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会主旨发言阶段，王延中《中华民族历史观视域下的国家疆域刍议》提出，今日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应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角度、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视域下看待中国疆域，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开拓的结果。大卫·弗格森《新疆——反驳西方的“神话”》明确指出，新疆是西方媒体攻击中国的焦点，西方针对新疆的种种毫无根据的抹黑污蔑，极大损害了新疆国际形象。李大龙《汉代故事与唐朝西北边疆治理》分析了汉代边疆治理对后世尤其是唐代的深远影响，这有利于理解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田卫疆《坚持以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阐释新疆地区史》强调，要将新疆地区历史放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进程，将新疆地区民族演变史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历程，将新疆地区文化史融入中华文化发展过程，这对正确认识新疆历史和构建新时代新疆历史叙事具有重要指导作用。通过分析丝绸、香料、陶器等有形货物以及哲学思想、宗教信仰、科技等无形因素的交流，泽米尔·阿万《丝绸之路与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充分证明丝绸之路在促进东西方文明交流、推动贸易发展和思想碰撞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跨文化交流途径。魏坚《考古学视野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指出，新疆考古发掘成果实证了历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管辖治理，以及天山南北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并存、多文化兼容的历史事实，为研究和阐释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多民族融合的大一统格局形成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产生与演进，提供了生动而坚实的实物材料。牛汝极《东融西鉴：丝绸之路上高昌回鹘人的儒释道耶信仰》指出，自公元10世纪起，回鹘人受吐鲁番本土汉文化影响，研习中华语言和文化，形成了其中华文化情怀和属性。

在平行论坛中，与会学者分别围绕中国历代中央政权治理新疆地区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构建、多学科多视角下的晚清新疆建省研究、考古视域下的中国西北边疆治理、丝绸之路与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展开深入研讨。

“中国历代中央政权治理新疆地区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构建”这一议题不仅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而且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关于历代中央政权治理新疆的经验教训，厉声《历代中央（中原）王朝治理西域新疆的经验与教训》从认识、政策、举措等层面总结经验教训，指出统一和经营西域是历代王朝传统，其经验教训对当下具有借鉴意义。苗普生《统一，我国历代中央政权治理新疆的首要目标》考察历代管辖西域的军政措施，强调加强和巩固国家统一始终是历代中央政权治理新疆不变的首要目标。齐清顺通过重温江泽民1997年有关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管辖治理的重要论述，回顾了新疆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与中国历代中央政权管辖治理新疆的主要实践，认为该论述对当下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和研究新疆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包朗、秀梅《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看正史之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政治治理》梳理正史，得出中国历代政权统一新疆决心坚定、治理举措有效、民族团结是领土完整根本保障的结论。

围绕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的经营治理，孟宪实《略论汉朝的西域经营》指出，汉朝主动适应西域文化环境、团结城邦，从而赢得支持，使西域归属汉朝。裴成国考察了两汉魏晋南北朝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策略对丝路贸易形态变化和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李艳玲和马建春分别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王朝和割据西北的地方政权两个方面，阐释了它们在推动西域东部与内地政治体制统一和在加强内地与西域联系、开拓经营西域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指出这为隋唐经略西域奠定了基础。杜海《唐代河陇与西域地区的军政联系——兼论唐中后期西北治理方略的转变》指出，唐朝经营西北边疆时河陇与西域互为支撑，二者军政一体化促进西域稳定，影响深远。侯晓晨考察了唐玄宗中后期经营西域观念和策略的转变。施新荣《明朝的西域政策及对西域的经营与治理》认为，明朝西域经营受其四夷政策制约，加之哈密卫管理西域事务有限，与汉、唐、清等治理西域不可同日而语。张弛指出1943年中央研究院“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新疆之行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略新疆的重要尝试，成员丁骕的《新疆概述》等相关论著为研究当时新疆社会文化和边疆治理提供重要资料。闫自兵《民国时期苏联的新疆政策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误判》认为，盛世才归附后，国民政府以美制苏的外交策略收效甚微，但一定程度上牵制了苏联在新疆的行动。于宁考察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应对新疆粮食困境的举措和成效，强调经济联系和外部环境对边疆治理的关键影响。

与会学者对历代中央政权在新疆的机构和职官设置问题也进行了讨论。王希隆考察汉、唐、清三朝新疆军府制由浅及深的历史演变，以及各时期军府制度内容的创新与深化。李宗俊《唐代北庭都护府的设置与其战略交通位置》指出，唐代庭州与北庭大都护府设置与天山南北交通道路相关，其兴废随中央王朝经营西域形势变化。孙丽萍《唐代西州军府管理体制初探》以西州折冲府为例，探讨唐朝军府体制隶属关系和行政运作，认为其管理逐步走向地方化。陈玮《忠驱万里：安史之乱前安西与唐廷往来使者研究》考察安史之乱前安西与唐廷往来使者的职业、出身和职责使命的演变。何荣《国家在场：从民国新疆区村制推行看边疆基层社会治理》认为，民国区村制的实行推动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使新疆基层纳入国家管理体制。

关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张安福《天山走廊多元族群治理与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形成》指出，汉代以来中央政权对天山南北的管辖和屯田促进民族交流融合，新疆各民族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尚季芳研讨了抗战时期西北国际通道的开辟与畅通问题，闫存庭探讨了全面抗战时期新疆的冬学运动，他们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教育在新疆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熔铸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疆为抗战胜利贡献了力量。邵玮楠《何事苦淹留：1940年代国民政府对旅印新疆少数民族华侨的救护》指出，国民政府救护华侨及华侨对国家的认同是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组成部分。刘海燕认为，民国新疆报刊引导社会舆论对于本土的关注，构成近代以来新疆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历史特征和现实内涵独特的叙事表达。 

讨论会上与会学者从不同视角研讨了晚清新疆建省问题。刘正寅《从理藩到直省：清朝新疆治理体制的发展及其意义》认为，清朝通过理藩体制将新疆等边疆地区纳入国家的有效管控之下，理藩体制为建省奠定了基础，新疆建省开启了边疆治理一体化和近代化进程。冯建勇《晚清新疆建省与现代中国的构建》从全球、国家、本土区域维度论述新疆建省在现代中国构建进程中的历史地位。鲁靖康《晚清新疆建省再审视——以官员任用和考核管理为中心》从吏治视角分析新疆建省后职官选任与考核管理制度的变化。赵卫宾《晚清新疆建省前后的礼治教化与社会影响》认为，建省前后新疆施行的礼治教化推动了新疆与内地思想文化的一体化，是晚清新疆社会治理深入基层的体现。

对建省前后清朝在新疆推行的治理体制，王建民《清廷与清代哈萨克政治关系的演变》分析了清朝对哈萨克治理方式的演变，认为哈萨克在清廷治理框架的不断调整中加强了与清朝的政治联系，增进了文化认同，汇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共同体意识凝聚的进程之中。王启明《清前期吐鲁番多元混合治理模式的形成》利用档案分析了吐鲁番多元混合治理模式，认为这体现出清前期对南疆地区治理的灵活性。吴轶群《州县体制的延伸：晚清新疆佐杂官吏与基层社会治理》讨论了晚清新疆佐杂官吏职责，考证其基层行政功能，认为佐杂官吏在地方政府中尤其是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一定的功能。

关于清代中原与新疆的物质文化交流，刘志佳由清代新疆火器装备及其与城镇防御体系构建的关系谈起，强调技术革新尤其是火器对保障清朝统一新疆和稳固边疆安定的重要性。李刚认为哈密瓜作为贡物在新疆与清朝政治文化联系中发挥了作用，贡品制度是中央集权和边疆治理的象征，贡品在巩固国家认同、促进民族团结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具有一定历史价值。

与会学者也研讨了清代新疆财政问题。刘锦增《咸丰年间新疆捐输的运作及其成效》梳理和量化分析了咸丰年间新疆捐输活动及对财政的抵补作用，说明捐输在新疆财政收支中的重要地位。刘增合《京省高官密函与晚清陆海边疆财政纾困》认为，京省高官密函为研究边疆财政纾困制度提供了重要视窗。

关于清代新疆社会治理方面，盖金伟、程一祥认为，乾嘉道时期清朝移民屯田政策促进了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长时段、纵深性、范围广的多民族互嵌格局。郭文忠、陈哲梳理清朝对维吾尔商人管理政策的演变，认为清朝在新疆形成了“抚边”为里、“惠远”为表的治边经济战略。张莉、杨一章《晚清民国时期吐鲁番义仓的运营与区域治理》从区域史角度考察近代吐鲁番义仓管理运营，认为其体现了新疆建省后国家力量在吐鲁番社会运转中的强化。

侯德仁《〈新疆图志〉所见的清末新疆边政建设成绩》、沈雪晨《〈西域闻见录〉与清人的西域认知》、姚三刚《清代新疆方志编修述论》，对编修新疆方志文献体现的新疆认知、国家治理与国家认同进行了讨论。李芳和陈潘分别对晚清新疆建省、西北地区灾害史研究进行了学术史方面的研讨。 

新疆各类文化遗存丰富，可补史证史，亦实证了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有效管辖。陈凌勾勒出丝绸之路南北中三道城镇化进程，指出中央政府治理对城镇出现和经营影响重大，西域古代城镇防御功能逐步强化。李锦绣《〈苏大亮墓志〉有关西域史事考释》考证唐代政治、军事、律法在西域直隶州县有效施行的史实。赵斌认为汉晋十六国时期中原舆服制度传入西域，丰富了西域服饰文化，亦见证了丝路上的文化交流互鉴。杨荣春《北凉经略西域研究——基于出土文献的考察》认为北凉在西域施行的军政制度和经济措施证明西域是中国疆域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李亚栋《考古所见吐鲁番晋唐时期的汉文化传承——以墓葬出土文书的书写意识为中心》指出，吐鲁番出土晋唐时期文书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该地对汉文化的传承。梁振涛《唐代西域民众的身份与籍属》认为，西域民众身份类型和籍属性质的多样性，是唐代边地社会管理的缩影和有效治理西域的反映。张慧芬《中央民族大学藏十驮马文书考释》对中央民族大学所藏十驮马文书进行考释，明确了唐代西域军州县令兼任地方屯司长官、管理基层屯田事务的制度。杜立晖《丝绸之路上中国古籍纸背文献的流布与价值——以日本为例》、吕庙军《新疆出土文献所见中央政权治理西北边疆方略刍议》和颜世明《西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汉文散佚古籍、图画与碑刻辑存状况、历史文化价值及历史启示》分别强调国外藏中国新疆古籍及新疆出土古籍文献的重要价值，呼吁学者挖掘利用并保护传承。

钱币作为重要载体反映了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的治理。王永生、芦韬认为钱币揭示了新疆与中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密切联系，体现中央政权影响力和对新疆的有效治理，展现新疆各民族对祖国的认同。徐磊研究同治朝之前清朝经营新疆的钱币流通问题，指出其与新疆的“治”“乱”息息相关。孙维国认为新疆博物馆馆藏清代钱币、铜印等文物，体现的是清政府在新疆城池建设、屯田戍防等方面的具体举措。 

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纽带，不仅推动了丝路沿线经济贸易的发展，还在文化、宗教和艺术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会专家从新的视角审视了丝绸之路。刘永连《丝绸文化视域下的丝路交往与文明对话》分别从丝绸文化和“民族走廊”视域进行了研讨，认为丝绸奠定了东西方以和平为基调的丝路交往与文明对话模式，对世界文明影响深远。孙昊《浅议“民族走廊”视域中的丝绸之路》认为“民族走廊”是填补传统丝绸之路两点一线、中间空洞的重要视野，其“走廊圈域”是多元文化和社会形态的交融点。

关于新疆在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俄罗斯学者帕列科夫·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古金属时代新疆地区对欧亚草原的意义》认为，新疆自新石器时代起就见证了欧亚草原首次跨区域的人口流动，是连接欧亚的重要交通要冲。蒙古学者贾米扬敖木博·刚图鲁嘎《青铜时代欧亚草原与新疆的互通》讨论“鹿石文化”，认为其是区域共享的文化理念和欧亚大草原文化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克罗地亚学者高山《新疆的罗马文物》，研究了新疆出土的罗马文物，认为新疆是东西方文化与贸易交流的枢纽。意大利学者康马泰《伊朗装饰元素在前伊斯兰时代新疆的传播和粟特移民在吐鲁番、库车与和田地区的“中介角色”》研讨的是伊斯兰教传入前粟特人在今吐鲁番、库车、和田地区传播伊朗装饰艺术问题，说明了粟特人在丝路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及丝路上的文化互鉴。

关于丝绸之路上多种宗教文化的广泛传播与相互影响，巴基斯坦学者纳瓦兹·乌德·丁指出，巴基斯坦斯瓦特博物馆收藏犍陀罗艺术品融合多种风格，为佛教与东西方文化互鉴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张少云探讨于阗佛教吸收中原文化过程及其中国化特征，反映唐宋时期中国化的佛教东西双向交流的格局。王鹏辉《政教因俗：清代新疆回疆的儒释道庙宇考述》指出，儒释道庙宇在南疆与伊斯兰文化共生，并产生文明会通。白海提以《御制劝善要言》察合台文译本为例，揭示儒学文化在南疆传播的深远影响及其作为多民族文化交融纽带的重要作用。王静梳理了东正教在新疆的传播史，强调其对新疆多种宗教并存格局形成的重要性。

本次研讨会主旨发言见解宏阔、阐释精到，平行论坛视角新颖、亮点纷呈，取得了丰硕成果。各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历代中央政权治理新疆的策略、措施与成效。通过交流，大家深刻认识到新疆地区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本次研讨会为进一步深化历代中央政权治理新疆地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视角、方法和史料。这些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更好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边疆史和边疆治理相关的多学科研究”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新疆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为新时代新疆的稳定与发展提供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