人：黄富成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康予虎做了题为《武当山遇真宫遗址台明垫土分析及鄂西土司城遗址工作简介》的汇报。遇真宫始建于明永乐十年，永乐十五年建成，是明代一处重要的道教宫观。康予虎介绍，通过对遇真宫遗址相关建筑基址的规模和形制的分析，推测遇真宫的营建可能由明故宫的皇家工匠完成，而这点也与文献的记载相对应。西南地区的土司城遗址，是一种独特的山城遗址。康予虎结合近年来的考古工作，对鄂西地区土司城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情况作了介绍。通过对建筑基址和给排水设施、道路、水系等的调查与发掘，揭示唐崖土司遗址的建筑特点更偏向于明代的官式建筑，而容美土司遗址则更具地方特色；唐崖土司遗址有较为完善的城门和城墙等防御体系，而容美土司遗址则有门无墙，城门多位于险峻之处。作为一种独特的山城遗址，土司城遗址在西南地区的历史传承中承载了浓厚的文化因素。因此，康予虎坦言，希望通过本次城市考古研修班的培训，借鉴一些城市考古的工作方法，为诸如土司城遗址的山城遗址考古工作积累经验。

汇报人：康予虎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张亚强做了题为《三座店夏家店下层文化山城遗址》的汇报。据介绍，三座店遗址属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山城遗址，遗址整体均为石构筑，可分为大城和小城，石筑城墙的外侧见有疑似马面的建筑。据调查，龙山文化晚期至夏阶段，陕西北部、山西西部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分布有大量类似的石城遗址。这种独特的石城文化现象，起源于哪里，又走向了何方，它们与中原青铜文化之间存在着什么联系，均需要做进一步的揭露与解读。

汇报人：张亚强
 

　　古今叠压型城市的考古工作，往往会遇到许多非技术性的困难，可以说是在夹缝中探寻历史文化的印记。8月13日下午，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小迎做了题为《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北城墙东段的发掘》的汇报。王小迎先介绍了扬州城的历史沿革，对扬州城历年的考古工作情况进行了梳理，并以蜀岗古代城址北城墙东段的考古发掘为例，对相关的考古工作做了详细的介绍。扬州城作为一座典型的古今叠压型城市，许多考古工作的开展往往都是配合着现代城市的规划建设而进行的，因此，所获得的考古信息往往碎片化。如何将这些碎片化的考古信息有机结合起来，进而一步一步揭露古代城市的文化印记，是古今叠压型城市考古工作的关键。

汇报人：王小迎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党浩做了题为《山东曲阜鲁国故城》的汇报。党浩先介绍了曲阜鲁国故城遗址的地理位置，对遗址周边的山形地势、水系等环境地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描述，并对曲阜鲁国故城遗址历年的考古工作情况做了梳理。最新的考古工作发现了曲阜鲁国故城的宫城遗址，其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面积约12万平方米，初步推测始建于春秋晚期，一直延续到汉代，未发现西周时期的遗存。采取大范围的调查勘探与重点区域小规模发掘相结合的方式，是城市考古工作的基本方法。目前曲阜鲁国故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后续工作需要对城门、道路、建筑基址等遗迹进行确认，进而完善曲阜鲁国故城的平面布局和历史沿革。

汇报人：党浩
 

　　通过研修班这个平台，学员们以专题汇报的方式，向大家介绍了自身参与过的与城市考古相关的考古工作。这不仅加深了学员们对各地区城市考古工作情况的了解，也促进了他们对城市考古工作方法、理念等问题的讨论。在与专家授课相结合的情况下，这种方式无疑会给各位学员带来更多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