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汉特佩遗址位于土耳其桑尼乌尔法省，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9400-8200年的前陶新石器时代（PPNB）早期。

传统理论认为农业定居社会与复杂宗教仪式的产生具有紧密的关系，大概形成于公元前8000年后，也就是距今10000年左右。农业革命使得人类从狩猎采集这种游荡不定的状态过渡到农业定居生活，然后逐渐从小定居点变成大聚落，产生分工，并逐渐发展出复杂的宗教、法律、语言和文化体系。

      但卡拉汉特佩遗址的发现确颠覆了既有理论。遗址中野生小麦DNA残留物与驯化动植物缺失表明，该社群仍处于狩猎采集阶段。但遗址出现的直径约30米的大型宗教建筑表明，此时已出现了宗教思想和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分工，这比两河流域的乌鲁克城邦早了6000年。据估算建造如此规模的仪式建筑至少需动员数百人协作，因为同位素分析显示，建筑用的石灰岩采自3公里外的采石场，从采石运输到雕刻都需集体协作，表明那时可能已存在超越血缘关系的管理体系。这些发现颠覆了狩猎采集社会“简单松散”的传统认知，证实安纳托利亚高原在农业起源前已存在高度复杂的社会组织。

卡拉汉特佩遗址的发现表明一万年前的前陶时期，人类已发展出定居生活方式，这挑战了“农业催生定居”的经典模型，揭示精神需求可能是推动定居的关键动力。考古发现仪式建筑内有大量动物骨骼（如秃鹫、豹）与火祭痕迹，应当是宗教活动的痕迹，这些动物骨骼占遗址发现总量的40%以上。大量的肉食资源用于宗教活动，会促使群体通过强化组织性，提高采集效率维持供给，这是典型的宗教推动人类社会组织形态复杂化的案例。

传统观点认为人类社会开始出现大规模冲突始于农业剩余产品积累（公元前6000年后），但该遗址人骨创伤分析显示，此时已经出现了大规模暴力冲突，遗址中18-35岁男性头骨骨折率高达22%，远超同期其他遗址平均5%-8%的比例。

遗址出土的燧石箭簇也表明此时出现了武器专业化现象，遗址箭簇存在三种标准化形制，三角形、倒刺形和菱形，对应不同的狩猎或战斗场景，这种军事技术专门化比美索不达米亚早了约4000年。

卡拉汉特佩的年代数据证明，技术复杂性、社会组织度与精神体系建构并非线性递进，而是呈现多线程交织发展。这一发现迫使学界放弃人类和会的“农业-城市-国家”单线进化理论，开始接受“仪式驱动型文明”与“资源控制型文明”并存的多元模型。

建筑结构方面：遗址呈现出从圆形向矩形建筑过渡的显著特征。早期建筑多通过开凿基岩直接形成，如直径30米的圆形仪式空间内嵌T形立柱，柱体高度达5米，表面雕刻蛇形浮雕与几何纹样。后期矩形建筑则采用石块砌筑技术，内部配置长凳、水池、灶台等功能设施，地面经特殊硬化处理。这些建筑废弃后未被新建物覆盖，暗示其承载的仪式功能具有不可替代性和神圣性。遗址核心区域发现的特殊建筑D（Special Building D）面积达200平方米，台面放置的野猪雕像长1.35米，残留红、黑、白三色彩绘，成为迄今安纳托利亚地区最完整的史前彩绘石雕。     

雕刻艺术方面：遗址雕刻成就堪称史前文明巅峰。2023年出土的2.3米男性坐像刷新了人类雕像的古老纪录，其肋骨、肩胛骨的解剖学精确刻画，胡须与发型的写实表现，以及瞳孔雕刻技法（区别于乌尔法人像的黑曜石镶嵌），标志着新石器时代艺术从象征向写实的跨越。艺术风格的演变轨迹显示，公元前9000-8500年间，遗址雕刻主题从危险动物（豹、蛇）转向温顺物种（兔、鸟），最终出现人类形象主导的创作趋势，可能反映社会权力结构从萨满中心向祖先崇拜的转型。     

卡拉汉特佩遗址与哥贝克力石阵遗址直线距离35公里，共享T形柱、动物浮雕等文化符号，但卡拉汉特佩的柱体浮雕出现人物持蛇、背豹等互动场景，暗示叙事性艺术的萌芽。放射性碳测年显示，哥贝克力石阵在公元前8800年左右被刻意掩埋，而卡拉汉特佩持续使用至公元前8200年，其建筑迭代与艺术风格变迁为研究新石器时代社会组织提供了连续剖面。

遗址所在的桑尼乌尔法省尚勒乌尔法位于土耳其东南部，地处两河流域上游，新月沃地的弧顶地带，是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附近有许多时代悠久，文化内涵丰富的考古遗存。除了著名的Karahatepe（卡拉汉特佩）、Göbeklitepe（哥贝克力特佩）外，还有Sayburğ（塞布尔奇）、Çakmaktepe（恰克马克特佩）和Sefertepe（塞菲尔特佩）等著名新石器时代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