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李均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出土文献整理历程与实践
摘要: 笔谈 | 李均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出土文献整理历程与实践原创全文刊登于《中国文化遗产》2026年第1期 笔谈“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创新实践平台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文化遗产研究机构” P30-34出土文献作为不可再生的珍贵文物，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基因，其整理与研究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揭示历史真相的重要途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其前身 ...
笔谈 | 李均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出土文献整理历程与实践原创
全文刊登于《中国文化遗产》2026年第1期 笔谈“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创新实践平台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文化遗产研究机构” P30-34
出土文献作为不可再生的珍贵文物，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基因，其整理与研究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揭示历史真相的重要途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其前身中国文物研究所，由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和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合并而成）凭借文理综合的独特优势，在出土文献整理领域深耕数十年，历经起步、发展、调整、萎缩与复兴的曲折历程，积累了丰硕成果，也沉淀了宝贵经验。本文将结合本人的亲身经历，回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出土文献整理的发展历程，探讨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时代契机：出土文献整理的起步与发展（1970年代—1980年代）
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迎来了出土文献发现的“黄金时期”，一系列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为整理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成为我院相关业务起步的重要契机。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出土，这批简牍中包含了可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失而复出）、《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逸周书》等古书相对照的内容，更有《唐勒》赋以及阴阳、时令、占候之书、相狗方等数术类文献，填补了古代军事史、思想史研究的诸多空白。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了大量简牍帛书：帛书如《老子》《周易》《战国纵横家书》《驻军图》等数十种；简牍除遣策外，还包括《十问》《天下至道谈》《合阴阳》《杂禁方》等方技类文献，主要涉及房中术。这两项重大发现引发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也促使国家层面开始重视出土文献的系统整理。1974年间，国家文物局组织了简牍帛书整理小组，对上述简牍帛书进行整理。
紧随其后，1975年前后，新疆考古工作者对高昌故城北郊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进行了10多次抢救性发掘，清理晋代至唐代墓葬400多座，获取了以汉文为主的多种文字文书，内容涵盖晋唐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史料价值极高。为此，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应运而生。同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首次发现了秦代律令条款，伴随出土的还有《日书》《为吏之道》等文献，为研究秦代法律制度、社会生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第一手资料，也被纳入整理工作范围。1978年，出土批量最多的居延新简（2万枚）开始合作整理。此后，湖北张家山汉简、江苏连云港尹湾汉简、河北定县汉简、全国出土墓志等项目相继以合作形式展开。我院的出土文献整理工作迎来了第一个高潮。
这一时期的整理工作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为了满足工作需要，汇聚了全国顶尖的学术力量。来自北京相关单位及其他省市的著名学者唐兰、商承祚、张政烺、朱德熙、唐长孺、史树青、顾铁符、李学勤、裘锡圭、马雍、马继兴、曾宪通、于豪亮、孙贯文等纷纷投身其中。随着业务的扩展，如刘海年、高恒、穆舜英、陈国灿、朱雷、沙知、程喜霖、姜伯勤、安作璋、唐赞功、吴震、李征、初世宾、岳邦胡、何双全、任步云、宋晓梅、邢开鼎、胡如雷、孔祥星、谢桂华、李家浩、舒之梅、陈抗生、朱国炤、傅举有、周世荣、韩志强、刘洪石、滕昭忠、李解民、骈宇骞、石雪万、朱思中等更多学界佼佼者也陆续加入，形成了一支阵容庞大、实力雄厚的研究队伍，其规模在学界实属罕见。
1974年夏，我仍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便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整理小组工作，1975年毕业后正式入职文物出版社，以兼职编辑的身份参与整理组工作。当时的工作氛围极为浓厚，学术民主蔚然成风。1974年尽管“文革”尚未结束，许多学者直接从五七干校被召回，集中在五四大街北大红楼开展工作。能够重新投身熟悉的学术事业，大家都满怀热忱，夜以继日地奋战，工作效率极高。在马王堆帛书整理过程中，学术讨论时常激烈展开，唐兰与马雍先生曾就相关问题进行激烈辩论，这种畅所欲言、求真务实的学术氛围，有效提高了整理成果的准确度。
在整理小组的岁月里，多位先生的治学态度与方法让我受益终身。李学勤先生条理清晰的工作思路、善于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敏锐洞察力，令我深感敬佩；裘锡圭先生定期为我和骈宇骞授课，要求严格，其一丝不苟的严谨治学精神，成为我始终坚守的学术准则，至今仍觉自身尚有不小差距；曾宪通、孙贯文先生给予我的具体指导最多，手把手地传授了许多专业知识；刘海年先生在法制史领域对我的指导长期不间断，至今我们仍保持着密切联系。张政烺先生被誉为“活字典”，知识渊博，他和史树青先生经常带领我们前往琉璃厂逛旧书店、进入内部书库，不仅增长了版本目录学方面的知识，还淘到了不少有用的书籍。后来我也常去社科院历史所聆听张先生讲授的版本目录课程。
当时的工作条件虽然艰苦，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外地来京的专家都住在红楼地下室，湖南来的周世荣先生不习惯北方生活，每次来京都背着大米，大家都会主动关心他。1976年唐山大地震导致红楼开裂，我们先是在红楼前的马路边搭建防震棚，后来又搬到故宫武英门居住了半年多，白天则在故宫西北角的皇城庙开展工作。安作璋先生腿部有残疾，每次去食堂吃饭，我都会用自行车驮着他前往，这段患难与共的经历至今历历在目。
1978年，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司局级）正式成立，延续了整理小组的工作职能，同时招聘了一批新毕业的大学生及研究生，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安徽阜阳汉简、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简、内蒙古额济纳汉简等新的整理项目陆续启动。这一时期，我们还利用每周日的时间举办张家山汉简研读班，参与者除本单位人员外，还有社科院历史所、对外经贸大学等院校的学者，为期两年的研读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在国家文物局的直接领导与支持下，我们组织了多期出土文献整理与保护培训班，特邀本单位及在京的著名专家授课，为全国文物系统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各单位的业务骨干。
1980年代之后，国家经济实力尚弱，工作条件相对艰苦。整理居延新简期间，往返北京与兰州常乘坐火车硬座；在兰州时，曾住在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会议室的长板凳上；该馆的何双全先生到北京工作时，也曾在我家中借住；合作整理连云港尹湾汉墓出土简牍期间，连云港市博物馆馆长刘洪石来京，住在我单位刘军个人临时腾出的一小间平房里。即便如此，所有人的工作热情丝毫未减，始终坚守在学术岗位上。
二、机构整合与业务情况（1990年代—21世纪初）
1990年，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与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合并，成立中国文物研究所，后古文献研究室更名为古文献与文物研究中心，成为研究所的二级部门。这一机构整合进一步强化了文理综合的优势，为出土文献的整理与保护工作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撑。
这一时期，出土文献整理的业务范围持续拓展，新的重大项目不断涌现。甘肃敦煌悬泉汉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新疆新出土文书等一批重要出土文献的整理工作相继启动。在整理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严谨的学术标准，注重多学科协作。文物科技保护部门的加入，使得出土文献的保护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有效解决了简牍、帛书等文物脆弱易损的问题，为整理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我们继续保持与国内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汇聚各方力量，共同攻克学术难题，确保整理成果的高质量。
2000年前后，尤其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成立之初，我院的出土文献研究业务出现了规模与人员逐渐萎缩的趋势。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思想观念的偏差对业务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当时社会上偏重经济效益、轻视基础研究的风气逐渐蔓延，这种思想也影响到单位的业务总体取向。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属于基础性学术工作，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难以在短期内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因此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忽视，导致人才外流现象严重，同时出现了不招或招不到新人的困境，业务发展后续乏力。
其次，人员结构不合理是重要的内部原因。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成立后，数年内曾集中调入一批年轻人，他们均毕业于名校，学历、年龄大体相当，没有梯级结构。起初，这一团队充满活力，能够快速上手工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面临评职称、分房等实际利益问题时，由于名额有限，激烈的竞争随之产生，不仅影响了正常工作的开展，还破坏了团队的团结氛围，多数人对此表示不满，导致许多人对单位失去信心，最终选择离开，进一步加剧了人才流失的局面。
这一时期的困境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基础学术研究的发展需要稳定的政策支持、合理的人才结构以及正确的价值导向，忽视基础研究终将损害学术事业的长远发展。
三、重焕生机：近十年的复兴与发展
近十年来，随着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我院的相关业务也呈现出明显的复兴迹象，这既是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我们在继承过往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形势，积极拓展工作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果。
在项目开展方面，我院成功加入国家“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等协同攻关创新平台，承担了多项重大工作任务。其中，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的整理工作进展顺利，已出版1—10册，11、12册即将出版，13、14册也于2025年发稿；银雀山汉简的再整理成果大部分已出版，剩余部分已发稿待出版；河北定县汉简已开始陆续出版；连云港尹湾汉墓再整理、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墓简牍再整理等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陆续定稿，近期即可发稿交付出版社。此外，我们还与山东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全国出土简牍展，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取得了良好的学术影响和社会效益。
尽管参与这些工作的人手不多，工作量巨大，但大家都全力以赴，更令人欣喜的是，浓厚的学术氛围得以重现。作为亲历了早期整理工作的老人，我与胡平生、刘少刚等同志也参与到这些项目中，而核心工作主要由在职的年轻一代学者承担。他们学历层次高、思维活跃、掌握现代学术方法，为业务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让我们看到了出土文献整理事业后继有人的希望。
自1974年整理小组成立至今，我院在出土文献领域的集体与个人著作已发表200余部，论文达2000篇以上，这些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我国出土文献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学术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四、出土文献的特性、载体与价值
出土文献作为特殊的文物，具有鲜明的两重性。一方面，它具有物质性，其载体多为简帛、纸张、金石等，质地脆弱，不易保存，需要专业的保护技术和措施；另一方面，它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上面的文字记录了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各个方面的信息，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是保存中华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许多出土文献所记载的内容在历史上早已失传，将这些文献整理、解读，让其重见天日，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不能给予充分重视，稍有不慎，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就可能毁于一旦，我们必将愧对后人。
我国出土文献的现存载体形式多样，主要包括甲骨、金石、简帛、钱币、玺印、封泥、陶瓷、纸张等。其中，以简帛、金石、纸张为载体的文字较多，内容也更为广泛。以汉文简牍为例，迄今已出土百余批次，总量达30多万枚，出土地点遍布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内蒙古、甘肃、新疆、青海、四川、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浙江、江西、广东、广西、云南等多个省（区，市），藏简地区还包括北京、上海、安徽、香港、台北等地，其反映的时代主要集中在战国至魏晋之间，也有部分晚至明代的木牌。马王堆汉墓帛书达数万字，涉及数十种古书，内容包罗万象，涵盖诸子百家、历史地理、天文气象、养生治病等多个领域，为研究中华文明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
墓志的整理与研究起步相对较早，清末已有大量出土，但由于历史原因，许多墓志流往国外，在辗转过程中下落不明。20世纪50年代后，又有大量墓志出土，这些墓志同样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受到世界各国学界的广泛关注。
我院文理兼具的学科优势，为出土文献的整理与保护提供了有利条件。文物科技保护部门能够为文献的保存提供技术支持，古文献研究部门则专注于文字解读与内容研究，两者有机结合，能够实现对出土文献的全方位保护与深度挖掘。
五、合作模式的演变与发展
回顾我国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历程，工作模式经历了从“国家主导的大合作”到“大分散小合作”的演变。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国家文物局的统一主导下，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大合作模式，集中全国顶尖学术力量对重大出土文献项目进行联合攻关，这种模式能够快速整合资源、集中解决关键问题，为早期出土文献整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如今，随着高校、科研机构、文物考古部门等各方力量的发展壮大，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逐渐形成了“大分散小合作”的新模式。例如，武汉大学与湖北、湖南地区文物考古部门的合作，清华大学与我院及湖南、湖北、安徽、甘肃等地文物考古部门的合作，复旦大学与湖南博物院的合作等，这种合作模式实现了大学人才资源与文物考古部门资料优势的有机结合，形成了长短互补的“黄金搭配”。大学拥有雄厚的学术研究力量和人才培养优势，文物考古部门则掌握着丰富的出土文献实物资料，两者的深度合作不仅有利于出土文献整理研究成果的产出，也有助于文物考古部门人才的成长及成果的宣传推广。
我院作为连接高校与文物考古部门的重要桥梁，处于极为有利的位置。如果能够积极参与各类合作项目，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加强与各方的学术交流与资源共享，必将快速促进我院出土文献工作的发展，为行业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六、未来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面对新时代的新机遇与新挑战，我国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仍有诸多需要重视和完善的方面。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与行业发展趋势，提出以下几点思考与建议：
第一，进一步加强与现代科技的深度结合。当前，简牍数据库的建设已具备一定基础，但仍需进一步整合与优化，实现不同地区、不同单位间数据资源的共享。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在文献识别、文字释读、内容分析等方面具有巨大潜力，是未来出土文献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我们必须尽快起步，加大研发投入，推动科技与学术研究的深度融合，提高工作效率与研究水平。
第二，持续推进简牍再整理工作。由于历史条件、研究水平等多种因素的限制，一些早年出土的“旧简”未能及时整理公布，部分已公布的成果也存在诸多不足，需要重新进行整理与认识。同时，近二十年来，新出土的简牍文献数量众多，研究步伐往往赶不上新材料的披露速度，导致许多“新简”未能得到充分研究，甚至出现“喜新厌旧”的现象。尽管学界已推出部分总结性的再整理成果，但仍有大量材料受到冷落，影响了这些珍贵文献的再利用。因此，持续推进简牍再整理工作，无论是“旧简”的补证完善，还是“新简”的系统整理，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三，加强不同学科间的对话与协作。出土文献涉及历史、考古、语言文字、哲学、法律、科技等多个学科领域，其整理与研究工作具有极强的综合性，离开其他学科的支持，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我们需要进一步发扬多学科协作的优良传统，加强与不同学科领域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打破学科壁垒，整合学术资源，从不同视角对出土文献进行深度解读，挖掘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我院应充分发挥文理合作的潜力，推动古文献研究与文物科技保护的深度融合，实现优势互补。
第四，适时举办出土文献相关培训班，加强人才培养。当前，全国各省市文物考古部门对出土文献发掘、整理、保护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但专业人才短缺的问题较为突出。我院作为“国家队”，应主动承担人才培养的责任，适时举办出土文献整理、保护、研究相关的培训班，为我国出土文献事业的长远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第五，加强对广大民众的普及工作。出土文献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素材，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让广大民众了解出土文献的价值、感受古代文明的魅力，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第六，建议成立全国性的出土文献整理管理与指导机构。目前，我国尚缺少专门对出土文献整理工作进行统一管理与专业指导的机构，导致部分工作存在各自为战、标准不一、资源浪费等问题。可以效仿教育部国家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模式，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下，成立全国性的出土文献整理委员会，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负责统筹规划全国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工作，制定统一的工作标准与规范，协调各方资源，指导重大项目开展。我院作为在出土文献领域具有深厚积淀的研究机构，可以作为该机构的咨询与执行单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我国出土文献事业的规范化、科学化发展贡献力量。
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承载着传承中华文脉、揭示历史真相的重要使命。回顾我院出土文献整理发展历程，我们既有辉煌的成就，也经历过挫折与困境，但始终坚守着对学术的敬畏与对文化遗产的责任。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我们将继续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勇于创新、积极进取，为我国出土文献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我们坚信，在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必将迎来更加灿烂的明天。
/ 作者简介 /
李均明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馆员、原文物古文献研究部主任，曾应聘为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访问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8年退休后应聘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至今。长期从事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曾参加银雀山汉墓竹简、居延新简、睡虎地秦墓竹简、张家山汉简、尹湾汉墓简牍、额济纳汉简、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简、金关汉简、悬泉汉简、长沙走马楼西汉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湖南古人堤汉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湖南湘乡三眼井楚简、香港中文大学简帛数据库等的整理与研究，参加与之相关18种凡50多册图书的撰写。发表个人著作（含合著）《孙膑兵法译注》《古代简牍》《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简牍文书学》《简牍法制论稿》《初学录》《耕耘录——简牍研究丛稿》《汉代屯戍遗简法律志》《当代中国简帛研究》（二种）《居延汉简编年——居延编》等16部，发表论文200多篇。
（文章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出土文献作为不可再生的珍贵文物，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基因，其整理与研究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揭示历史真相的重要途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其前身中国文物研究所，由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和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合并而成）凭借文理综合的独特优势，在出土文献整理领域深耕数十年，历经起步、发展、调整、萎缩与复兴的曲折历程，积累了丰硕成果，也沉淀了宝贵经验。本文将结合本人的亲身经历，回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出土文献整理的发展历程，探讨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时代契机：出土文献整理的起步与发展（1970年代—1980年代）
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迎来了出土文献发现的“黄金时期”，一系列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为整理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成为我院相关业务起步的重要契机。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出土，这批简牍中包含了可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失而复出）、《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逸周书》等古书相对照的内容，更有《唐勒》赋以及阴阳、时令、占候之书、相狗方等数术类文献，填补了古代军事史、思想史研究的诸多空白。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了大量简牍帛书：帛书如《老子》《周易》《战国纵横家书》《驻军图》等数十种；简牍除遣策外，还包括《十问》《天下至道谈》《合阴阳》《杂禁方》等方技类文献，主要涉及房中术。这两项重大发现引发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也促使国家层面开始重视出土文献的系统整理。1974年间，国家文物局组织了简牍帛书整理小组，对上述简牍帛书进行整理。
紧随其后，1975年前后，新疆考古工作者对高昌故城北郊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进行了10多次抢救性发掘，清理晋代至唐代墓葬400多座，获取了以汉文为主的多种文字文书，内容涵盖晋唐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史料价值极高。为此，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应运而生。同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首次发现了秦代律令条款，伴随出土的还有《日书》《为吏之道》等文献，为研究秦代法律制度、社会生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第一手资料，也被纳入整理工作范围。1978年，出土批量最多的居延新简（2万枚）开始合作整理。此后，湖北张家山汉简、江苏连云港尹湾汉简、河北定县汉简、全国出土墓志等项目相继以合作形式展开。我院的出土文献整理工作迎来了第一个高潮。
这一时期的整理工作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为了满足工作需要，汇聚了全国顶尖的学术力量。来自北京相关单位及其他省市的著名学者唐兰、商承祚、张政烺、朱德熙、唐长孺、史树青、顾铁符、李学勤、裘锡圭、马雍、马继兴、曾宪通、于豪亮、孙贯文等纷纷投身其中。随着业务的扩展，如刘海年、高恒、穆舜英、陈国灿、朱雷、沙知、程喜霖、姜伯勤、安作璋、唐赞功、吴震、李征、初世宾、岳邦胡、何双全、任步云、宋晓梅、邢开鼎、胡如雷、孔祥星、谢桂华、李家浩、舒之梅、陈抗生、朱国炤、傅举有、周世荣、韩志强、刘洪石、滕昭忠、李解民、骈宇骞、石雪万、朱思中等更多学界佼佼者也陆续加入，形成了一支阵容庞大、实力雄厚的研究队伍，其规模在学界实属罕见。
1974年夏，我仍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便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整理小组工作，1975年毕业后正式入职文物出版社，以兼职编辑的身份参与整理组工作。当时的工作氛围极为浓厚，学术民主蔚然成风。1974年尽管“文革”尚未结束，许多学者直接从五七干校被召回，集中在五四大街北大红楼开展工作。能够重新投身熟悉的学术事业，大家都满怀热忱，夜以继日地奋战，工作效率极高。在马王堆帛书整理过程中，学术讨论时常激烈展开，唐兰与马雍先生曾就相关问题进行激烈辩论，这种畅所欲言、求真务实的学术氛围，有效提高了整理成果的准确度。
在整理小组的岁月里，多位先生的治学态度与方法让我受益终身。李学勤先生条理清晰的工作思路、善于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敏锐洞察力，令我深感敬佩；裘锡圭先生定期为我和骈宇骞授课，要求严格，其一丝不苟的严谨治学精神，成为我始终坚守的学术准则，至今仍觉自身尚有不小差距；曾宪通、孙贯文先生给予我的具体指导最多，手把手地传授了许多专业知识；刘海年先生在法制史领域对我的指导长期不间断，至今我们仍保持着密切联系。张政烺先生被誉为“活字典”，知识渊博，他和史树青先生经常带领我们前往琉璃厂逛旧书店、进入内部书库，不仅增长了版本目录学方面的知识，还淘到了不少有用的书籍。后来我也常去社科院历史所聆听张先生讲授的版本目录课程。
当时的工作条件虽然艰苦，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外地来京的专家都住在红楼地下室，湖南来的周世荣先生不习惯北方生活，每次来京都背着大米，大家都会主动关心他。1976年唐山大地震导致红楼开裂，我们先是在红楼前的马路边搭建防震棚，后来又搬到故宫武英门居住了半年多，白天则在故宫西北角的皇城庙开展工作。安作璋先生腿部有残疾，每次去食堂吃饭，我都会用自行车驮着他前往，这段患难与共的经历至今历历在目。
1978年，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司局级）正式成立，延续了整理小组的工作职能，同时招聘了一批新毕业的大学生及研究生，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安徽阜阳汉简、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简、内蒙古额济纳汉简等新的整理项目陆续启动。这一时期，我们还利用每周日的时间举办张家山汉简研读班，参与者除本单位人员外，还有社科院历史所、对外经贸大学等院校的学者，为期两年的研读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在国家文物局的直接领导与支持下，我们组织了多期出土文献整理与保护培训班，特邀本单位及在京的著名专家授课，为全国文物系统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各单位的业务骨干。
1980年代之后，国家经济实力尚弱，工作条件相对艰苦。整理居延新简期间，往返北京与兰州常乘坐火车硬座；在兰州时，曾住在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会议室的长板凳上；该馆的何双全先生到北京工作时，也曾在我家中借住；合作整理连云港尹湾汉墓出土简牍期间，连云港市博物馆馆长刘洪石来京，住在我单位刘军个人临时腾出的一小间平房里。即便如此，所有人的工作热情丝毫未减，始终坚守在学术岗位上。
二、机构整合与业务情况（1990年代—21世纪初）
1990年，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与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合并，成立中国文物研究所，后古文献研究室更名为古文献与文物研究中心，成为研究所的二级部门。这一机构整合进一步强化了文理综合的优势，为出土文献的整理与保护工作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撑。
这一时期，出土文献整理的业务范围持续拓展，新的重大项目不断涌现。甘肃敦煌悬泉汉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新疆新出土文书等一批重要出土文献的整理工作相继启动。在整理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严谨的学术标准，注重多学科协作。文物科技保护部门的加入，使得出土文献的保护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有效解决了简牍、帛书等文物脆弱易损的问题，为整理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我们继续保持与国内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汇聚各方力量，共同攻克学术难题，确保整理成果的高质量。
2000年前后，尤其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成立之初，我院的出土文献研究业务出现了规模与人员逐渐萎缩的趋势。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思想观念的偏差对业务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当时社会上偏重经济效益、轻视基础研究的风气逐渐蔓延，这种思想也影响到单位的业务总体取向。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属于基础性学术工作，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难以在短期内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因此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忽视，导致人才外流现象严重，同时出现了不招或招不到新人的困境，业务发展后续乏力。
其次，人员结构不合理是重要的内部原因。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成立后，数年内曾集中调入一批年轻人，他们均毕业于名校，学历、年龄大体相当，没有梯级结构。起初，这一团队充满活力，能够快速上手工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面临评职称、分房等实际利益问题时，由于名额有限，激烈的竞争随之产生，不仅影响了正常工作的开展，还破坏了团队的团结氛围，多数人对此表示不满，导致许多人对单位失去信心，最终选择离开，进一步加剧了人才流失的局面。
这一时期的困境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基础学术研究的发展需要稳定的政策支持、合理的人才结构以及正确的价值导向，忽视基础研究终将损害学术事业的长远发展。
三、重焕生机：近十年的复兴与发展
近十年来，随着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我院的相关业务也呈现出明显的复兴迹象，这既是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我们在继承过往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形势，积极拓展工作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果。
在项目开展方面，我院成功加入国家“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等协同攻关创新平台，承担了多项重大工作任务。其中，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的整理工作进展顺利，已出版1—10册，11、12册即将出版，13、14册也于2025年发稿；银雀山汉简的再整理成果大部分已出版，剩余部分已发稿待出版；河北定县汉简已开始陆续出版；连云港尹湾汉墓再整理、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墓简牍再整理等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陆续定稿，近期即可发稿交付出版社。此外，我们还与山东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全国出土简牍展，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取得了良好的学术影响和社会效益。
尽管参与这些工作的人手不多，工作量巨大，但大家都全力以赴，更令人欣喜的是，浓厚的学术氛围得以重现。作为亲历了早期整理工作的老人，我与胡平生、刘少刚等同志也参与到这些项目中，而核心工作主要由在职的年轻一代学者承担。他们学历层次高、思维活跃、掌握现代学术方法，为业务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让我们看到了出土文献整理事业后继有人的希望。
自1974年整理小组成立至今，我院在出土文献领域的集体与个人著作已发表200余部，论文达2000篇以上，这些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我国出土文献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学术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四、出土文献的特性、载体与价值
出土文献作为特殊的文物，具有鲜明的两重性。一方面，它具有物质性，其载体多为简帛、纸张、金石等，质地脆弱，不易保存，需要专业的保护技术和措施；另一方面，它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上面的文字记录了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各个方面的信息，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是保存中华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许多出土文献所记载的内容在历史上早已失传，将这些文献整理、解读，让其重见天日，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不能给予充分重视，稍有不慎，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就可能毁于一旦，我们必将愧对后人。
我国出土文献的现存载体形式多样，主要包括甲骨、金石、简帛、钱币、玺印、封泥、陶瓷、纸张等。其中，以简帛、金石、纸张为载体的文字较多，内容也更为广泛。以汉文简牍为例，迄今已出土百余批次，总量达30多万枚，出土地点遍布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内蒙古、甘肃、新疆、青海、四川、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浙江、江西、广东、广西、云南等多个省（区，市），藏简地区还包括北京、上海、安徽、香港、台北等地，其反映的时代主要集中在战国至魏晋之间，也有部分晚至明代的木牌。马王堆汉墓帛书达数万字，涉及数十种古书，内容包罗万象，涵盖诸子百家、历史地理、天文气象、养生治病等多个领域，为研究中华文明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
墓志的整理与研究起步相对较早，清末已有大量出土，但由于历史原因，许多墓志流往国外，在辗转过程中下落不明。20世纪50年代后，又有大量墓志出土，这些墓志同样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受到世界各国学界的广泛关注。
我院文理兼具的学科优势，为出土文献的整理与保护提供了有利条件。文物科技保护部门能够为文献的保存提供技术支持，古文献研究部门则专注于文字解读与内容研究，两者有机结合，能够实现对出土文献的全方位保护与深度挖掘。
五、合作模式的演变与发展
回顾我国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历程，工作模式经历了从“国家主导的大合作”到“大分散小合作”的演变。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国家文物局的统一主导下，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大合作模式，集中全国顶尖学术力量对重大出土文献项目进行联合攻关，这种模式能够快速整合资源、集中解决关键问题，为早期出土文献整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如今，随着高校、科研机构、文物考古部门等各方力量的发展壮大，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逐渐形成了“大分散小合作”的新模式。例如，武汉大学与湖北、湖南地区文物考古部门的合作，清华大学与我院及湖南、湖北、安徽、甘肃等地文物考古部门的合作，复旦大学与湖南博物院的合作等，这种合作模式实现了大学人才资源与文物考古部门资料优势的有机结合，形成了长短互补的“黄金搭配”。大学拥有雄厚的学术研究力量和人才培养优势，文物考古部门则掌握着丰富的出土文献实物资料，两者的深度合作不仅有利于出土文献整理研究成果的产出，也有助于文物考古部门人才的成长及成果的宣传推广。
我院作为连接高校与文物考古部门的重要桥梁，处于极为有利的位置。如果能够积极参与各类合作项目，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加强与各方的学术交流与资源共享，必将快速促进我院出土文献工作的发展，为行业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六、未来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面对新时代的新机遇与新挑战，我国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仍有诸多需要重视和完善的方面。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与行业发展趋势，提出以下几点思考与建议：
第一，进一步加强与现代科技的深度结合。当前，简牍数据库的建设已具备一定基础，但仍需进一步整合与优化，实现不同地区、不同单位间数据资源的共享。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在文献识别、文字释读、内容分析等方面具有巨大潜力，是未来出土文献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我们必须尽快起步，加大研发投入，推动科技与学术研究的深度融合，提高工作效率与研究水平。
第二，持续推进简牍再整理工作。由于历史条件、研究水平等多种因素的限制，一些早年出土的“旧简”未能及时整理公布，部分已公布的成果也存在诸多不足，需要重新进行整理与认识。同时，近二十年来，新出土的简牍文献数量众多，研究步伐往往赶不上新材料的披露速度，导致许多“新简”未能得到充分研究，甚至出现“喜新厌旧”的现象。尽管学界已推出部分总结性的再整理成果，但仍有大量材料受到冷落，影响了这些珍贵文献的再利用。因此，持续推进简牍再整理工作，无论是“旧简”的补证完善，还是“新简”的系统整理，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三，加强不同学科间的对话与协作。出土文献涉及历史、考古、语言文字、哲学、法律、科技等多个学科领域，其整理与研究工作具有极强的综合性，离开其他学科的支持，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我们需要进一步发扬多学科协作的优良传统，加强与不同学科领域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打破学科壁垒，整合学术资源，从不同视角对出土文献进行深度解读，挖掘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我院应充分发挥文理合作的潜力，推动古文献研究与文物科技保护的深度融合，实现优势互补。
第四，适时举办出土文献相关培训班，加强人才培养。当前，全国各省市文物考古部门对出土文献发掘、整理、保护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但专业人才短缺的问题较为突出。我院作为“国家队”，应主动承担人才培养的责任，适时举办出土文献整理、保护、研究相关的培训班，为我国出土文献事业的长远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第五，加强对广大民众的普及工作。出土文献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素材，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让广大民众了解出土文献的价值、感受古代文明的魅力，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第六，建议成立全国性的出土文献整理管理与指导机构。目前，我国尚缺少专门对出土文献整理工作进行统一管理与专业指导的机构，导致部分工作存在各自为战、标准不一、资源浪费等问题。可以效仿教育部国家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模式，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下，成立全国性的出土文献整理委员会，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负责统筹规划全国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工作，制定统一的工作标准与规范，协调各方资源，指导重大项目开展。我院作为在出土文献领域具有深厚积淀的研究机构，可以作为该机构的咨询与执行单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我国出土文献事业的规范化、科学化发展贡献力量。
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承载着传承中华文脉、揭示历史真相的重要使命。回顾我院出土文献整理发展历程，我们既有辉煌的成就，也经历过挫折与困境，但始终坚守着对学术的敬畏与对文化遗产的责任。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我们将继续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勇于创新、积极进取，为我国出土文献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我们坚信，在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必将迎来更加灿烂的明天。
/ 作者简介 /
李均明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馆员、原文物古文献研究部主任，曾应聘为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访问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8年退休后应聘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至今。长期从事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曾参加银雀山汉墓竹简、居延新简、睡虎地秦墓竹简、张家山汉简、尹湾汉墓简牍、额济纳汉简、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简、金关汉简、悬泉汉简、长沙走马楼西汉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湖南古人堤汉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湖南湘乡三眼井楚简、香港中文大学简帛数据库等的整理与研究，参加与之相关18种凡50多册图书的撰写。发表个人著作（含合著）《孙膑兵法译注》《古代简牍》《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简牍文书学》《简牍法制论稿》《初学录》《耕耘录——简牍研究丛稿》《汉代屯戍遗简法律志》《当代中国简帛研究》（二种）《居延汉简编年——居延编》等16部，发表论文200多篇。
（文章注释和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