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尊在灵山大会上拈花示众，人天百万悉皆罔措，独有金色头陀摩诃迦叶破颜微笑。世尊言“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大迦叶。  

 此即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十六字玄旨的来源。这十六字玄旨中，核心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种不涉文字，不依经卷，惟以师徒心心相印，理解契合，传法授受，形成了中国禅宗的最大特色。有人进一步解释说，语言或文字在传递其意义的同时也遮蔽了意义，禅学最精微最深刻的义理是在佛经的文字、语言之外。这样的一种认识恰恰与考古学的认知方式有共通之处，实在是“妙在其中”。   

以考古学而言，其重要治学特色是不依文字，以眼观物，实际是以心照物，直指本心。因为人的一切创造皆为心智的造化，是人的最本始的智慧所在所显，如果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便为“外物”和“他者”的文字、理解、词义所制约和羁绊甚至歪曲、编造，从而使物象失却本真相而生异化相，即制物者以心制物、用物，以物存心存意，考古者以心视物、察物，明物见心见性，由此实现心心相印，穿越千古，自觉内证，窥得真谛的治学目的。这是考古学与中国“禅宗”玄旨相关的第一层意思。    

 其次，著名科学家、有AI教母之誉的李飞飞先生指出，“视觉智能”是人类的智能基石，其实就是说人的视觉智能的地位超过人的语言智能和文字智能，是人类智能中更加深沉和基底性的智能，它反映的是人的根本智能的产生、进化以及对视觉智能的运用如捕捉信息并对信息再加工的原理和能力。从考古学上而言，学者的观察与发现正是对“视觉智能”的使用，而我们观照的对象物同样是当时人类应用“视觉智能”对物象世界的创造，这就是上文所说的禅宗玄旨中所言“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原理所在。人之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的关系，都是通过“视觉智能”才能获得深刻和准确把握，即无论是自然物体还是人造物体，人类要对它的运动即对其时间的把握，还是对物体占有的空间的把握，以及对物体的形态、材料、质感、关系等等的把握都首先需要运用“视觉智能”去感知、理解、认知和揭示，可以说，“视觉智能”是语言智能、文字智能得以产生的基础和条件所在。考古学家通过对物象世界的观察以研究人类的历史与文化，恰恰运用了“视觉智能”一探究竟的原理、智慧和方法论。     

第三，所有的科学都承载着“问道”的责任，即探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责任。那么，“道”在哪里？或许有人说“道”在言语中，“道”在文字中，人的话语和文字中是否就是“道”之所在，不便下结论。但是《庄子·知北游》中讲“道在蝼蚁”“道在秭稗”“道在瓦甓”“道在屎溺”，佛教禅宗也说“道在屎尿”，其实就是说道无所不在，道在自然中，道在生活中，道在物象中，道在生命的运动中。如果说，考古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同样也有“问道”的责任，而考古学正是从先人生存、创造及拥有的“蝼蚁”“秭稗”“瓦甓”“屎溺”等物象世界中“求知”“问道”的学问。对此，我们还想起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师说》中所讲，“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禅宗玄旨则认为“法”之授受不涉文字，不依经卷，“唯以师徒心心相印”，那么这里何者为“师”？难道仅仅是指授学者吗？非也，“道”之所在，“师”之所存，既然考古学家面对的先人的物象世界亦为“道”之所存，心之所现，岂不也可为“师”，也可传“道”、授“业”、解“惑”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