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文物
都管七国人物银盒
摘要: 都管七国人物银盒是1979年9月西安市碑林区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出土的唐代三层套装银器,现藏于西安博物院,属国家一级文物 。该套银盒总重189.2克,由外层六瓣喇叭形高足盒、中层鹦鹉纹海棠形圈足盒及内层龟背纹盒组成,出土时内装水晶珠与玛瑙珠。2024年,该银盒曾在法国举办的“中国·唐——一个多元开放的朝代(7至10世纪)”展览中展出。外层银盒直径7.5厘 ...
都管七国人物银盒是1979年9月西安市碑林区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出土的唐代三层套装银器,现藏于西安博物院,属国家一级文物 。该套银盒总重189.2克,由外层六瓣喇叭形高足盒、中层鹦鹉纹海棠形圈足盒及内层龟背纹盒组成,出土时内装水晶珠与玛瑙珠。2024年,该银盒曾在法国举办的“中国·唐——一个多元开放的朝代(7至10世纪)”展览中展出。
外层银盒直径7.5厘米,高5厘米,足径6厘米,盖面采用錾刻鎏金工艺,中部为骑象图,环绕七组共27个特征人物,题榜标注昆仑王国、吐蕃国等七国名称,盒口饰十二生肖纹及十二时辰题榜 。中层鹦鹉纹海棠形圈足盒高3.4厘米,盒身最长处6.4厘米,饰对飞鹦鹉纹 。内层龟背纹盒高2.4厘米,为最简造型 。银盒融合浇铸、錾刻、切削、焊接、抛光、捶打等工艺,盒面加工痕迹印证唐代金属机械加工水平。题榜“都管七个国”字样映射唐代对西南边疆至朝鲜半岛地域的管辖愿景,七国图像与《唐会要》《蛮书》等文献记载形成互证。关于银盒的来源和用途,有南诏贡品、佛教用品、唐代宫廷赏赐品等多种说法,其出土地点距唐代兴庆宫仅有百米之遥。
馆藏地点西安博物院
1979年9月24日,在西安交大校园西北侧无线电厂建房时出土3个银盒,出土时套装在一起,外层银盒上题字“都管七个国”,故取名为都管七国人物银盒;中层为鹦鹉纹海棠形圈足银盒,内层为龟背纹银盒,内装水晶珠二颗、褐色橄榄形玛瑙珠一颗。不足巴掌大小的银盒表面仅人物便錾刻有27位,形态、服饰各不相同。
银盒出土后,由文物部门进行清理和保护,其出土细节在考古记录中得以保存。该发现为研究唐代金属工艺和边疆观念提供了重要实物例证。
套装银盒最内层的龟背纹银盒盒身最小,高2.3厘米,盒身最长处仅有4.7厘米,重30克,盒身呈龟背状,盒面高隆,盒底平坦,除盒面錾出龟背纹外,其余均为素面。
中层的鹦鹉纹海棠形圈足银盒,高3.4厘米,海棠形盒身,盒身最长处6.4厘米,重38.2克,子母扣,海棠形喇叭圈足,盒盖正中有首尾相向飞行、口衔花枝相向飞舞的鹦鹉一对,底部衬以缠枝卷草纹。
都管七国人物银盒为这组唐代套装银盒的最外层,属于六瓣喇叭形高足银盒,六瓣形的盒身盖面高隆,子母扣,底部平坦,有喇叭形高圈足,直径7.5厘米,高5厘米,重量121克。盒面中部为六角形图案,连同周围6个卵形区,共分为7个部分,各部分自行隆起主要纹饰是由27个姿态各不相同的人物组成富有情节的七组图案,每组图案都有各自地区的特征,每边围以卵形规范。银盒盒口上下以缠丝卷叶纹为背景,四周分出12个长方形栏,分别錾刻十二生肖图像,每一个栏内左右两边有题榜,标注着十二时辰。题榜包括“子时半夜”、“丑时鸡鸣”、“寅时平旦”、“卯时日出”等十二时辰名称。
都管七国人物银盒正中间的六角形中,錾刻了一头身备鞍鞯的大象,骑象之人左手抱一物,右手平伸。大象身前一人,双手举托盛有一瓶的盘子,好似献礼。大象身后一人步行,手持伞盖,盖顶在骑象人头上方,表现了骑象人身份的高贵。大象身侧处,一人站立,一人随行,一人就地而坐。除了这些图案以外,六角形区域中用长方形格为界,题榜3条:最左侧为“都管七个国”,左上方为“昆仑王国”,下方为“将来”。这件银盒的命名,也是来源于盒盖面上图案以及“都管七个国”的题榜。“从昆仑王国的右侧起,顺时针题榜依次为婆罗门国、吐蕃国、疏勒国、高丽国、白柘羯国和乌蛮人。这六国加上昆仑王国共七国,都管七个国就是统领这七国的意思。
除了位于银盒中部的“昆仑王国”,其余六国的图案也较为生动:银盒上婆罗门国的区域内左侧錾刻一位僧人,右侧站着两人,三人中间放置着一个瓶子,瓶口呈放射烟花状。吐蕃国上两个人在驱赶一头牛,牛身体肥壮,四蹄奔腾。疏勒国则展现了疏勒人的尚武精神,左侧两人持刀,右侧一人恭立,一人持弓,四个人皆姿态威武。高丽国中,一尊者席地盘坐,其余四人姿态各异环绕在其左右,五个人的发冠上均插有两根羽毛。白柘羯国内左侧有一老人坐在蒲团上,右侧一童子在献物,似欲献宝。乌蛮人区域内左侧两人迈步向前,右侧三人作迎客状,五人皆长裾短衽、首有囊角。
经专家学者对都管七国人物银盒进行技术鉴定,发现当时已经普遍使用了浇铸、焊接、抛光、捶打、錾刻等工艺。尤其在盒、碗等器物上,有明显的切削加工痕迹,证明唐代工匠已经在使用简单的工作机进行制作,这也是唐代工匠对我国古代科技发展的一个贡献。
该银盒外层直径7.5厘米,盖面采用錾刻鎏金工艺装饰了27个特征人物及题榜文字,展示了精细的金属加工技术。
纵览新旧唐书及其它相关史料,唐代在中央政府并无“都管七个国”之类的官府机构或职官设置。而在这七个国中,昆仑国、婆罗门国、吐蕃国、白柘羯国与乌蛮人在唐末与当时的盘踞于现代云南一带的南诏政权的关系则是十分密切,疏勒国、高丽国也与南诏政权时有往。从七国的位置看出,这套银盒所表现的是中国西南、南方和南海诸国的情况,最西到达现代的新疆喀什地区,最东北至朝鲜半岛。周伟洲先生认为,“昆仑国”在现在的缅甸中南部,“婆罗门国”在现在的印度中东部,“吐蕃国”在青藏高原一带,“疏勒国”在现在中国新疆喀什噶尔地区,“高丽国”在现在的朝鲜半岛上,“白柘羯国”与“乌蛮人”在四川西南、云南东北地区。而欲“都管”以上七国在唐代后期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此所谓都管七个国,只是一种理想化的产物,其实,银盒正中昆仑王国正下方即錾刻有“将来”二字,此意即为在将来都管七个国,也是今后奋斗的目标。
关于银盒的来源和用途,学术界存在不同观点:有观点认为是南诏贡品,或为唐代宫廷工匠所制用于赏赐臣下;也有学者如周伟洲认为,银盒内的珠子可能是影骨舍利,银盒为佛教用品。银盒的出土地点距兴庆宫仅有百米之遥,有专家推测可能是兴庆宫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