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铜镜背面   

 

     铜镜呈圆形，镜面微弧，镜背浅浮雕花卉。直径12.5、厚0.4厘米。镜背纹饰以圆形凸弦纹分为内外两区，内区正中为桥形钮，钮座为尖角弧边方形花卉，钮座外为四个平均分布的带柄大荷叶。外区为勾连云纹，外缘素面，细窄微凸。外缘镌刻“录事司官”及一枚画押（图二；图三）。

  

    图二 铜镜背面纹饰拓片   

    

图三 铜镜刻铭及花押   

  

         铭文为铜镜铸成之后刻在其边缘的，这与其他时代铜镜铭文多为铸造不同，且内容也非常见的祈愿吉语，而是官署刻记。这应与金代“禁铜”政策密不可分。

  

        铜是铸钱的主要原料，是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金代战事频繁，金属缺乏，为了保证市场上有足够的铜钱流通，多次颁布极为严格的“禁铜”令，规定铜镜、铜钱等一律官铸，不得私营。如《金史·食货志》记载：“正隆二年……。冬十月，初禁铜越外界。”“（大定）八年，民有犯铜禁者，上曰‘销钱作铜，旧有禁令，然民间犹有铸镜者，非销钱而何。’遂并禁之。”“（大定）十一年二月，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直之半。”“（大定二十六年）十一月，上喻宰臣曰：国家铜禁久矣，尚闻民私造腰带及镜，托为旧物，公然市之，宜加禁约。”在“禁铜”的同时，官府加大管控力度，规定铸镜要经过官方审查，由当地检验官加刻边款及画押，违犯者处以徒刑。因此在不少金代铜镜上有官府检验刻记。该镜的“录事司官”便是官府检验刻记。 

        “录事司”为金代官署名，是地方行政管理机构，设置于诸府及节度州，主管司法、狱讼等城中民户之事，主官为“录事”，秩正八品。辽宁凤城县发现的金“泰和四年十一月日汾州录事司官”有柄铜镜，镜柄刻有边款和画押，明确此镜经“汾州录事司”官方检验及刻记画押之后允许流入市场，说明汾州当时设置有“录事司”，并司职检验铜镜。金代铜镜的检验刻记虽未形成规范的格式，但从已发现的刻记可以看出，大多数检验刻记标注出州府名及官署名，如“上京警巡院”“定州录事司验讫官”“太原府录事司官”等。 

        该镜只刻官署名而未注明州府，只知此镜是经官府检验画押后允许入市的，但无从判定是否为汾州本地检验。 

       金代官府检验铜镜盛行于世宗、章宗两朝，随着铜资源储量的增大，更主要的是实行货币改革，以交钞作为主要货币，减少了货币用铜量，至金泰和八年铜禁基本解除。该镜的刻记铭文虽已简化，但也清晰地反映了当时官府对铜镜生产、流通的管控，为研究当时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商业流通等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         

 

 

 图文丨王普军（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原文名为《山西汾阳发现金代“录事司官”铭文铜镜》 

刊于《文物季刊》2025年第2期

编丨静    静 

初审丨王普军 

终审丨郑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