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幸的是，近几十年来，经过各地考古工作者于辽朝统治地区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在遗址、墓葬、塔基和窖藏诸多遗迹中，获得大量的地下出土文物，尤其是辽代的墓葬于此更是大放异彩。因此在发掘的辽墓出土遗物中，所见金玉质的器物数量之多，历代墓葬皆不可望其项背，而其精美稀有与难得，可谓弥足珍贵。这些文物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辽代金玉器的突出成就与特点，其种类之多、制作水平之高，冠绝一时，无与伦比。惟其过去文献记载不多，传世遗物亦甚罕见，无从了解，因而使人们的认识在长时间里几乎成了空白。

 

 辽代金银器与玉石器的制作，不折不扣地继承了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传统。辽代作为我国中古时期契丹族建立的王朝，其统治长达二百多年，存在的时间正是我国历史长河中，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艺术都处在巅峰的时期。 

 高度发展的汉唐文化，不仅对周边民族有影响，而且对世界其他地区民族和国家都有重要影响。起点高，发展快，契丹民族在这样一个历史环境中走上政治舞台；大量俘获汉人，统治汉族居住区，拥有优势条件，并且在建国前就生活在我国北方几个世纪，长期受中原文化影响，仰慕华风，接受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传统。 

 历来北族南进，始终是中国历史的倾向。而契丹族又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吸收传统文化，促进本民族的发展。因此，在其建国后，虽然仍保持本民族的特点，但对高度发展的汉唐文化，欣然领悟，将其吸收并纳入生活中。辽王朝存在的时间，正是我国历史上唐朝之后、宋代兴盛之时，唐宋时期恰是我国历史上金银器与玉石器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时代。 

 辽朝在这样一种条件和环境下，其金银器与玉石器的制作，自然就面貌非凡了，足令世人震惊！从阿鲁科尔沁旗宝山辽墓、耶律羽之墓、赤峰辽驸马赠卫国王墓到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建平县张家营子辽墓、碌科辽墓、朝阳县前窗户辽墓、彰武县朝阳沟辽墓以及早年流出国外的萧术哲、张俭等贡进“文忠王府”诸银器……均保持着传统文化的特点，无论是造型、工艺技法，还是纹饰布局、题材选取等，都可以明显看出其历史渊源与发展脉络。 

 通过对出土文物的了解，可以清晰看到传承至辽代，我国金银器与玉石器的制作又别开生面地向前进一步发展下去。然而今天我们所见的这些大量的实物例证，也仅是辽代金银器与玉石器的极小一部分，即使这样已经完全超出人们的想象，那么可想而知其全部内涵将是如何庞大与辉煌。

 

 与此同时，辽代在继承我国自汉唐以来制作金银器与玉石器传统基础上，也兼收并蓄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契丹族是兴起在我国北方的一个民族，游牧地域辽阔，活动范围大，和周围其他民族也有较多的接触或密切的关系，因此，吸收其他地域、民族的文化因素到自己的生活中来，就是很自然的事。在辽代的金银器与玉石器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些发现的辽代出土遗物中，有外来的文化因素存在，而且其范围甚广，既有印度的，也有伊斯兰教的，还有突厥族的。 

 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摩羯鱼形金耳饰、建平县碌科辽墓出土的摩羯形金耳饰、凌源市小喇嘛沟辽墓出土的摩羯鱼纹银盘等，都带有鲜明的印度文化要素。在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中出土的鎏金长颈背壶、束颈折肩“大郎君”款银壶、敛口环柄手錾五角星纹银杯等，都是典型的伊斯兰特点的器物。生活在北方和西域的突厥族，与契丹族有深厚的渊源，在敖汉旗李家营子辽墓出土的束颈环柄手银壶、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出土的束颈折肩银壶等，也均表现出其固有的特征。这些不同地域或民族文化的渗入，构成了丰富多采的辽文化内涵。因此，深入研究辽代金银器与玉石器，不仅可以了解契丹族的文化面貌，而且会更加丰富我国金银器与玉石器文化的构成与内涵。

 

 辽代的金银器与玉石器在造型上不断追求发展创新，创造出许多新的器型，这是辽朝不同于以前历代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通过考古发掘，现在出土的辽代金银器和玉石器数量非常之多，出现了此前所没有的一些新器物。如阿鲁科尔沁旗宝山辽墓出土的银丝网络，建平县张家营子辽墓出土的鎏金二龙戏珠银冠，朝阳县前窗户辽墓出土的双凤火焰珠纹鎏金银冠，彰武县朝阳沟辽墓出土的鎏金双凤纹银鞲，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金面具、金花银靴、高翅鎏金银冠、金花银枕，巴林右旗友爱村辽窖藏出土海棠式錾花银盘，喀左县北岭辽墓出土的透雕飞天玉耳饰，朝阳市常遵化墓出土的全副黑白玛瑙围棋子，阜新清河门辽萧慎微祖墓群出土的青玉圆雕双鹅盖盒，新民市巴图营子辽墓出土的红琥珀饰等，这都是辽代金银器与玉石器在旧有的基础上出现的，是一个新的发展。 

 

 在中国历史中，辽代是大量使用金银器与玉石器的一个王朝。辽代人们的生活中，广泛地使用金银器与玉石器，诸如日用器物、装饰品、服饰、车马具、宗教用品、殡葬具等，没有不使用的。近几十年来发掘的千百座各类辽墓，见证了辽代社会诸方面的应用情况。辽代墓葬，大者如皇族贵戚权臣之墓，遗物丰富，琳琅满目，耶律羽之墓、驸马赠卫国王墓、陈国公主墓等，可以为代表，自不必多议，就是一般墓葬，甚或地处偏远、或是墓室狭小简陋也有金玉随葬，科右中旗小努日木辽墓、建平碌科辽墓、喀左北岭辽墓、彰武朝阳沟辽墓、法库羊草沟辽墓等，都是明显的实例。 

 我们从考古发现看，已经发现的辽代墓葬，数量极多。这么多的辽墓并不都是皇族贵戚或权臣的墓葬，除有限的少数墓葬出土有墓志铭可以知其身份外，其余大多数墓葬不是豪华大墓，墓主人身份也并不是高官。我们近些年的发掘，所见墓葬一般者居多，并且有的墓很小，有的也颇为简陋，但即使在这样的墓葬中，也还是有金银器与玉石器出土，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可知辽代的习俗厚葬之风是很盛行的，因而才能有今天如此广泛的发现。

 

 除了以上所说，我们还可以看到，辽代的金银玉石器在所用质材上也呈多样化。从考古发掘看，在已知的辽墓中，不仅金、银等贵金属大量使用，就是玉石器的应用也极为普遍，并且其他质材更加大量利用。这种情况，是由于契丹人生活习俗使辽人喜欢佩戴珠玉，因而他们制玉业非常发达，技术高超，其所用既有日常生活用器，亦有装饰艺术品，种类繁多，流光溢彩，美轮美奂。仅就考古发现实物看，除玉石外，还有水晶、玛瑙、绿松石、琥珀、密蜡、珍珠、珊瑚以及珍贵的瑟瑟珠等，这些质材都应用到辽代契丹人的生活中来，因而使得金玉制品在辽代得到空前的发展。

 

 辽代金银玉器的纹饰，亦有突出特点，它在继承中原传统文化的同时，加入草原游牧生活观念，题材新颖、纹饰生动、简洁明快，突破了陈旧的形式，使之出现一个新的面貌，令人瞩目，这是我们研究辽代金玉器所不可忽略的。

 

 总之，辽代的金银器与玉石器的制作，上承传统，遵循汉唐固有文化，使其得到发扬，同时又注入本民族的生活习俗特点，为下启后世，做出时代的历史贡献。因此，辽代是我国金银器与玉石器发展颇为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