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凌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在线发表了一项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研究成果——云南甘棠箐遗址发现30万年前的木器。

甘棠箐遗址位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地处抚仙湖南约5公里的一处小溪西侧坡地上，海拔1836米。该遗址早在1984年就已被发现，1989年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2014年至2015年以及2018年至2019年，考古人员对其再次进行发掘，此次发掘收获颇丰，出土了丰富的石制品、动物化石、木质材料、植物种子和用火遗迹，而本次论文发表的材料全部来自这两次新近的考古发掘。

甘棠箐遗址出土的近千件木质材料中有35件被鉴定为人类加工的木器。这些木制工具形态丰富多样，32件有明确的人工修理痕迹，被加工出可用于挖掘的尖端。其中，2件为需双手持握的大型挖掘棒，4件具有独特的钩状尖刃，可能用于切断植物根系，其余则为可单手持握的小型挖掘工具。这些木器成组出现，痕迹清晰、特点鲜明，是目前东亚地区发现年代最早的木器。此外，还出土了大量与木器伴生的文化遗存，包括石制品、骨角器、动物化石、植物遗存和用火遗迹。遗址出土的石器多为小型刮削器，形态简约，加工痕迹却十分精细，彰显出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独特特征。此外，骨角器中包含几件用于加工石器的鹿角锤，即考古学上所称的 “软锤”，这类遗物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中同样极为罕见。

为了论证这些木器的人工属性及其特定功能，研究团队开展了一系列专项研究，涵盖痕迹分析、残留物分析和实验模拟等方面。肉眼观测和显微镜下的微痕分析显示，19件木器上存在因削枝修型和削尖加工使用端而留下的削刮痕，17件尖端表面有因使用产生的磨光条痕和断裂破损迹象。正如高星研究员所说：“这些痕迹出现在特定部位并具有方向性，是确凿的人类加工与使用的证据。” 多数木器的尖端保留有土壤残留物，研究人员从中提取到一些植物的淀粉粒，进一步证明这些木器的主要功能是挖掘可食性的地下植物根茎。刃部的抛光条痕、断裂磨损以及粘连的土壤和植物残留物等，证实该批工具曾被高强度使用。

为进一步论证这类木器能被旧石器时代人类用简单石器加工制作并具备挖掘功能，考古队开展了针对性的模拟实验。他们以与出土石器相似的燧石为原料，打制出石片和砍砸器，再用这些石器仿制了9根木器，并做出16个可供使用的尖端。实验成功模拟复原了用石器加工木器并用来挖掘植物根茎的过程，而且模拟木器上的加工与使用痕迹和出土标本极为相似，这为辅证35件出土木器是人类制作和使用的具有特定功能的工具提供了有力支持。

木材属于有机材质，极易分解腐烂，对埋藏环境和保存条件要求极为严苛。旧石器时代保存下来的木质遗存本就十分稀少，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木制工具更是罕见，此前仅在非洲和欧亚大陆西部有少量发现。而甘棠箐遗址出土的木器是目前东亚地区最早的木制品，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国内旧石器时代木制品研究的空白，对于探讨木器的起源、加工技术、功能以及演化发展过程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正如高星研究员所强调的，这批木器加工与使用痕迹清晰，用于挖掘植物食材的功能特点明确，对于认识东亚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文化与技术，了解其认知、生存能力与方式，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长期以来，学术界流传着 “东亚竹木器假说”。该假说认为，东亚地区古人类在旧石器时代高度依赖竹木器，那些相对简单的石器主要用于制作竹木器，而竹木器承担着人类生产生活的主要任务。一些学者在中国南方及东南亚进行了制作与使用竹木器的实验，证实竹木器可以用简单石器制作，并能用于诸多狩猎、采集和加工活动。然而，由于植物材料易于降解，考古界一直苦于无法找到相关证据，使得该假说长期处于理论探讨阶段。如今，甘棠箐成组木器的出土，有力地证明了东亚远古人类确实制作和使用过木器（目前尚未发现竹器），表明木器在先民的生存活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甘棠箐出土的挖掘工具极大地拓宽了我们对早期木器加工技术和使用功能的认知，也为 “东亚竹木器假说”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那么，这些30万年前的木器究竟是如何被保存下来的呢？该遗址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木质材料和植物种子，其中木质材料包括加工成特定形态的木器、树木枝杈、木屑炭块等，植物种子涵盖多种乔木、灌木、藤本及草本植物的种子，还有孢粉类微体植物化石。如此大量的植物遗存被完好保存，这在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极为罕见。研究团队通过地貌、地层和埋藏学的多指标分析得出结论：甘棠箐遗址位置与环境特殊，人类活动遗存埋藏于古抚仙湖湖岸沉积层中。木器等有机物被埋藏在富含有机质的潮湿黏土地层中，缺氧环境为木器及其他有机质材料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保存条件。

在确定遗址年代方面，研究团队采用了多种测年手段，如古生物地层学、古地磁学、光释光、电子自旋共振方法等。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显示该动物群具有古老性，许多种类不属于现代动物，因此常用的碳十四测年方法并不适用于该遗址。动物化石组合只能给出大致的年代范围，无法得出具体年代数据。考古队进行了系统的古地磁样品提取与分析，并结合动物群化石证据，确定与人类活动相关的地层形成时间不早于78万年，但该方法无法进一步缩小年代范围。最终，光释光技术成为确定该遗址年代的关键方法。团队针对不同层位采集23个沉积物样品进行光释光测年，得出遗址的形成年代范围为距今35万年至20万年。综合以上测年结果，结合古动物群特点和地层关系，团队为遗址建立了可靠的年龄框架，最终确定这些木器制作与使用的年代为距今约30万年。

云南甘棠箐遗址30万年前木器的发现，是考古学界的一次重大飞跃。它为我们研究远古人类的生产生活、文化技术以及认知能力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让我们对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生存方式有了全新的认识，也为解开人类进化和发展过程中的诸多谜团提供了关键线索。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相信这些古老的木器还将为我们揭示更多关于人类早期历史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