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楚国疆域扩张到北至今山东泰山—沂蒙山一线，南抵两广、云南以北，西接四川盆地的广大区域。两汉时期，山东、河南以南广大区域的文化习俗仍然深受楚文化影响，在这些地区战国秦汉墓葬中发现了许多“操蛇之神”图像。战国时期多出现于楚系青铜器纹饰中，西汉时期以漆器、石椁画像为大宗，东汉时期以画像石为主，其中“操蛇”“衔蛇”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操蛇之神”图像传统历经七百年未曾中断，成为楚文化的代表。吴荣曾等学者较早梳理此类图像，借《列子》之言，称图像中的神祇为“操蛇之神”。《列子·汤问》在愚公移山故事中提及操蛇之山神，“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 

 战国的“操蛇之神”图像 

 《山海经》  里有大量篇幅记载了神人“操蛇”“珥蛇”的故事，神人形象以“操蛇”“珥蛇”为特征，蛇成为诸神身份的标识。《中山经》  云：“神于儿居之，其状人身而身操两蛇……是多怪神，状如人而载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鸟。”《海外北经》云：“博父国在聂耳东，其为人大，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黄蛇。”《海外东经》云：“雨师妾在其北，其为人黑，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大荒东经》云：“又有神，衔蛇操蛇，其状虎首人身，四蹄长肘，名曰彊良。” 

 考古发现表明，战国时期“操蛇之神”在楚国广泛流传，“操蛇”“珥蛇”“衔蛇”神人的身份均是山海之神，但彼此神格不同，在图像中的意义也有所差别。江苏淮安高庄战国墓属战国中期高等级墓葬，其青铜器多为祭器，刻纹呈现出典型叙事性，描绘了陆离的神仙世界，其中5件青铜器或残片有“操蛇”“珥蛇”“践蛇”图像，与《山海经》记载相印证。图像分为3种类型，第一种为双手“操蛇”或“珥蛇”，有的伴以“践蛇”；第二种为一手“操蛇”，一手执斧，斧既是征战的兵器，也是礼器，象征王权，执斧神人的神格极高；第三种为双手“操兽”，应为第一种“操蛇”图像的演变，具有相近的意义，神人所操的壁虎、犬、麒麟、龟等均为神兽，如《海外东经》所载：“雨师妾在其北，其为人黑，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一曰：在十日北，为人黑身人面，各操一龟。” 

    淮安高庄战国墓出土铜器纹饰摹本  

 第1件铜盘内壁外沿刻各色神兽，中有一神头戴王冠，珥蛇，践两壁虎；一神头有角，头顶羽葆，其侧伴二蛇，珥蛇，操蛇；一神头有角，头顶羽葆，其侧伴二蛇，一臂下有羽。第2件刻纹铜匜内腹壁刻各色神兽，一神头戴凌云髻，珥蛇、操蛇；一神居于山下，头有角，操蛇；一神头有角，一手执斧，一手操蛇；一神鸡首人身，一手执斧，一手操蛇。这件铜匜内壁出现了两种类型的“操蛇”神人，表明在祭祀礼仪中有不同的意义。第3件为一件残片上的神人“珥蛇”，双手操麒麟。第4件铜箅形器底部有神人双手操两壁虎，践两壁虎。第5件铜箅形器内壁刻两神人，一人双手操两壁虎，一人双手操两犬。 

 湖北荆门车桥战国墓中出土一件“大武辟兵”戈，两面铸有相同的神人，亦属“操蛇之神”。神人头戴冠或角，珥蛇，鳞身，一手执壁虎，一手执双首鱼，脚踏日月，身下有一壁虎。“大武”和“辟兵”铭文分居神人上方两侧。“大武”乃纪念武王伐纣所作之舞，《周礼•大司乐》记载周王室宗庙祭祀“六舞”中就有“大武”。“大武辟兵”戈描绘了王侯征战前祭祀“操蛇之神”的场景，以蛇喻神，以戈代舞。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出土一件有类似图像的铜编钟，其隧部铸有“操蛇之神”，神人双手操蛇，着铠甲，立于巨大的牛首之上。 

    

  长沙子弹库战国墓出土有一件楚帛书，图文布局模拟了“式”盘的样式，中央以颠倒的方式撰写甲乙两篇文字，甲篇讲顺令与知岁的意义，乙篇讲“包戏”氏定四方、四季及四时。帛书四角为代表“四时”之四木，四边分十二格，代表一年十二个月，每格有一位值月守护神，神人外侧有一段当月的宜忌文字。其中题记为“涂司冬”的第十二月神口中“衔蛇”，头部有二角，此月神亦属“操蛇之神”。此外，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一尊“衔蛇”镇墓俑，凸目，长舌，衔蛇，头有鹿角，墓中另一俑的俑座上仅有巨大的鹿角。 

    子弹库帛书“涂司冬”神摹本  

 出土“操蛇之神”图像的墓葬主要分布于湖北、湖南、江苏、河南南部等地，均处战国时期楚国辖地，规格较高，墓主多为王侯。“操蛇之神”图像在这一时期表现为“珥蛇”“操蛇”“践蛇”“衔蛇”，“执斧”“操蛇”的组合形象开始出现，且神格杂糅，山、海、五星、日月诸神都可以描绘为“操蛇”的形象。有这类图像的器物分为祭器与明器，祭器是神祇和宗祠祭祀之用，是人用之器；明器为鬼准备，粗制而人不可用。奏乐之编钟、《武》舞之戈、飨祭之铜器属墓主生前使用的祭器，使用“操蛇”图像较多。“衔蛇”形象的“涂司冬”与镇墓俑属于明器，起到镇墓辟邪的作用。因为祭器与明器的功能性差异，“操蛇之神”形象开始往不同方向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两个子系统。

 

 两汉“操蛇”“衔蛇”图像的演变 

 西汉时期，王侯墓葬中仍可见有“操蛇之神”图像的随葬品。西汉南越王墓发现了一批屏风残件，其中1件操蛇鎏金铜托座表现了一力士，凸目，着短衣短裤，口衔蛇，手操蛇，腿践蛇，与战国时期楚国同类图像一脉相承。长沙马王堆二号墓黑底漆棺装饰有云气纹及神人神兽，其中一位兽首人身神右手操蛇，呈欲食蛇模样。西汉中晚期民间石椁墓盛行，内外壁仿照王侯墓葬的图像进行雕刻装饰，如山东滕州北辛一带的石椁墓中出现大量“衔蛇”“操蛇”图像。总体来说，西汉时期“操蛇之神”图像不多，主要分布在受楚文化影响的地区，整体艺术风格与战国时期接近。 

    马王堆二号墓漆棺上操蛇神人摹本    

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操蛇鎏金铜托座 

  东汉中晚期厚葬盛行，民间营造画像石祠墓蔚然成风，祠堂、墓室中有大量描绘神仙世界的画像，其中“操蛇”“衔蛇”成为这一时期“操蛇之神”图像的主流，“珥蛇”“践蛇”形象逐渐消失。山东嘉祥刘村祠堂侧壁的“操蛇”图像颇为典型，其人物姿态生动似舞蹈动作，称为“蛇戏图”。画面分3层，顶层刻画神仙世界，右侧二神为人首蛇身，下方分别刻画“蛇戏图”“升鼎图”；中层左有一人双手操蛇，右有一人一手执斧、一手执剑，动作舒展似伴蛇而舞。 

 画像石中人物形象表现多采用侧面剪影的形式，比如武梁祠中忠臣烈女均为侧像，东王公、西王母这类主神以及“拜谒图”中的祠主等才刻画正像。嘉祥等地祠堂画像中的“操蛇之神”均为正像，发髻、五官、胡须、尖齿表现得极为精细，可见其地位极高。 

    嘉祥刘村祠堂画像石 

  “操蛇之神”图像在东汉末年日渐式微，但没有消失，而是以不同形式在民间传承下来，江苏镇江郊农牧场出土东晋墓砖上模印有“衔蛇”神人，陕西宝鸡南郊长岭机械厂出土北宋墓砖上模印有“操蛇”神人，其形象与山东临沂吴白庄汉墓的“操蛇之神”极为相似。 

 “操蛇之神”图像表现出古人想象中神祇的模样，不同子类型可能代表不同的神，也可能源自同一个神的图像在不同的语境的不同象征。战国秦汉时期神仙思想流行，鼓吹祥瑞灾异的谶纬思想弥漫，出征、丧娶、动土、飨射等都衍生出种类繁多的祭祀对象和流程，这些祭祀可“祈福祥、顺丰年、逆时雨、宁风旱、弥灾兵、远罪疾”。人们将阴阳、四时、五行、星宿、风雨等祭祀对象人格化，将某些相关的自然元素附加到这些对象身上，逐渐塑造出神祇的模样。通常神会被赋予某些“非人”的特征，以显示神之异能。汉代，伴随着自然现象的人格化，精英人群的神化过程也在逐渐构建，于是《太平经》将特定人群进行序列化和等级化，归为委气神人、大神人之类，甚至将三皇五帝、忠臣圣贤也列入仙谱。造神过程同样会融合“非人”元素，如御龙的老子、肩生羽翼的道人、蛇尾的伏羲女娲、兽尾尖齿的帝浚等。祠堂、墓室画像石中，不同时代的圣贤孝子早已位列仙班，在宗祠的享礼中起到助葬辟邪的作用。蛇是造神的重要“非人”元素，蛇本身预示着天命，乃至象征着王权的更迭兴败，与蛇有关的神祇往往神格极高。 

 战国秦汉流行天人感应观，谶纬认为“蛇现”为咎征，称为蛇孽，意味着灾异即将发生。《论衡·异虚》记载了蛇绕卫献公太子车左轮的咎征，“卫献公太子至灵台，蛇绕左轮。御者曰：‘太子下拜，吾闻国君之子，蛇绕车轮左者速得国。’太子遂不下，反乎舍”。《左传·文公》记载泉宫出现蛇的咎征，导致鲁文公母亲薨，泉台毁坏，“有蛇自泉宫出，入于国，如先君之数，秋八月辛未，声姜薨，毁泉台”。若要辟除咎征，需斩蛇除孽。《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高祖斩蛇”的故事，刘邦在斩除蛇孽之后举义旗反秦，开始了大汉霸业。从《山海经》记载的“珥蛇”神话，到战国祭器中人格化的各种“操蛇”图像，乃至两汉时期两种类型的“蛇戏图”都有除蛇孽、避灾异的祥瑞之意。图像中出现“蛇”或神人“操蛇”，是为“㗖”而除之，如《海内经》所云：“又有黑人，虎首鸟足，两手持蛇，方㗖之”。 

 战国时期“操蛇之神”图像系统由祀祖的祭器与辟鬼的明器组成，神祇的形象变化多样，多杂糅。两汉时期，画像石中这一图像系统仅“操蛇”与“衔蛇”类型保存下来，祠堂东壁“操蛇”居多，墓室中“衔蛇”居多，这是受秦汉时期神鬼信仰的影响，祠堂与墓室图像功能逐渐分化。祠堂画像中“操蛇”图像意为祠堂祭祀中的“助葬图”，墓室中“衔蛇”图像意为“辟邪图”。汉代石祠东、西两壁画像有明确的空间属性，西壁喻以西王母为主神的西方昆仑，以“庖厨”“乐舞”图像表达祭祀神祇的仪式过程；东壁喻以东王公为主神的东方仙山，以“孔子见老子”“周公辅成王”“升鼎图”表达圣贤接引墓主升仙的助葬寓意。山东嘉祥和淮北地区“操蛇”图像多分布于祠堂东壁，神人与孔子、老子、黄帝、周公等圣贤为伍，可助墓主登仙。 

 （作者为山东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