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作为以实物遗存为核心的学科，通过百余年的探索持续深化着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认知，为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与特质”提供了扎实的物质依据。

      传统文献对中华文明的追溯多始于“三皇五帝”，但考古学通过实物遗存，将中华文明的源头不断向前延伸，构建起“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的完整时间框架。

      旧石器时代（约200万年前—1万年前）：约170万年前的元谋人、约115万年前—70万年前的蓝田人、约70万—20万年前的北京人等遗址的发现，证实中国是人类起源与演化的重要区域。北京人遗址出土的用火证据（灰烬层厚达6米），表明早期人类已掌握主动用火技术。

      新石器时代（约1万年前-5000年前）：农耕文明的起源是这一时期的核心。约9000—7500年前的河南贾湖遗址出土了距今8000多年的稻谷、可演奏七声音阶的骨笛和可能是文字雏形的契刻符号；约1.1万年前的浙江上山遗址发现了世界最早的稻作遗存和陶器，将中国农耕文明的起源推向更早阶段。

      文明形成期（约5000年前-3000年前）：约5300—4300年前的良渚古城遗址的水利系统由11条堤坝组成，控制面积达100平方公里、等级分明的墓葬、统一的玉器礼制，实证了距今5000年左右长江下游已出现“早期国家”形态；约4300—3900年前的山西陶寺遗址观象台、宫殿区、“邦伯”级墓葬，印证了“邦国时代”的权力集中与礼仪制度。这些发现使得我们从考古的角度把“五千年文明史”从传说变为了可验证的历史。

      传统史观多以“中原为核心”叙事中华文明，但考古学通过全国范围内的系统发掘，揭示出“多元起源、相互交融、一体发展”的中华文明发展格局。

      苏秉琦提出的“满天星斗说”对这一格局作了精准概括。他认为中国数以千计的新石器遗址可以分为六大板块。一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即传统意义上的黄河文化中心。二是以泰山地区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苏北、豫东地区的文化，其突出特点是不同于仰韶文化红陶的黑陶文化。三是湖北及其相邻地区的文化，代表是巴蜀文化和楚文化。四是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是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五是从江西的鄱阳湖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的西南地区文化。六是从陇东到河套再到辽西的长城以北地区的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是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和甘肃的大地湾文化。

      这些文化并非孤立存在。仰韶彩陶的纹饰影响到长江流域，良渚玉器的制作技术渗透至中原，红山的“玉猪龙”造型在龙山时代广泛流传，证明“多元”之间早已通过贸易、迁徙、战争形成深度互动。

      夏商周时期，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殷墟、丰镐逐渐成为政治与文化核心，但这一“核心”并非凭空出现，而是通过不断吸纳周边文明的精华，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格局。

      一是文明未曾中断的“连续性”。“连续性”是中华文明最显著的特质，在考古学中体现为“物质文化传统的延续性”。相比之下，古埃及、两河流域文明因外族入侵多次中断，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在考古遗存中得到了最直接的证明。从新石器时代的“玉器礼器体系”，到商周的“青铜礼器体系”，再到秦汉以后的“玉璧、铜鼎”，“以礼器象征权力”的传统从未中断；从贾湖遗址的骨笛到商周的编钟，“乐礼”作为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数千年；文字系统从大汶口陶文、陶寺文字，到甲骨文、金文，再到小篆、隶书，始终保持“表意”特质，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字。

      二是追求秩序的“统一性”。从早期社会的“礼制”到后世的“大一统”，对“统一秩序”的追求贯穿中华文明始终。龙山时代，各地城址如石峁、陶寺，普遍出现了“宫殿区居中、功能分区明确”的布局，标志着“中心—边缘”的秩序观念的确立；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牙璋”，遍布半个中国，广东、四川、陕西、湖南、湖北等地均有发现，甚至传播至越南北部，说明早期国家通过礼器的传播来构建跨区域的文化认同；到了秦朝，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文字，对史前以来“文化整合”进行了进一步的强化。

      三是兼容并蓄的“包容性”。中华文明从不拒绝外来文化，新石器时代，小麦种植技术从西亚传入，但中国先民将其与本土农耕技术相结合，发展出“粟麦轮作”体系；青铜冶炼技术可能源自西亚，但我们结合自身文化创造出了青铜礼器体系；汉代以后，佛教从印度传入，逐渐与本土文化融合，形成禅宗等中国化佛教流派。说明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

      传统文献对历史的记载往往侧重政治事件与帝王世系，而考古学通过揭露“实物细节”，丰富了遥远而陌生的历史场景。司马迁《史记・夏本纪》记载了夏朝，但由于长期缺乏实物证据，被许多学者质疑为“传说”。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改变了这一局面，遗址发现的大型宫城、青铜礼器群、绿松石龙形器，充分展现了它的王都气象。碳十四测年显示遗址距今约公元前1750—前1500年，与文献记载的夏代晚期时间吻合，被多数学者认为是“夏都”遗存，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夏朝的存在。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史记・殷本纪》中商王世系的可靠性。

      考古学让中华文明“可知、可感、可信”，让“中华文明五千年”不再是模糊的传说，将中华文明的源头推向更遥远的过去。正如考古学家夏鼐所言：“考古学的任务，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正是这些沉默的“实物”，让中华文明的故事更加清晰、厚重，也让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有了最坚实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