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高蒙河 马晓光：考古遗址博物馆策展的实践与思考考古遗产2025年03月28日 11:44河南【摘要】我国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建设起步较早，是博物馆和公众考古领域的重要实践，但又因其特殊性，数量始终偏少。近年来，随着大遗址保护工作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兴起，考古遗址博物馆呈现稳定增长的新趋势。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建设，特别是展览策划方面的工作有许多经 ...

高蒙河 马晓光：考古遗址博物馆策展的实践与思考考古遗产 2025年03月28日 11:44 河南

 
【摘要】我国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建设起步较早，是博物馆和公众考古领域的重要实践，但又因其特殊性，数量始终偏少。近年来，随着大遗址保护工作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兴起，考古遗址博物馆呈现稳定增长的新趋势。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建设，特别是展览策划方面的工作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也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遗址本体展览、遗址文物展览和遗址复原式展览构成了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的基本体系，这使得该类博物馆与一般博物馆相比各有异同。在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策划实施过程中，应建立工作机制、明确工作思路，综合考虑不同形态展览的整体性和特殊性，加大考古单位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平衡保护管理和展示利用之间的关系，兼顾展览内容和价值传播的专业性和普及性。

【关键词】考古遗址博物馆 公众考古 考古遗址公园 展览体系 展览策划

一

回顾

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以1958年开放的陕西西安半坡博物馆(图1)和1959年开放的北京明定陵博物馆为代表，属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最早对考古遗址进行保护、展示的实践形式。这种把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直接转换为文物保护和展示成果的做法，体现出很强的源头性、创新性、示范性和时代性，拓展了原有博物馆的分类体系，丰富了博物馆学研究的方法论，成为中国公众考古史上的典型案例，不但具有中国意义，还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图 1 建成初期的西安半坡博物馆
（来源：马雨林主编.：《历程——纪念半坡遗址发现60周年》，西安：三秦出版社, 2013年）




然而，将考古遗址博物馆放到传统的博物馆体系里比照又不难发现，考古遗址博物馆具有的考古和博物馆的两面性，作为一类特殊的考古遗址专题类博物馆，尚不足以构成一个发展平衡、体系丰富的博物馆大类。在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也涌现出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等大馆名馆，但相比我国现有6500多座博物馆的总量，数量偏少，案例不多，行业的关注度并不高，社会的影响力也不强。
近年来，为配合大遗址保护工作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而诞生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异军突起，它依托考古遗址及其出土遗存，展开系统性的发掘、研究、保护、利用工作，成为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的中流砥柱，筹建、在建以及建成的该类博物馆已近130多个。而各省市区县每年都在增加的一般性史前和历史时期考古遗址博物馆更难以计数。这些考古遗址博物馆，已经成为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重要窗口。
60多年来，考古遗址博物馆伴随着我国考古和博物馆事业一路走来，不断进步，经历了“开创、发展和飞跃等阶段，并逐渐成为博物馆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换言之，面对新时期考古遗址博物馆已经出现的稳定增长的新趋势，过去和现在建设实践中的一些老问题和新情况，也就更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讨论了。

二


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的基本体系

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出现，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博物馆建设面向人民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融入全新的社会主义博物馆体系息息相关，这种全新类型的博物馆和一般博物馆既有共性特点，又有异性差别。所谓共性主要表现遗址出土的可移动文物的陈列展览也是考古遗址博物馆的主要业务之一，是“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的基本手段。而所谓异性差别主要是考古遗址博物馆通常以不可移动的遗址本体展览为主。有研究者将可移动文物陈列和遗址本体展览共同视为遗址博物馆的基本陈。此外，遗址博物馆实际还普遍存在一种在馆外或馆内重建考古和历史场景的展示形式，可称之为复原式展览。
以上三种常见的展览形态各有特点，构成了遗址博物馆展览的基本体系，与一般博物馆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其中考古遗存的“现场性”成为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特殊身份“标签”。
1.遗址本体展览的特点
遗址本体展览是考古遗址博物馆一大特色，其突出特点是可以直观展示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和人类生存过程的那些真实性和整体性的场景。考古发掘后的遗址现场能够提供不同寻常的古代遗存和考古过程，增强参观者贯古通今的真实感受和穿越时空的“五感”体验，成为吸引参观者流连其间的重要因素和不同于一般博物馆的旅游目的地。然而，从受遗址展示场馆空间限制和遗址保护制度制约以及现实动机等方面考虑，遗址本体展览所能采用的展示手段及其释放的信息量还是较为有限的。
第一，从展览的内容设计看，通常会围绕遗址总体情况和典型遗迹以及重要文物展开，介绍性为主，叙事性偏弱，同时也会通过现场保留的探方和地层对考古发掘工作的原理和方法进行科普，还不乏遗址调查发掘等考古史等非“浅显”而偏专业语境的呈现，加强观众对自身既有知识结构的增益和对学术魅力的感悟，在既降低门槛又抬高门槛的过程中，使观众收获新知，启迪心智，改变观念，获得思想。
第二，从展览的形式设计看，也以尽量减少干预遗址本体为原则，通常采取设置围栏为主、铺设栈道为辅的方式，周边竖立展板、展牌并穿插少量多媒体展项进行解释说明，尽可能地减少观众和遗存本体的“距离感”。近年来，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像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中国猿人洞穴等很多遗址在符合文保要求的基础上增设了声光电的投射方式，用来标识地层、遗迹、遗物等，增强了观众在通常观展惯例之外的体验感和沉浸感(图2)。



图2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第一地点（猿人洞）洞壁上的多媒体数字平台
（来源：国家文物局微信公众号）


第三，从展览的变化看，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还有一些考古遗址博物馆，如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以及规划建设中的上海长江口二号古船博物馆等，采取边发掘、边保护、边展示的工作思路，使考古发掘成为一种遗址上的活态展示项目，改变了“先发现，再研究，后展示”的线性化策展传统，其考古科普教育意义和公众考古价值也不再扁平化，而是更为立体化、多样化。这种“考古进行时”的展示思路，无疑进一步凸显了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特色，赋予了博物馆与时俱进的时代性，而参观者成为考古工作的见证者甚至亲历者，其对于遗址本体重要性的认知也得到极大加强。
2.遗址文物展览的特点
考古遗址博物馆通常都设有专用于文物展览的展厅，文物展览的形态也接近于一般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具有展品展项集中、展示手段多样，以及展示内容叙事性和延展性较强等特点，成为阐释和传播考古遗址遗产价值的重要手段。
但与一般博物馆所不同的是，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的文物，有很多不完全是摆放在“一道玻璃隔开了过去与当下”的玻璃展柜或挂板展墙上的，而是按照出土时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原则，原封不动地陈列在地层、房址、墓葬等遗迹之内，与遗址本体共同构成了一个个、一组组“原生态”的考古现场情境展现。而且大多数的出土文物还是没有修复的“残缺”形态，向参观者呈现出遗址在选址、营建、使用、废弃整个“生命过程”或“前世今生”的某个时间定格片段，真实再现了文物在遗迹中的考古单位信息，将参观者带回当年的发掘现场。因此，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文物展览又素来有着不同于通史展览或艺术史展览的自身特点。
遗址全信息的文物展览。一个遗址的信息既有空间性，又有时间性，构成了遗存的时空框架。有些遗址的文化属性比较单一，如北京清代圆明园遗址(图3)，有的遗址则沿用的时间比较长，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泸州老窖的窖池群，从明代万历年间到现在约四百年来一直沿用至今，属于“活”文物和“活”遗址。这两类遗址展示的文物，未必都是精品文物，而是以能反映遗址形成过程的文物为要旨，以能阐释遗址全面信息的文物为标本。



图 3 圆明园博物馆
（来源：李祺瑶：《7根圆明园汉白玉石柱回归故里》，《北京日报》2023年10月14日第5版）

第二，发掘品全呈现的文物展览。一个遗址的发掘品成千上万，既有人工制品，又有与人类活动有关的自然物品，甚至还有人类本身的遗骸等，精品量可能寥寥，展品量足够多，如何利用好这些特有的展品资源，既要有理念创新，又要遵循遗址博物馆的自身展览规律。遗址博物馆展览的文物，通常以遗址中出土的各类古代遗物为主要展示对象，既强调单一珍贵文物的代表性展示，又强调普通文物的组合性展示，还要兼顾不同质地的文物在同一遗迹内埋藏现象的“同框”展示，以期能全面呈现遗址所包含的各类历史事件信息、人群关系信息、生存环境信息。
第三，遗址全考古的文物展览。考古遗址博物馆的遗址考古史展览越来越成为反映考古发现、研究和保护工作过程的“标配动作”，作为内容策划中的“必选项”。一些与遗址存在关联的物品，如传世品、采集品以及文物考古工作的工具设备、资料原件、影像记录和重要文件等，也都具有了特定的学术史价值和讲好考古之旅故事的价值，可纳入展览，起到完善展览叙事结构的作用，把考古发现过程分享给参观者。
第四，遗址全价值的文物展览。一个遗址所堆积的遗存，其文物价值是多方面的，既有古代价值，又有当代价值；既有学术科研价值，又有社会文化价值，一些特别重要的遗址还可能成为某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甚至申报成为世界遗产。所以，遗址博物馆展览的文物，要具有向公众介绍遗址的历史文化背景，集中展示遗址考古工作中的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进而阐释考古遗址的遗产价值的作用。
3.遗址复原式展览的特点
考古遗址博物馆的重建历史场景的展览，类似于很多自然科学馆或公园景观的展览，它源于博物馆园区或馆区内设置的复原性、艺术性的展示。这种展览的实践形式早于“考古遗址公园”概念的提出，20世纪90年代起建设的西安半坡博物馆半坡原始文化村、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二期遗址现场馆都是比较典型的案例。这类复原的考古现场和古代场景，既有在馆内闭合空间的搭景呈现，也有在馆外的开放园区仿制或复建，通常还配有标牌、导览等说明系统，在依靠遗迹和遗物支撑展览以外开拓了第三条道路，是遗址本体和文物展览的重要补充，也是开展情境式社教活动的重要场所，日常还兼具观光游览和休憩功能。
21世纪初以来，“考古遗址公园”概念提出，建设遗址公园成为平衡大型考古遗址保护和利用关系的重要举措，同时也为多样化的展示提供了施展的条件。殷墟博物馆、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图4)，以及建设中的成都东华门考古遗址公园等馆园都是新的发展阶段的产物。在遗址公园中，通常分布多个展示节点，更加强调场、馆、棚等综合化展示形态，增加了数字化、智慧化的展示手段，拓展出利用声光电效果进行适当渲染的夜间展示模式。新型的“遗址复原式”展览服务于遗址公园人文景观的整体氛围，重点不在于直接呈现遗址或文物，而是通过复原历史情境和再现美学意境，适当增加历史名人或虚拟人物造型雕塑，追求“透物见事，透事见人，透人见史，透史见道”的理念，营造处于虚实之间、充满想象空间的历史沉浸场所、文化互动空间、文旅体验平台，贯古通今意象。



图 4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来源： 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组编：《良渚》，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

三


考古遗址展览策划实施的若干问题






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的策划实施，往往牵涉考古、文保、建筑、展陈设计和施工等诸多方面，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因此，如何建立高效的工作机制和制定明确的工作思路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后根据展览工作的不同阶段，适时引入各类专业团队。根据考古遗址博物馆的自身特性，在展览策划的具体操作中，有以下四方面问题需要引起思考。
1.不同形态展览的整体性和特殊性
遗址本体展览、文物展览和遗址复原式展览，这三种形态的展览都从属于遗址博物馆总体定位，应视为系统性的有机整体。同时，三种展览形态又各具客观性的“先天不足”的属性，决定了其展示对象、展示手段以及可承载的展示内容有所不同。
遗址本体展览受遗址固有分布状况和发掘面积所限，展示上具有分散性和非线性特点，不同时代的遗存相互间的叠压或打破，使得不少遗迹甚至常常处在同一个层面上，时空界限的格局复杂难辨。遗址复原式展览所能承载的信息和手段要更为丰富，但在馆内的复原内容和展示方式容易受到馆内展示空间的制约，而在馆外园区展示的节点也要注意与重要的室外遗址点相呼应，这也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遗址本体分散性和非线性特征，而且从展览内容上来看，这些展示节点更适合自成一个单元，而不宜使用线性叙事方式进行串联。而发掘品的文物展览恰恰相反，因其在空间和信息上的集中性，使得展览各部分之间关系紧密，一般采用较为线性的展示结构。
我国的考古遗址博物馆有些是建在遗址核心区内甚至直接建在遗迹之上的，比如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图5)、汉景帝阳陵博物院等，而有些则因为文保的要求建在遗址缓冲区甚至周边地带，比如良渚博物院、元上都遗址博物馆等。因此，在对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进行总体规划时，要对不同形态展览的特点有清晰的认识，明确主次，扬长避短；又要针对遗址在地性的不同，对不同形态展览的定位、主题、内容和参观线路等，做出差异化和适应性安排，做到重点展示和一般展示相结合、本体展示和文物展示相统一、原状展示和复原展示相呼应，既做好某一形态的展览，又能发挥出各种形态展览相结合的综合效应。



图 5 秦兵马俑一号坑
（来源：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官网）




2.加大考古单位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考古博物馆展览实践表明，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成功与否，与考古发掘单位的参与程度息息相关。考古人员是考古遗址的发现者、研究者和保护者，对遗址的考古工作和遗址情况最为了解，对遗址内涵和遗存价值的解读最具权威，其提供的资料、传达的信息和对遗址做出的价值判断往往会左右展览的主题、站位、框架、内容和形式设计甚至后期运营。
一般来说，考古人员通常以学术顾问的身份介入展览工作，对展览内容进行学术把关，也会对形式设计提出意见和建议。在必要时，展览项目还需要考古人员负责执行某些具体工作，如在展览预研阶段，编制价值研究报告或学术大纲，将重要的研究资料集中起来;在展品梳理阶段，商讨确定可上展的文物，提供展品信息，甚至可能需要为上展文物优先安排修复、记录等整理工作；文物如何交付博物馆，边发掘、边研究、边展示是否可行等重要问题，也需要考古人员和发掘单位的充分参与才能做出制度性安排。
凡此等等的这些实务工作如能配合紧密、落实妥当，无疑会使展览项目大受裨益;反之，则可能对展览项目顺利实施造成影响，甚至出现文物、资料满仓满架“无处落脚”，博物馆展览缺东少西“无米下锅”的情况。因此，必须重视加大考古发掘单位的参与力度，畅通沟通渠道，倘若条件允许，博物馆筹建方可探索采取项目制的方式，委托考古发掘单位适时开展配合工作，以便明确相关责任、保障经费来源。
3.平衡保护管理和展示利用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遗址价值的定位来源于对遗存内涵深入研究的学术成果，那么遗址合理利用的基础则是科学有效的保护管理。文物保护尤其是遗址本体的保护，均有一定之规，更存在明确红线。遗址本体和复原式展览的展牌和展项大多直接或间接设置在遗址之上，更应遵循文物保护方面的指导意见，制定科学合理的方案。
实践表明，遗址展示难点主要在于国内考古遗址以软性的土遗址为主，千百年来的水土流失，使得地表留存的遗址本体和遗迹现象难以凸显，导致了所谓的“地下气象万千，地面土丘一片”现象，远观近看的视觉冲击力不强，讲解阐释的内心说服力不强。因此，不少展示方案都尝试在立体空间层面做文章，通过架设艺术装置、多媒体设备或构筑物等辅助展项上延展导览效果，以增强代人感，这就可能与遗址保护产生矛盾，需要文保和设计团队反复沟通、相互协调。
有鉴于此，在展览项目开展初期，以及形式设计团队介入项目之际，文保单位应当做好技术交底等交接工作，明确哪些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哪些是为展示预留的技术冗余。设计团队则应把适应文物保护要求作为核心的设计原则之一，如做到展牌与展项设置的数量和体量适中，形式上灵活运用虚拟技术，尽可能减少对遗址实体的影响。如果片面追求展示效果，对遗址造成破坏，则将对遗址本身和博物馆形象声誉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4.兼顾展览内容和价值传播的专业性和普及性
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览是在保护为主的前提下，所进行的客观呈现的展览展示活动总体上较为学术，专业门槛不低。遗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遗留和经过发掘清理后的状态，被浓缩呈现在一个或多个不甚完整的考古作业面上，必须通过专业的阐释才能将遗址的历史文化内涵“解压缩”。因此，无论是遗址本身还是揭示其价值的考古工作，与人们的日常生活都有一定距离，担心“看不懂”成为公众在参观前的主要顾虑之一。同时，我国的很多考古遗址博物馆地处偏远，交通便捷与否也成为影响参观者是否前往的必要条件。
考古遗址展览尤其是文物展览，担负起了沟通考古专业和社会公众的责任，需要对发掘出土的考古遗存、相关研究资料、历史文化背景等展览资源重新“编辑整理”，使这些内容能够被较为轻松地“阅读理解”。一般来说，史前遗址展览侧重反映考古遗存揭示的古代人类社会，通常包括自然资源、生产生活、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源流等。历史时期遗址涉及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较多，展览通常采用断代的方式组织线索，但应注意取舍，避免泛化为一般意义上的地区性“通史展览”。对于有“申遗”需求的考古遗址，往往还需要对遗址的发现、研究、保护、管理历程进行梳理，单独成篇进行展示。一些特别重要的遗址，考古工作开展较早、持续较长，参与人员众多，研究成果丰富，其考古背景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更具有时代价值和社会价值，也需要集中反映。
在上述专业内容向公众知识转化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展览自身的价值取向，合理运用考古元素、塑造考古情境，始终把体现考古工作的科学性作为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的一大特色，避免为了迎合部分公众的探险猎奇心理，刻意渲染考古的神秘色彩。

四


小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考古遗址博物馆因其原真性、复合性等特点，在本体展示历史、文物解读历史、复原重建历史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是极具实体、实物、实感、实情的立体历史教科书，也是体现考古学科学探索精神、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重要阵地，更是新时期文旅融合背景下重要的历史文化旅游目的地，对所在地区文旅产业发展往往具有节点性、支撑性意义。
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顺应了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总趋势，既为中国大遗址保护利用传承和博物馆理论和实践交出了专业的答卷，成为科研资源和文化资源；又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并满足大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成为社会资源和产业资源。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览，既要遵循行业一般规律，也要适时总结自身经验，不断守正创新，推动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让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

本文转自《考古遗产研究》（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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