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位于晋南地区临汾盆地塔儿山西北麓的黄土台塬上。自1978年发掘以来，已经积累大量墓葬资料，基于此学界采用年代学、类型学、体质人类学、社会学和聚落考古等多种理论方法对其进行了研究探索。本文拟从经济角度入手，通过量化统计相关数据，比较墓葬财富等级差异，考察陶寺社会居民的贫富分化，利用基尼系数衡量墓葬所反映的社会不平等程度，联系社会状况，依据经济基础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探讨陶寺人群的权力与财富分配格局，并对陶寺社会的衰落原因进行试析。   

 

    一、    陶寺墓地概况       

        自1978年至今，历经40余年的发掘工作，襄汾陶寺遗址的整体面貌已经比较清晰，遗址年代分为早、中、晚三期，距今4300~3900年。主要遗迹有大城和小城城墙、宫城和瓮城城门、早期（王族）墓地和小城内中期墓地、贵族居住区和普通居址区、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仓储区以及天文观象台等。 

       1978~1985年发掘的早期（王族）墓地（含晚期）位于大城内东南隅，是单纯的成人埋葬区。墓地面积大于4万平方米，发现墓葬近万座，发掘面积4900余平方米，清理墓葬1309座，使用时间贯穿整个陶寺文化时期，是陶寺遗址所有墓葬区中规模最大、埋藏最密集、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处墓地。（图一）  

    图一 1978~1985年陶寺墓地考古发掘探方分区图 （采自：《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  

 

         墓葬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头向东南，少数有棺和尸殓物，大都无陶器随葬。墓地共出土随葬品陶器311件、木（漆）器156件、铜器1件、玉（石）器815件（组）、骨（蚌、牙）器357件（组）、动物个体578个。墓地的42座墓葬中出土有陶器，按照随葬陶器组合和器形演变规律，可将墓葬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墓第一组大致与居住址早期一组相当，早期墓第二到五组在居住址早期二组范围内，晚期墓年代相当于居住址晚期二组，中期墓葬不明。 

       关于陶寺文化及墓地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90年代，研究内容侧重于文化类型与年代分期、文化属性以及族属性质等方面。21世纪以来，随着考古新发现与《襄汾陶寺》报告的出版，陶寺文化研究步入新阶段，墓葬研究除器类分析、年代辨析、文化性质和族属探索之外，也有对墓地聚落空间形态和形成过程、埋葬制度以及与中华文明起源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此外多学科综合研究成果丰硕，领域涉及动物利用、植物分析、冶金和材料学、石器工业技术、天文历法和人地关系等诸多方面。本文依托以往研究成果，旨在聚焦经济视角对陶寺墓地墓葬进行社会不平等层面的针对性研究。    

 

    二、    墓葬量化分析   

   

         本文尝试以墓葬在量化指标上的差异来衡量社会不平等，进而探究个人与群体在政治和社会行为背后的含义。以墓葬规模、棺椁及随葬品组合等作为衡量陶寺墓葬等级、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不平等的主要标准。 

         

      在考古学视角下，多通过墓葬、身份象征物、居住区和居址差异以及特殊或纪念性建筑物等方面的分析来开展社会不平等研究。其中墓葬能够提供比较原初的考古数据来初步构建古代社会的互动模式，是研究社会结构的重要对象。

 

      墓葬研究理论主要有三种：其一，“直接反映论”，强调墓葬所花费的劳动力及随葬品直接反映死者对社会资源的控制能力和身份地位；其二，“仪式论”，强调墓葬仪式在建立和重建死者与生者、生者与生者的社会关系方面的重要性，一般认为墓葬随葬品及代表的葬仪不能与死者直接挂钩，丧葬仪式不仅是将当时社会差别具体化的场合，也可能是生者在更广泛的社会关系面前维护身份的方式；其三，两者结合，“社会角色特别是社会等级差别，在墓葬中通常通过劳动力花费、对权势财富象征物的占有以及人口统计上的分化来表现”，葬礼仪式展现社会制度和习俗，通过制度化的权力和威望将社会结构具体化。 

  （二）量化方法与设计           

 

     本文主要采用Jorgensen的相对价格法对墓葬变量进行赋值，根据付罗文在大甸子墓地量化研究中对相对价格法的改进，结合“直接反映论”和“仪式论”的观点，以随葬品和设施等所处不同空间构建墓主价值（deceased grave value）和仪式价值（ceremony grave value），衡量死者个人和葬礼仪式的不同内涵。结合张小山对墓葬价值不平等的量化研究设计方案，并依据彭鹏对付罗文方法的反思，将具有等级身份指征性的“限制性物品”（sumptuary item）从其同材质随葬品中分化出来，避免同类随葬品的类型值差距过于悬殊。 

      为符合研究目的，并考虑可操作性，选择墓圹、壁龛、棺椁、尸殓和随葬品等墓葬属性作为墓葬参量，用墓葬参量的相对价值定义墓葬价值。将各时期墓葬内的墓葬属性按不同类型，分出墓葬值的两种表现形式，即出土于墓室内的埋藏阶段随葬品（墓主价值）和反映生者参与葬仪活动的设施、遗物（仪式价值）。根据随葬品特性，决定以随葬品数量或出现次数进行统计。分别计算各墓葬参量在墓葬中出现的频数，得到类型值（Type Value），用公式表示为：类型值=墓葬总数/类型频数。一组墓葬内所有类型值的总和Sum（类型值）即为墓葬值。最后根据所得墓葬值计算出反映“墓葬财富”差异的基尼系数，并绘制反映价值变化的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 

      依据墓葬规模大小和规格高低，筛掉难以反映原状的墓葬（包括墓圹残缺、尸骨主要部分残缺以及难以断定是否有随葬品的被破坏墓葬），陶寺墓地分属一至六类的770座墓可作量化统计。此外，由于中期小城内墓葬资料披露有限，暂不对其进行量化分析。 

     此外，还需做出以下说明：首先，由赋值方法得到的墓葬值（“墓葬财富”）可以大致反映当时社会对墓葬规格和随葬品的价格评价，利用墓葬的各项参量（随葬品等）的相对价格可对墓葬价值进行大致定义；其次，社会不平等与墓葬值的差异程度正相关，差异程度越大，社会不平等程度越高；最后，运用量化数据，以统一的客观标准把墓葬参量数据化，会忽略墓葬参数本身的一些细节，如精细程度、使用程度和功能等。 

     参照前述方法并根据陶寺墓地实际情况，将墓葬参量大致分为八类，包括土方量、葬具、尸殓物、随葬品、用于助葬的猪下颌骨、朱砂、壁龛和祭祀坑（含牺牲）。其中随葬品以材质不同，分为陶器、木器、铜器、玉器、石器、骨（蚌、牙）器和动物骨骼（肢解猪骨）七类。 

      对比墓葬各参量的出土位置和功能，可将参量进一步细分为三类： 

     第一，墓主价值。即对埋藏阶段的随葬品和葬具价值量化，意在衡量死者的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量化对象包括墓圹大小（墓室面积）、葬具、尸殓物、各类随葬器物和肢解猪个体等。 

      第二，仪式价值。即对墓葬的处理设施和填埋物的价值量化，旨在衡量葬礼活动的精心处理程度。量化对象包括朱砂、用于助葬的猪下颌骨、壁龛和祭祀坑（含牺牲）等。 

      第三，限制性器物价值。量化对象主要包括陶异形器（土鼓）、蟠龙纹陶盘、鼍鼓（木）、石磬及铜铃。比之普通随葬品，限制性物品更符合物以稀为贵的假设，价值和意义远高于同材质普通随葬品，故单独划分为限制性器物价值，其价值权重独立于墓主价值和仪式价值之外。 

   （三）墓葬值的相关性分析    

       

       陶寺墓地墓葬具体参量类型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如表一所示。将各项类型值代入墓葬值公式：墓葬值=Sum（An1＋Bn2＋……＋Jni），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墓葬值主要由墓主价值和仪式价值组成，基于这两种价值取向，墓葬值大小不仅指示社会财富、声望或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也是仪式价值差异的体现。而仪式价值、限制性器物价值与墓葬值数值之间没有明确的规律，不具有线性相关。（图二）用SPSS软件求得墓葬变量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墓主价值与墓葬值的相关系数可达0.990，以p<0.001的高置信度判断，墓主价值对墓葬值的影响权重极大。（表二）从墓葬材料可知社会经济不平等程度与墓主价值的相关性较强，即与墓主生前财富如墓葬规模、形制及随葬品等关联密切，与仪式价值，即葬仪中生者的参与、墓主个人声望和身份、宗教等相关性较弱。还存在大量三种价值均低的情况，这应是由于近半数（45.32%）墓葬都是无随葬品的低规格小型墓。  

  表一 可辨规格墓葬各项墓葬参量类型值     

      

图二 可辨规格墓葬墓主价值、仪式价值、限制性器物价值与墓葬值数值分布散点图   

  

表二 可辨规格墓葬的墓主价值、仪式价值和限制性器物价值与墓葬值的相关性     注：**表示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2.仪式价值各参量的出现次数较小，与墓葬的财富、等级关系不密切，与墓葬值相关性极弱。（表三）但仪式价值的参量可以显示出在不同时期的埋葬活动中人们行为模式和丧葬礼仪的变化。早期阶段，墓葬仪式内容突出在墓室内部，如猪下颌骨和朱砂等；晚期阶段，墓葬仪式内容延伸，猪下颌骨不再放置于墓主身边或二层台上，转移至壁龛内和填土中，墓内撒朱砂现象和壁龛、祭祀坑（含牺牲）数量等增多，（图三）表明生者操纵葬礼仪式的空间更为广泛，丧葬活动从强调并反映墓主个人财富、地位向强调丧葬仪式本身转变。  

  表三 可辨规格的墓葬各参量与墓葬值相关性统计表     

    

图三 不同时期可辨规格墓葬中朱砂、壁龛和祭祀坑（含牺牲）出土数   

 

       3.多数墓葬的随葬品对墓葬值有较大贡献，（见表三）尤其陶、木器和较多玉器的类型值对墓葬总值贡献最大。造成玉器、铜器和骨（蚌、牙）器与墓葬值的相关性较弱的原因可能是，铜器仅1件且出土于小墓中；骨（蚌、牙）器出土频次虽高（41.69%），但制作工艺、出土频次和件数都不具有显著的财富和等级指征性；玉器同理，频次较高，但玉器的功能、精致程度更可能指示墓主的财富和等级。 

      墓室面积/类型值的相关系数为0.647/0.669，是除随葬品外与墓葬值相关性最大的参量。（见表三）根据“能量消耗模式”，土方量反映修建墓葬的能量呈等级消耗状态，但陶寺墓葬的墓室面积与墓葬值不具备线性相关，（图四）可能与墓室面积的类型值过小有关。墓室面积一定程度上能反映陶寺社会丧葬活动的等级差异，但不与社会财富等级直接挂钩。  

      

图四 墓室面积与墓葬值数值分布散点图   

 

      4.出土陶异形器（土鼓）、蟠龙纹陶盘、鼍鼓（木）、石磬及铜铃的墓葬数分别是6座、4座、5座、4座和1座，占可辨规格墓葬总数（770座）的0.78%、0.52%、0.65%、0.52%和0.13%。这些器物的器形和功能特殊，多有涂朱，是具有身份象征和标识作用的限制性物品，大多出现在同一墓中，有较强的等级指征性。尤其礼乐重器出现在早期偏晚阶段的高等级统治阶层墓葬中，可以作为额外附加物以表现较高等级统治者的身份特殊，同时也是财富的重要象征。（表四） 

 

  表四 出土限制性物品的墓葬统计表     

       5.墓葬等级与墓葬值的相关性为0.436，墓葬值一定程度上对等级有指示性。等级之间的财富分布大体呈递减趋势。（图五）  

      图五 墓葬值与墓葬规格箱式图   

  

      具体而言，《襄汾陶寺》报告列出一类墓6座，是陶寺墓地等级最高的墓葬。据图五，一类墓墓葬值分布的箱体和端线偏长，代表数据不集中，但无异常值出现。作为陶寺集团早期偏晚阶段的统治阶层，墓主持有大量财富，墓圹大，有木棺，随葬限制性物品和大量陶、木、玉、石器。不过一类墓均无猪下颌骨随葬，但是有其他等级墓葬少有的工具类随葬品，且大都制作精良，或有涂朱，由此推测陶寺统治阶层可能垄断了手工业，并以工具作为礼器性物品随葬。 

       报告中列出二类墓30座，均出现在早期，显示出与一类墓不同的随葬风格：拥有仪式价值者较多，如用猪下颌骨助葬，多数随葬玉器，少数随葬陶、木器。图五显示，其内部墓葬值差异大，既有墓葬值比肩一类墓的墓葬，也有低于三类墓的墓葬，但异常值较少。彰显富贵并重的同时，也显示出统治阶层内部存在的财富和身份地位差异。 

      报告中列出三类墓149座，大多年代不明，少数有木棺或尸殓痕迹，随葬器物中陶、木器较少，武器和装饰品较多，多数随葬钺、璧等可能具有身份象征含义的玉器，少数随葬一定数量的猪下颌骨，个别有祭祀牺牲坑。据图五，三类墓的墓葬值差异较小，异常值较多，墓葬值偏高的情况较多，墓主应属于普通贵族阶层或富裕的平民，还有一定数量的墓主拥有比同等级更多的社会财富。 

      报告中76%的墓葬为小型墓（四至六类墓），是陶寺社会居民构成的主体，拥有少量财富，个别有葬具。在有随葬品的墓葬中，随葬器物多为装饰用玉和玉石钺，个别有猪下颌骨。新石器时代墓葬中，玉器属于较高等级随葬品，故随葬有玉器的小型墓墓主应属于有身份的平民阶层，他们或许并不富有，但仍拥有一定政治或军事地位。据图五，中小型墓葬的异常值往往集中在较大值一侧，分布呈右偏态，表明一批中小型墓拥有高于同级墓的财富，说明报告中所划分的等级类别不能和墓葬值所代表的财富水平及社会地位完全对等，这种差异在中小型墓葬中尤为明显。    

 

    三、    基尼系数与洛伦兹曲线分析 

      

      社会不平等“源于个人之间的人际互动，受到资源、技术和制度的约束，包括促进财富代代相传的稳定的社会制度”。考古学研究中，有学者认为豪华的宫殿或陵墓足以证明社会不平等，也有人认为必须从家庭层面寻找。马克思主义指出经济维度（即生产关系和不同人群对生产资料的差异性权力与权利）在不平等问题上具有基础性、决定性地位。技术、土地、组织、血统、人口生产力和仪式知识等不同生产手段的变化都会驱动社会与人类不平等关系发展。财富和权力差异与社会个人或群体的不平等现象密切相关。从考古学上探究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出现和演变过程，通常需借助与经济、技术和社会组织结构相关的证据。利用量化统计和基尼系数分析墓葬的物质经济数据，可探究史前社会不平等现象并衡量不平等程度。

 

      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基尼系数进行社会不平等研究，其数据主要来自聚落遗址的房址、墓葬或人工制品，具体可以追溯到1983年麦圭尔对霍霍坎墓葬的基尼系数研究，还有铜器时代以东南欧杜兰库拉克墓葬内出土的人工制品来研究社会不平等、利用房子大小对墨西哥古代社会财富的研究等。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开始将基尼系数应用到考古学领域，主要关注基尼系数在墓葬和房址的量化研究上。 

      基尼系数计算的是洛伦兹曲线和理论绝对平等线之间的面积，即A/（A+B）。基尼系数值一般介于0和1，不平等率随着接近1而增加，接近0而减少。现代社会以0.6以上表示指数等级极高，即差距悬殊。基尼系数与洛伦兹曲线直接相关，洛伦兹曲线是对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图形描述，显示一定比例的社会所拥有的财富百分比。（图六）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的分析对社会贫富分化具有指示意义，联合使用可直观表现社会财富不平等的情况。具体计算方法是，将每个单位的收入或财富价值从低到高排列，根据人口的排序来绘制收入或财富份额，得到洛伦兹曲线，同时将人口分组测算财富分布结构与不平等程度。本文利用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图六 洛伦兹曲线示意图 图注（改自邓先娥：《经济学基础》，人民邮电出版社，2023年第121页）   

  

     其中N表示样本容量，WN表示N个样本的财富总值，Yi表示N这个样本按财富值由低到高排列后第i个样本的财富值。 

 基尼系数的具体计算公式很多，针对离散型已排序的收入分布，本文采用下式计算：

   

 其中，    

       其中wi为收入（即墓葬值）占总收入（总墓葬值）的比例，Pi为收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mi为收入，m为总人口平均收入，Qi为累计收入比，Pi和Qi（m1≤m2≤…≤mn）升序排列。 

 首先，按照墓葬值大小由低到高将墓葬依序排列，累加得出墓地总墓葬值，并计算wi；其次，将各累加数值除以总墓葬值计算出累计墓葬值比重Qi，最后使用Microsoft Excel软件进行运算，得出区间为［0，1］的比值，生成基尼系数及洛伦兹曲线图。（图七、八）  

    图七 早、晚期墓葬值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比较图   

    图八 墓主价值、仪式价值、墓葬值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比较图   

  

        在陶寺墓地中，早期基尼系数为0.70，晚期为0.76，墓葬值累计基尼系数高达0.86，高度的不平等是财富、声望和礼仪差异的体现。基于墓葬值，从早期洛伦兹曲线来看，人口累计比例0%~20%的低墓葬值人群，占有0.28%的财富；20%~80%的中等墓葬值人群，占有26.97%的财富；80%~100%的高墓葬值人群，占有72.75%的财富。从晚期洛伦兹曲线来看，人口累计比例0%~20%的低墓葬值人群，占有1.00%的财富；20%~80%的中等墓葬值人群，占有19.75%的财富；80%~100%的高墓葬值人群，占有79.25%的财富。尽管晚期墓葬值远小于早期，但由于高墓葬值群体所占有的墓葬值比例提升，中等群体的墓葬值占比降低，导致晚期墓葬值的贫富差距略大于早期。可见在晚期发生社会动荡的背景下，陶寺并没有朝社会平等或低级化社会的方向发展。 

       墓主价值和仪式价值的基尼系数可看到墓葬财富和仪式属性之间的差异。（见图八）墓主价值基尼系数为0.87，仪式价值的基尼系数高达0.94，但由于极少数墓葬拥有仪式性物品或设施，仪式价值与其他价值相关性均较弱，不能充分指征财富和等级。 

      由于缺乏中期墓葬数据，仅能从早、晚期的基尼系数来探究陶寺社会的贫富分化情况。结合陶寺遗址的发掘情况来看，大城和小城城墙、宫殿区及建筑基址、下层贵族和普通居住区、墓地等遗迹均建于早、中期。陶寺早期社会已进入国家雏形阶段，墓地显示出较高的财富水平、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严密的亲缘关系。晚期遭到毁弃，经济衰退，墓葬值大为降低，平均墓葬值缩减了近15倍，整个社会陷入政权颠覆、经济衰弱、社会倒退的局面。 

      依据基尼系数，晚期的贫富分化还在加剧，个人财富和等级差异依旧显著，甚至略高于早期，说明晚期社会结构依然维持着高度不平等状态。从社会组织结构角度来看，墓地布局显示出的仍是相对紧密的族群关系。陶寺晚期，早期大墓有毁墓现象，可能缘于内部政治斗争或“外来人”入侵，本地政权遭到政治报复，发生颠覆。不论亡于内忧还是外患，陶寺墓地显示出晚期社会组织并未因动荡而彻底毁灭，社会也未随之崩溃，反而结构更加紧密。经济衰退，失去雄踞一方的实力之后，高度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可能是陶寺社会最终衰落的内在驱动力。 

 总体来看，陶寺早期到晚期墓葬值的锐减和基尼系数的上升反映出陶寺集团的兴衰过程。虽然墓地资料难以反映陶寺晚期社会与早期国家形态之间的关系，但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陶寺国家最终消亡的主要动因。    

 

    四、    结 语     

  

       结合上文分析，陶寺墓地墓葬值包含墓主价值和仪式价值两类，墓葬值能较大程度反映财富大小，但不能突显仪式的价值。陶寺社会财富分配格局呈倒金字塔形，与权力、社会地位密切相关，与仪式性设施关系较弱。晚期生者操纵葬礼仪式的空间逐渐延伸，并强调丧葬仪式本身。墓葬规模、形制及随葬品等主要与社会经济不平等程度有关，尤其陶、木器仅出土在高规格墓葬中，以及大墓对高端武器和工具类随葬品的控制反映了经济、技术不平等对社会权力和制度的影响。 

       墓葬值一定程度上指示等级，但异常值较多，因此财富不能与等级完全对等。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显示出墓葬值的两极分化、财富分配极端不平衡。早、晚期墓葬值落差极大，晚期墓葬值断崖式下跌，但晚期墓葬值的贫富差距仍在继续，且略大于早期，贫富与等级的差别明显，这与学界一贯认为的陶寺社会贫富分化明显的大背景相一致。考虑到陶寺遗址存在其他墓地尚未发现晚期高规格墓葬的情况，其社会贫富分化程度可能更大。总地来说，基尼系数的计算接近真实地体现了陶寺聚落社会情况。 

      需要注意在进行墓葬量化时遇到的一些问题。首先，陶寺墓地大量墓葬遭到破坏，许多墓葬设施和随葬品已然不存，由此计算的墓葬值可能与其本身存在偏差；其次，基于物以稀为贵的假设，在没有实验考古的证据支持下，不同形制墓葬耗费劳动力的大小以及同类随葬品存在的品质差别很难体现在数值上；第三，供需关系难以确证。随着对不平等现象的考古研究的拓展，需要调和墓葬和房址的基尼系数值，比较不同类型数据的基尼系数的差异，才能更全面地考察社会经济不平等和个人与家庭社会经济差异情况，进而考察陶寺乃至晋南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程度和经济不平等的演化进程。   

 

图文丨申慢慢、王芬（（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原文名为《陶寺墓地墓葬量化和基尼系数分析》

 刊于《华夏考古》2025年第1期 此

 责编丨静    静 

初审丨李媛媛 

终审丨郑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