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伊始，王佳静博士首先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思路，以思考稻作农业的起源为出发点。水稻一开始是生长在沼泽湿地的野草，大多数野生稻的落粒性强，种植的回报率低。但是有少量的野生稻落粒性差，通过人工选择这种落粒性差的水稻，人们逐渐改变了植物的基因性或表型特征，使之依赖人类才得以繁衍。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人们去驯化植物，最初的农业如何产生？ 

       农业起源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和采集狩猎相比，农业是非常晚近的生计方式。农业的出现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变革，包括驯养家畜、开始长期定居等，这场变革被戈登·柴尔德称为农业革命或新石器时代革命。假如农业比采集狩猎的生计方式更为高效，那么人们驯化植物、发展农业的动力就不难理解。然而，人类学家很早就发现，采集狩猎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比农业社会中的人们的生活更为惬意。因为采集狩猎2-3小时的回报相当于辛辛苦苦在农田里劳作8小时的劳动成果。此外采集狩猎社会中，人们的食物更加多样，营养更加全面，健康状况好于以谷物为主要食物的农业社会。 

       既然如此，为什么采集狩猎社会要向农业社会转换？为什么在大约1万年前开始，世界各地都开始了这一进程？考古学家们提出了许多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戈登·柴尔德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环境变化理论。由于全新世开始之后，导致一些地区土地沙漠化，使得自然界中可供人们采集狩猎的植物和动物短缺，于是人们聚集在绿洲地带，通过驯化动植物来弥补食物来源。 

        但是新的资料表明，全新世的环境变化，实际上使得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自然资源更加丰富，而不是匮乏。因此环境变化论遭到了质疑。刘易斯·宾福德继而提出了人口压力理论，认为一些资源丰富的区域吸引了大量人口在这里定居生活，逐渐造成了资源与人口的失衡，一些人被迫离开中心区，来到资源较为匮乏的边缘区域，通过栽培动植物的方式补充食物来源，由此发展了农业。但这一理论问题在于，新石器时代的人口数量难以估算，很多学者提出质疑，“人口的增长究竟是农业革命的结果还是原因？”这一问题目前尚无结论。Brian Hayden通过在南亚原始部落中所做的调查发现，农业种植出来的谷物性食物在当地被视作奢侈品，而非普通的粮食。Hayden认为，在农业刚刚萌芽时，栽培的作物由于产量有限，因此比较珍贵，在人们的日常食谱中不占主要地位，也不是充饥的首选。通过考古资料的研究Hayden发现，在从采集狩猎社会向农业社会转变的初期，这些部落社会中就已经出现了社会复杂化的迹象。于是Hayden提出了社会竞争理论，认为驯化的植物不仅仅是食物，更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农业是社会内部竞争的产物。 

        以上介绍的是有关农业起源几种流行理论。回到具体的问题上，学者发现早期水稻的栽培与采集费时费力，和其他食物相比回报率很低。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栽培水稻？另外，水稻驯化的过程十分漫长，在驯化的初期，水稻显然无法成为主食。 

        上山文化被视为稻作农业的起源，它和时间稍早的南方旧石器时代遗址很大差别在于定居村落的出现，代表了首个在旷野里定居的聚落。上山人定居的原因是什么？王博士从上山文化的器物入手探讨，上山文化的器物很多，且一些器物的形制较大。通过残留物的研究了解器物功能，也许可以解开上山文化起源的原因。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种。首先是淀粉残留物的研究，由于不同植物的淀粉粒有不同的形态和大小，并且不同的加工方式造成的淀粉粒形态也有所不同，因此可以判断植物加工工具的具体功能。二是植硅体残留物研究，植硅体是植物的硅化骨架，大量在壳、叶子和茎脉中出现，特别适用于发现水稻等草本植物。三是微痕研究，可辅助判断石器类工具的功能。 

       研究重点原本是在上山遗址的残留物中寻找水稻，但是却意外发现橡子居然是上山遗址中最普遍发现的微植物。她的研究便从水稻转向了橡子，进而探讨橡子采集与水稻种植的关系。橡子中有一种丹宁酸，不能直接食用。世界各地对于橡子的加工方式不同。在对金华地区的橡子加工进行细致的人类学考察后，尝试重建了上山文化的橡子加工方法。结果显示，上山文化的磨盘磨棒、大口盆是重要的橡子研磨、沥滤的工具。相比之下水稻只是众多食物中占比很小的一种，但是水稻在上山时期还有在另外一种非常重要的功能，是其他食物难以取代的——作为陶器的掺和料。大量的稻壳用来制作大口盆，而大口盆的主要功能是沥滤橡子等植物淀粉。

 

   

        按照橡子在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分布，上山文化中出现那么多的橡子并不奇怪。王博士进而提问，为什么上山文化的橡子经济促进了定居和水稻驯化？她认为，与美洲和近东等地的早期橡子经济不同，山上文化的橡子加工需要用到很多人造工具，特别是陶器和研磨石器。在中国，早在更新世末次冰盛期左右，陶器与研磨石器就被采集狩猎人群发明。而这一传统诞生，使得人类便逐渐对物产生了依赖性。结合Ian Hodder的纠缠理论 (Entanglement Theory) 以及Helen Leach 和Peter Wilson等关于 “人类驯化”(Human domestication) 的理论研究，王博士提出，人在使用物的过程中对物产生了依赖性。这种依赖性一方面体现在，工具的用途变得越来越多元。另一方面，特定的工具在解决新问题时可能存在局限，面对工具的局限，人们不是选择抛弃它，而是投入更多的劳动力用于改进工具。因此，这两类工具在更新世出现后，便一直延续在之后的人群中。工具的运用是否也“驯化”了人类？工具产生给人们带来了便利，人们也越来越依赖工具。当更新世早期，橡树在各地变得繁盛之时，人类对橡子的加工方法自然而然的沿用了陶器和研磨器的工具传统。 

  

       大量的工具生产促进了定居的产生。因为人们越来越依赖工具，当工具越来越多，不方便搬动时，便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人们定居。而定居是中国南方水稻农业生产的必备条件。 

        最后，演讲者回顾了已有的理论模型。三种理论模型似乎均不能很好地符合上山文化农业起源的情况。农业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历程，长达数千年，是最初水稻栽培者无法预见的。因此很难说古人最初在栽培水稻有什么单一的、长远的目的。单一动因的理论模型无法解释所有地区的农业起源问题。

（图片来自演讲者幻灯片   撰稿：许祯津、安婷    本文经演讲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