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人类在创造“人文物质世界”时，始终不能离开“自然物质世界”的支撑。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从铁器时代到机器时代，从第一文明—农业文明到第二文明—工业文明，人类从未做到完全抛弃自然物质资源的参与而能创造出人文物质世界，只不过人类比一般野生动物多拥有一个生存系统，即一般野生动物只拥有第一生存系统—“自然生存系统”，而人类多出一个生存系统即第二生存系统—人类自己创造的“文化生存系统”，包括人类自身的“人文化”，以及人类创造的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所构成的文化系统。纵观地球45.5亿年的演化史和人类700万年左右的进化史，可以认为，“自然物质世界”内含天道、机理、法则、规律，也蕴含自身运动中所呈现的线性和非线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统一性和多样性等特征，即“自然物质世界”演化中包含非物质的内核与动力，有学者称之为“宇宙秩序”或“上苍之力”；同样，“人文物质世界”的发生、发展同样内含着从天道到人道的运动机理、法则、规律，当然也同样在运动中呈现出线性和非线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复杂过程。而且，也同样内含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一定作用。一切人文物质的创造，都是一个以人为主体，并且从“精神”到“制度”再到“物质”的创生过程，其创生过程遵循着“知行合一”，即知在行中，行在知中，无中生有的法则。也可以说，研究“自然物质世界”的自然科学系统与研究“人文物质世界”的考古科学系统有着内在的关联性，故而，我们可以说，考古学是人文科学中的“自然科学”。

正是因为以上原因，我们可以看到，考古科学诞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从来没有离开过自然科学的支持。考古学的基本方法论，如“田野方法”，就和一般自然科学方法非常接近；其“地层学”方法来自地质学的“地层学”；“类型学”方法来自生物学的“分类学”；现代考古学最终成立的时间标志是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及“进化论”的问世；碳十四测年等各种自然科学方法建立起现代考古年代学；探讨人地关系的“环境考古学”方兴未艾；运用物理、化学、生物等现代仪器设备及方法形成的“实验室考古学”让考古学走向人文物质世界研究的微观和渺观层面；城市、建筑、水利、交通、手工业等各种技术考古学和工程考古学的产生；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水下考古、遥感考古、基因考古等为考古学开拓了一个又一个新的领域；20世纪60—8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新考古学”学派强调考古学应该更加注重科学化和人类学化，该学派的许多思想也来自文化生态、人类学、环境科学、文化适应理论、行为学和系统论；考古学的多学科合作以及“工业考古”、“产业考古”、考古遗产科技保护、计算机考古等也在20世纪下半叶陆续登场。今天，考古学家研究人类进化、技术进步、资源开发、农业革命、文明诞生、区域发展、跨国贸易等同样需要自然科学的广泛参与。

当然，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毕竟是人工创造的物质世界，其人本性、精神性、社会性、政治性、文本性乃是主体，为此，考古学家除需要不断向自然科学汲取技术、方法和理论之外，也必须从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学、宗教学、艺术学、美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边缘科学中获得资料、方法和理论。综上，基于考古学具有的物质科学的学科特性，我们可以认为考古学是人文科学中的“自然科学”，而且还认为考古学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个学科群，其未来的发展前景广阔，深值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