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樟树市吴城村吴城遗址的发现彻底颠覆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史学定论。这座被村民称为“铜城”的遗址，揭开了一个湮没3500年的南国文明。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教授曾评价：“吴城遗址的发现，让长江以南的青铜文明首次拥有了自己的历史坐标。”

      这座深藏赣鄱大地的古城，改写了商代文明的版图，揭示了中原礼制与南方土著文明的深度交融。2001年，吴城遗址荣获“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国家文物局将该遗址定性为商代中晚期的都邑遗址，对于探讨中国南方商周青铜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吴城遗址总面积达4平方公里，吴城城址位于遗址中心区，呈圆角方形，城垣周长约2960米，面积达61.3万平方米，现存城墙最高达15米，由红壤黏土分层夯筑而成，同时墙外挖有壕沟。城垣有东、南、西、北、东北5座城门，2座水门，城门口两侧有内外瞭望台，展现出一套完整的城防体系。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古城内大致可以分为祭祀区、制陶区、铸铜区和居住区四个部分，是一座规模宏伟的商代方国都城。

吴城遗址被发现之前，学术界一般传统的认为在商代，长江以南仍属于蛮夷之地，商代的文化没有到达长江以南。而1973年吴城遗址的出现，打破了传统认为“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用事实证明在长江以南有着国家的诞生、文明的产生。

学界关于国家的形成至今仍有不同的看法。著名考古学家、英国剑桥大学的科林·伦福儒教授在回答中国早期国家形成问题的看法时，曾提到：在做中南美考古的学者眼里，龙山时代的那些共同体应当就是国家了，因为他们发掘出的“国家”就那么大甚至还没那么大；但你如果问从事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学者，他们会觉得只有像殷墟那样的社会才是国家，至少应是二里头那样的规格吧。每个人的看法，取决于他的经验、学术背景和立场。

学界关于国家的形成没有统一的标准，这些都是“形而上”的问题，考古人一般根据出土的遗迹、遗物等“形而下”的物质现象来判断国家的形成。考古学内一般常用的物质现象即城墙、祭祀、青铜冶炼、文字。这四要素若缺一或二，则无法判断是否形成国家，倘若四者均存在，则一定形成了国家。

古人筑城自卫，取土成壕，筑土为墙。早在夏之前，禹的父亲鲧已经开始筑城，鲧治水筑堤实际上是环绕当时聚落夯筑堤防，后来逐渐演变成城墙。

纵使经过了3000多年，吴城遗址的城墙依然保存完好，吴城城郭形状明晰。城墙一周有6个缺口和5个豁口。有东门、南门、西门、北门、东北门。为了确定吴城城墙的年代及性质，考古工作者对城墙进行了多次解剖，初步确定吴城城墙为商代，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修建。始建于吴城一期，即吴城早期，城墙依自然地势修建，挖高补低，堆筑而成，显得窄而矮，主要用于防洪、御敌。第二期城墙在第一期的基础上加宽、加高，形成宽且高的城墙，且挖建有基槽，城墙外有护城壕。此种方法构筑的城墙，大大提高了城墙的牢固度和防御能力。

更令人讶异的是在西段土城墙的城壕里，在近4米深的不到4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了20多个商代人头颅骨和部分肢骨。经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专家对其中的16具颅骨和颅骨残片进行鉴定，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可能是男性的为5具，性别不明的为11具。结合牙齿齿冠磨损状况和颅骨缝愈合度判断，年龄大多为20-40岁的青壮年。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有两具颅骨有明显的被锐器砍伤痕迹，可能与战争或俘虏有一定的关系。从保存比较完整的几具颅骨的形态特征看，具有蒙古人种的某些特征。”可见这些身首异处的颅骨是被人为杀戮的武装奴隶的残骸，当年这里曾发生过场面极为惨烈的一方强攻城池和一方坚守家园的战争。我们猜想如果将周围数千米长的城壕清理出来，将会出现多少令人震惊的灵魂。那么这么惨烈的战争，是因何而起呢？也许和吴城最后的消亡有关，我们不得而知……

吴城近千米长的城墙，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需要有组织地进行修筑，恰好说明了吴城不是普通的聚落遗址，而是有组织、有规划的明确分工。城墙、基槽、城壕的有机组合，提高了城墙的防御能力和牢固度，与吴城一期的城墙相比，更为科学、实用。甚至城壕里人头颅骨的发现，说明了当时吴城可能发生了激烈的攻守战，而城墙在这时充分发挥了其防御功能。这说明吴城的城墙不仅有防洪作用，更为主要的作用是防御。因此，带有防御功能的城墙的出现，表明吴城已经有圈地为民，保护城内居民的意识。城墙的修筑，表明吴城已经有明确分工和具有组织性，为国家的诞生打下基础。

宗教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上层建筑，一种社会生活，一种历史现象。古语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殷商时期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宗教信仰，商殷文化有着深刻的宗教烙印。商人对于自然力量的崇拜，对于通过巫术行为与自然发生虚幻的交通，即为宗教祭祀。

由于以往对于商代宗教的认识基本上来源于甲骨卜辞以及先秦古籍中的关于宗教方面的记载，但所知者也不多，有许多难以确证。而对于当时具体的宗教祭祀场所的面貌则处于一种虚渺的幻觉中。吴城第六、七次发掘所揭露出来的宗教祭祀场所，则为我们提供了形象的物质文化遗存。

吴城的宗教祭祀场所是1986年—1987年、1992年的第6、7次发掘中清理出来的，基本位于整个吴城商代城址的中心区域。吴城的祭祀场所主要由红土台地、道路、建筑基址、红土台座、柱洞群五大部分组成，并由道路把它们连接在一起，有机地构成了一个规模宏大、庄严肃穆的祭祀场所。

红土台地即祭祀广场，比周边地势稍微高点，平面略呈“T”形，采用挖高填底的方式将其筑平。祭祀广场上分布有建筑基址、红土台座、柱洞群等遗迹，由陶片、鹅卵石、黏土、灰烬土、红烧土等铺就的道路将这些遗迹连接在一起，构成面积达6500平方米的祭祀广场。其中路起着沟通、连接的作用。而不同建造方式及规格不同的道路，则表明行走于其上之人的身份等级的不同。建筑基址从其构造和规模，我们判断其是祖庙。柱洞群则起着宗族标志及区域标志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它象征或代表着一个或多个宗族，柱洞则是插这种标志所遗留下的信息；一方面，它在这种庄严的宗教场所里起着栅栏的作用，作为区域的标志。红土台座在整个宗教祭祀场所中则作为献祭仪式的祭台，神秘而恐怖。

整个祭祀场所中，红土台地处于遗址中心区域，表明了祭祀活动对于吴城的重要性。长达百米的道路分成两种规格，又充分反映了严格的等级制度。

吴城遗址不仅发现了祭祀场所，还发现了用于祭祀的列鼎。在吴城遗址周边，发现了5个列鼎，进一步证明了吴城拥有着成规模的祭祀活动，也反映出吴城已经有了森严的等级制度。

《礼记·祭统》所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休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祭祀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礼制，其同时作为氏族凝聚的象征。因此，这里所进行的一切活动自然维系着吴城人的命运并和群体的前途息息相关。吴城宗教祭祀活动的发现，进一步确认了吴城遗址是殷商时期一个区域性的政治、文化和祭祀中心。

先进生产力的出现，才有能力发生社会变革，从而推动早期国家的形成。青铜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大变革，青铜器在三代社会生活中处于中心地位，既是通天的工具，又是政权的象征。所以，在商代青铜器是贵族身份的象征，只有他们才能拥有青铜礼器。青铜器的应用，代表了当时的科技水平和文化艺术水平，成为这一时代的鲜明标志。青铜冶炼技术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代表着先进生产力。

吴城遗址出土青铜器并不算丰富，以青铜兵器、生产工具为主。从器物种类来看，有鼎、尊、斝、器盖、矛、戈、剑、戕、锛、凿、刀等。其中最为精美的是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龙足虎耳鼎，为吴城遗址周边出土。这件青铜鼎形状特别，纹饰清晰，高30厘米，口径20厘米。鼎的三足为卷尾兽形，像是三条扁龙，头接鼎底，造型飘逸，极为罕见。而鼎腹则采用高浮雕的形式刻画出栩栩如生的兽面纹。以鼻梁为中心，两侧作对称排列，上端有角，角下有眼，显得格外生动。器物身上还饰有精美的云雷纹。最为特别的当属鼎立耳上所铸的一双拖尾卧虎，虎口大张，尖牙毕露，像是一对守护者，守护着吴城这座神秘的青铜方国。

吴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凤首器盖，也堪称一绝。盖体呈伞状，盖沿饰一周云雷纹，握把高冠、突目、敛尾竖颈的凤首，环绕凤首的器盖肩部，饰变体云雷纹组成的两组对称的圆形兽面纹饰，整个构图精巧庄重。吴城出土青铜器虽少，但皆为精品。

不仅如此，1989年9月20日，一批位于吴城20公里外赣江东岸的新干商代青铜器的出现，震惊了整个学术界。经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新干大洋洲商墓共出土青铜器475件，这批青铜器在文化面貌上与吴城遗址二期文化面貌几乎完全一致，专家认为他们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属于吴城文化。这些造型繁复的青铜器，反映了吴城青铜铸造水平的高超。

除此之外，吴城遗址经过历次考古发掘，还发现了青铜冶铸场所。青铜冶铸集中位于祭祀场所周边的高地岭东部，表明吴城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手工业部门。通过考古发掘，出土大量铜渣、炭渣、陶铸件和用于铸造青铜器的石范，证明着吴城出土的青铜器就是当地铸造的，甚至可能这里已经有着冶铜的存在了。

结合吴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和发现的用于冶炼青铜器的石范等冶铸遗迹，证明了吴城已经掌握了高水平的青铜冶炼技术，甚至当时吴城地区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青铜铸造业，有着先进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推动方国的形成和发展。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社会交往和劳动实践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逐步孕育、选练、发展出来的。它绝不是一人一时的产物。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有着长远的历程”——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文字确实是社会的产物，绝不是个别书法家或者某个天才人物所造就的；中国文字的起源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孕育、发展过程。就目前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资料来看，那些刻画在彩陶器和陶器上的线条形符号，无疑是和中国文字起源有关的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这些符号在其后二里头早商遗址、石刻文字，以及殷墟甲骨卜辞文字、商周金文中，都可以找到与其基本相似的字形。因此可以这样说：仰韶文化彩陶器上的线条形刻画符号就是我国文字的先行阶段，我国文字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六千年以前了。而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是国家形成的要素，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

在吴城遗址揭露的6000多平方米的土地里，发现了120多个刻画符号和文字，它们分别刻在一百零八件器物上，几乎占了江南地区迄今已发现的全部文字符号的一半。这些文字与符号有单字的，有几个字组合在一起的，也有在一件器物上刻12个字的。它们有的较为原始，像小朋友即兴作的画一般可爱；有的则较为成熟，比如吴城出土的陶文“臣”和今天的“臣”字极为相似；有的则和甲骨文类似，也有的像象形文字。在这些陶文里，我们发现吴城人使用的四字词语，经过文字专家赵峰解释为“入土材田”，意为“祭祀田神，犁耕田地”。这是否是表明吴城人已经在使用的成语了呢？吴城人甚至还学会了文字造句，最长的句子由12个刻画符号组成，可惜至今没有翻译出来，有待于今后深入研究。

吴城所发现的刻画符号和文字，绝大部分是在陶器成坯后或是在挖凿石范时刻画上去的，刻画或压印在生产工具器物外表的文字多分布在器物的底部、肩上和口沿上，文字笔画又多显草率急就，我们把这些文字符号统称为“陶文”。吴城的文字大多出现在陶器上，且字迹多随意，这与那些工整庄重的官方文字不同，如商代后的甲骨卜辞文字和商周钟鼎铭文等就比较规整，相比之下吴城的字符显得不够规整，有专家推测它们可能为当时的陶工或铸匠的作品。但是，吴城曾出土关于祭祀的符号，且学会了几个字符组合运用，专家推测其出现可能与上层贵族的祭祀活动有关，有刻画符号的陶器均与祭祀有关，不是普通的陶工所能掌控的。

吴城的文字与符号提供了颇多的有关殷商农业和祭祀的信息，为研究我国文字起源和发展历史的珍贵资料，吴城出土的文字虽参差不齐，却证明着吴城当时先进的发展水平。

上述可知，吴城遗址发现了具有防御功能的城墙，且保存相对完好；有着完备的宗教祭祀，充分体现了吴城的政治中心；有着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从精美的青铜器就可知一二；有着发达的文字，甚至发现了四字词语，这也许就是南方发现最早的成语了。这些都是先进生产力的物质表象，最终推动吴城形成早期国家，成为商代中晚期的都邑方国。

      吴城文化“中原说”      

吴城文化是商代赣鄱流域高度发达的一支青铜文明，它广泛分布于赣江中下游及鄱阳湖西北岸。针对吴城文化性质的说法有很多，我们好奇拥有着这样一支灿烂文化的青铜王国，这样一座自商代中期一直延续到商末的南方都邑，到底是什么类型的文化呢？

吴城文化延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泛，其文化内涵相对比较复杂。吴城文化的神秘吸引了很多学者对其进行探索，大家对此认识并不一致，归纳起来主要有中原商文化地方类型说和土著说两种不同的意见。

分学者认为吴城文化是赣江、鄱阳湖流域一支与商文化存在明显区别的地方文化，既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又带有一定的商文化色彩。

李家和先生认为吴城青铜文化“其内涵既有浓厚的夏商文化因素，又有明显的地区特色”，并认为吴城文化是“自中原南迁来的三苗氏或华夏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构成商周时期越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指出：“吴城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一致性是明显的，是主要的”。《赣中先秦文化若干问题的探讨》一文指出：“可能在商代中期，中原商文化的一支南迁或征战来到吴城，他们来到南方，开始仍保留了中原的居住、葬俗、祭祀等习俗，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手工业。”

吴城遗址目前已经发现了约120余个陶文和符号，其中能释读的约占三分之一。特别被学者重视的是一些有关祭祀内容的陶文。据有些学者考释，认为吴城文化主人举行“殷祭”和祭祀祖上甲。著名考古专家赵峰，曾在发表的著作中说到“他们虽然居于今天的清江县，远离中原，但仍是殷人的一支，祭祀其元祖上甲，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有专家根据吴城遗址出土的器物及遗迹现象，指出吴城遗址是一支来自中原商王朝的军队在此地驻扎而建的土城。中原商王朝由于极为重视礼制，急需大量的青铜礼器，而中原地区铜矿资源较少，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则富含丰富的铜矿资源，于是商王派了一支军队南下，掠夺南方的铜矿资源。在九江瑞昌铜岭就发现了商周时期的采矿遗址。学者指出，当时瑞昌的铜矿经长江、鄱阳湖、赣江，最后由肖江进入吴城，铜矿在吴城加工冶炼，再由水路运到中原地区。随着，新干大洋洲商墓和牛头城遗址的发现，有学者指出，吴城最终因为战争，被牛头城所灭，或者迁徙到了牛头城……

同时，我们通过对出土文物的对比研究可知，吴城文化与殷商王朝盛衰始终，“此变彼亦变”。吴城二期正是殷王朝最强盛的武丁时期，也是吴城文化发展至顶峰时期。其后随着殷商王朝的衰落，江西的青铜文化亦随之而中落。吴城三期已再无青铜器发现，石范也少见了。直至数百年后楚越逐渐兴起，吴城这片土地才又慢慢发展。如果吴城青铜文化是自身发展起来的话，又或者吴城青铜文化是受到商文化的强烈影响逐步建立的，那么这支文化不应如此脆弱，受中原商王朝兴盛影响。吴城文化有自己的地域，又有丰富的资源，足以富国强兵，如果吴城文化的政治经济是靠自身的力量建立，那么不管中原大地如何变幻，还是可以继续发展下去，大致于消失。但事实上，殷商王朝一衰弱，整个吴城文化也跟着慢慢消失，这种情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吴城文化是殷王朝政治势力支持下所建立的文化。

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根据史籍记载，吴城文化分布的赣江、鄱阳湖流域在西周、春秋时期是古越族的居地。《吴城文化族属考辨》一文提出：“是在周以后鄱阳湖—赣江流域那些古越人的先人文化。”

《关于瑞昌铜矿遗存与古扬越人》一文提出：“前已述之，铜岭遗址及其附近的商代青铜文化是吴城文化，而吴城青铜文化的主人，笔者过去推论为百越的一支——扬越。”

这种在同一文化族属问题上出现的多种观点并存现象反映了吴城文化面貌所特有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从以上两种不同意见可以看出，吴城遗址既有中原商文化因素，又有当地古越族的文化因素。通过对吴城的建筑遗迹、墓葬、文化遗物、文字等综合研究，吴城文化开始可能是中原商文化的一支，在商代中期南迁或征战或军事进驻来到吴城。他们一方面带来吴城先进的商文化，一方面吸收当地的土著文化，是中原民族与古越族相结合产生的“新型商文化”。

还有学者提出也许是“泰（太）伯奔吴”到吴城后，与当地人逐渐建立起的方国，后逐步东迁到鄱阳湖。再到江苏并在太湖东部建立起强盛的吴国，直到25世吴王夫差被越王勾践所灭为止。

吴城方国关于“泰（太）伯奔吴”的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吴城一直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

据传，西周的古公（檀父）生有三子，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季历的儿子姬昌聪明早慧，堪当大任，深受古公宠爱。古公很想把王位传给季历，再由季历传给姬昌。但当时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古公因此郁郁寡欢。

泰伯深深明白古公的心思，为了避免自家兄弟同室操戈，更是为了社稷大局，泰伯和二弟仲雍就以为父采药的名义一起出走，奔波到了遥远南方一个荆蛮之地。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吴城遗址所在地。

泰伯出走，老三季历得以顺利继位。不久，季历遭到商朝统治者的嫉恨，被害致死。随后，王位由季历的儿子姬昌接任。古公的心愿终于在泰伯的帮助下，最终实现了。而这位姬昌就是后来显赫一时的周文王，灭商后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长达800年之久的周王朝。

泰伯兄弟到吴城定居后，主动与当地居民打成一片，和睦相处，并以和当地人一样的装饰剪短头发，在自己的身体上描画花纹，表示不再回去。泰伯兄弟带着先进发达的先周文化技术而来，把中原地区的先进科学文化和农业生产经验传授给吴城先民。

那时，吴城先民尚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泰伯兄弟到来后，向土著居民传授耕作技术、驯养水牛、用水牛来耕地，并帮他们开垦土地。同时，还带领他们采木伐林改“以棚为窝”为“建村立巷”。泰伯还教当地居民使用射得更远、杀伤力更强的弓箭，并教会他们冶炼，用金属制成狩猎的叉、刀。泰伯、仲雍经常协助当地的居民打猎，打下的猎物分大部分给他们。当地的居民，对泰伯兄弟十分感激。

自幼跟伏羲学过医道的泰伯，不仅会用中草药为民治病，而且掌握了针灸、艾熏、接骨、刮痧等医疗技术，成为方圆数十里的“神医”。泰伯在与吴城先民交往中，不但治好了他们的各式疾病，而且还教他们学会辨识草药，用药治病。

泰伯的夫人姬文，有很好的烹调技术，会酿酒、制醋，烧出来的菜肴喷喷香。泰伯经常备下酒菜，热情地请吴城先民来赴宴，关系搞得十分融洽，吴城先民在姬文的帮助下，逐渐学会了酿酒、制醋、烹调技艺，改生食为熟食。姬文还是生产上的能手，纺纱、织布、裁衣、酿酒、制醋样样精通，而且还是很好的接生婆。

后来，泰伯离开吴城，从这里沿萧江下赣江到达鄱阳湖边的永修吴城，再到今天江苏太湖的吴越一带。据传，泰伯去世后，吴城人念及其德行高尚，还在城外建“吴王庙”年年祭祀。因泰伯生前教化吴城，尤其喜爱种麻，吴城人纷纷腰束丝麻，敬献白花以示哀悼。后来这个礼仪在当地逐渐演变成了晚辈子孙为去世长辈“披麻戴孝”的丧葬礼俗，且沿袭至今。泰伯成为古往今来众多史学家公认为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经济、文化交流的鼻祖。

站在吴城遗址的夯土城垣上凝望正片遗址，仿佛能听见一个古老文明的无声诉说，这里不仅是长江流域首个商代都邑，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内容主要来自樟树市人民政府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