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金石学成熟于北宋，兴盛于清代，历史长达千年以上。据宣哲研究，历代金石学者达1472人，相关学术成果极为丰硕。今天，它的许多成果实际处于“束之高阁”无人问津的状态。 

 其二，金石学在起步阶段，就因以实物为研究对象而区别于文献史学。其研究对象“实包括古器物之大部，以言类别，则有礼器、乐器、兵器、度量衡器、杂器、钱币、钱范、玺印、泥封、兵符、镜鉴等吉金诸器物；刻石、碑碣、墓志、塔铭、浮屠、经幢、造像、石阙、摩崖、地莂等石刻文字或图像；兼及玉器、瓦砖、甲骨、简牍、陶器、明器之著录”；还有古代书法、古代绘画作品之研究和文物鉴定之探析，学术对象广泛而明确。 

 其三，金石学有其长期积累的一套方法。包括对实物材料的田野调查、记录、传拓、绘图、尺寸与轻重之度量、时代考辨、相关史事与人物之考订、文献校勘、流传经历探讨等。其成果形式有存目、跋尾、录文、图像、摹字、纂字、分人、分地、音释、义例等十多种。 

 其四，金石学尤重带铭实物，故其学科性质介于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之间。夏鼐先生说：“金石学研究的范围包含了诸如甲骨文、封泥、砖瓦陶文、竹木简、古钱币等等凡不属于写在纸上的一切古文字材料。”即它以“实物”为研究对象而近似考古学，但它又特重实物之铭文研究而接近文献史学，恰恰是这种非此非彼的学科特性使其拥有独特的地位，然而也正是这种亦此亦彼的学科特点又让它在当代容易被双重忽视。    

 其五，金石学从正式问世之时便有明确的学术目的。吕大临在《考古图》中说金石学的研究价值是“探其制度之源；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探讨实物所体现的制度文化之本源；以实物上所保存的文字填补经、史之亡佚；以发现的原始资料纠正历史文献中之错失。清代金石学家王兰泉在《金石萃编》中则说：“为金石之学者，非独字画之工，使人临摹把玩而不厌也。迹其囊括包举，靡所不备，凡经史小学，暨于山经地志、丛书别集，皆当参稽荟萃，核其异同而采其详略，是非辁才末学能与于此。”朱剑心先生认为金石学的认知价值一是考订，统经、史、小学而言，如证经、订史、补佚、考字；二是文章，“金石之文，尤与金石同寿，故作者下笔时，必有空前绝后之想，非苟且而已也”，学人重其义例的系统考察，包括溯源、体制、工拙等；三是艺术，如书法、绘画、雕刻等。以今日话语言之，金石学涉及文物、历史学、经学、道学、佛学、文学、书画等传统艺术、历史地理、典章制度、校勘学、音韵学、训诂学、石刻学、甲骨学、金文学、简牍学、玺印学、钱币学等，是一门内容广博、学术深厚、地位独特、价值重大、通古达今的重要学科，也是与当代考古学、历史学、文物学、博物馆学、文化遗产学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传世之学，将其列为“冷门绝学”，或者说它是历史科学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亦不为过。 

 当代因为缺少金石学的专业教育及专门研究，传世或出土的大量金石资料往往难以获得深入系统的认识，仅以墓志一项而言，数以万计的材料又有多少进入当代学者的眼中？当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近年来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在着力于金石资料的收集和探讨。为此，无论是为弘扬中华传统学术文化，还是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史学体系，“金石学”都应具有不可代替之地位。换句话说，“金石学”那古老的生命是否还有青春的活力，完全在于当今学者的态度与把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