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抚琴舞凤海棠形银茶托唐（618—907）口径21厘米、底径15厘米，重241.5克1968年1月西安市城建局送交现藏西安博物院01抚琴舞凤海棠形银茶托茶托的形状恰如椭圆四曲瓣形，宽边，圈足已脱落。盘内的图案为左侧坐着一位头顶束发、身着交领长袍的逸士，双腿蜷曲，席地而坐，双手似乎正在弹奏膝上放置的一把古琴。逸士褒衣博带，双目视琴，一副隐士的形象俨然而出 ...

抚琴舞凤海棠形银茶托
唐（618—907）
口径21厘米、底径15厘米，重241.5克
1968年1月西安市城建局送交
现藏西安博物院

01
抚琴舞凤海棠形银茶托

茶托的形状恰如椭圆四曲瓣形，宽边，圈足已脱落。盘内的图案为左侧坐着一位头顶束发、身着交领长袍的逸士，双腿蜷曲，席地而坐，双手似乎正在弹奏膝上放置的一把古琴。逸士褒衣博带，双目视琴，一副隐士的形象俨然而出。逸士身后有一童子执杖恭立，侧耳细听，逸士的对面一只仙鹤听闻琴声之后振翼起舞。茶托的四周各有一座假山，空间填着一束折枝萱草。外侧以菱形几何纹带及如意云头各饰一周，边缘又饰石榴仙桃和折枝花相间。茶托模压成型，纹饰錾刻，表面鎏金。属于唐代高级贵族茶具用品。


这件茶托外形为四瓣形，俗称海棠形。形状是由多曲瓣形演变而来的，多曲瓣形器物造型最早在公元前6世纪地中海地区周边国家及古代波斯帝国（前558－前330）开始流行，其传统一直在中亚和西亚延续。5世纪至6世纪的粟特（今中亚地区阿姆河、锡尔河流域，西方称之为索格第安那）银碗就是以壁面凹凸起伏的多曲瓣装饰为特征的。7世纪初，粟特多曲瓣形器物造型传入中国北方地区，并很快流行起来，一般为八曲或十二曲，曲瓣明显，但在初期，其曲瓣并不及口沿。7世纪后期，多曲瓣器物造型逐渐中国化，瓣数不断减少、瓣体逐渐增大。8世纪以后，曲瓣减少至四曲，曲瓣与器形进一步结合，曲瓣通至口部。这件海棠形银茶托，器物造型与粟特多曲瓣形器物的风格迥异，显然已经完全中国化了。













茶托中的图案以逸士、童子、古琴为主，与周围的仙鹤、石榴、仙桃、折枝花构成一幅美妙的高士隐逸图，具有浓郁的佛道二教文化中的隐逸避世与追求长生思想。这种格调与初盛唐时代人们的人生追求格格不入，那是为什么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佛道两教的相互融合以及中古时期华夏民族文化心理由入世观念向出世观念的演变。



我们知道，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从产生之时起就与人们追求享乐、长生的愿望紧密相连。道教源自战国秦汉时期的道家思想，东汉时期最终形成中国的本土宗教。追求长生不老思想的秦始皇、汉武帝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历经魏晋南北朝，至初盛唐时期，道教的势力在假托为道家始祖老子李耳之后的李唐皇室的吹捧下更为烟炎张天。受到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盛唐时期的人们，从帝王将相到小民百姓，从熙熙攘攘的繁华都邑到穷乡僻壤的深山野谷，到处都是青烟缈缈、熔金炼丹的庸俗人物，因吃仙丹而中毒身亡者更是不计其数，著名的人物就有唐太宗、初唐四杰中的卢照邻等。


与此同时，原产生于印度的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原，逐渐在中华大地落地开花。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西域僧人的大量来华，中国僧人不断经过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将印度佛教文化带入中土，佛教在中国进入极盛时期，“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描述的是南方佛教的流传盛况，同一时期的北方出现了长安、洛阳、大同等佛教传播中心，隋唐时期的佛教较南北朝时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长安最早于西晋出现佛寺。据法琳《辨证论》载：西晋时东西两京（洛阳、长安）有寺院180所，僧尼3700余人。著名的大兴善寺就创建于西晋泰始年间。前秦时，皇帝苻坚迎高僧道安于长安的五重寺，领众数千人，讲经授法。后秦时期，长安佛教盛况空前，僧尼数以万计。皇帝姚兴迎鸠摩罗什于逍遥园，出现了“十万流沙来振锡，三千弟子共译经”的宏大场面。唐代开始出现的佛教十大宗派，除天台宗和禅宗之外，其它八个宗派发祥的祖庭都在长安。佛教的基本教义有苦谛、集谛、灭谛、道谛，亦即“四谛”说，总归就是要求人们安于现状，逆来顺受，南北朝后期，禅宗作为佛教的主流日渐兴盛，禅宗思想体系的内涵、结构、核心是以心性论为基点，通过心性修持获得心性升华的心性学说，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境界的文化理想。实质上属于一种隐逸文化。


佛教在华夏大地上广泛流传的过程中，与道教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两者为了获取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早在南北朝时期就相互争斗不断。同时，为了生存也在相互汲取对方的理论充实自己，这一争斗与融合长达300余年。在双方互相斗争的交锋中，道教由于其中有过多的巫觋之术，在组织形式和行为规范上都不如佛教严密，缺乏可以与佛教抗衡的精密哲理体系，而时常败落下风。因此，早在南朝时期，道教代表人物如葛洪、陆修静、陶弘景等一大批道教徒士大夫便开始了对原始道教的全面改造和重建，他们在理论上、形式上、道观的建造布局上，大量借用佛教的教义与形式，至北朝时期，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从外在形式到内在哲理成熟起来的、影响中国文化至深的宗教。


在这种自觉与不自觉的融合过程中，道教在实践与理论上走上了两条不同道路，普通俗人依然幻想依靠道家的粗鄙仪式达到自己的纵欲享乐、健康长寿的目的。有理性、有知识的上层士大夫则以佛家化了的道教遁世隐逸观念——修身养性，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与生活情趣的精神寄托。


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巅峰。唐代前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北方地区，北方的文化因素对当时的文化取向起着主导作用，整个国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螺旋式的发展上升趋势。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充满着对社会、对人生的强烈进取心，对广漠无垠的大自然强烈的征服心，“冀马秋风大漠”就是这种进取心、征服心的形象比喻。受当时那种闳放、博大、开朗、雄健的社会心理影响，人们普遍显示出一种宽容、进取、自信的生活态度，他们用整个身心去拥抱生活，迎接生活挑战。


然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乱（755－763）及其以后的社会动乱，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体系的动摇，也打破了人们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情趣，汉民族的心理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唐以后，人们再也不具盛唐时期强烈的功业观念，而从盛唐时期的那种积极入世转向消极遁世。中国传统文化逐渐由盛唐时代的外向开拓型转向内倾封闭型。


在这种社会心理的转变下，为了寻找精神上的慰藉，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在吸收了佛教教义的道教理论体系中寻找到了精神的解脱。他们把王玄览、司马承祯、施肩吾、传说中的钟离权、吕洞宾及张伯瑞等代表的向老庄复归、与佛教禅宗合流、强调守静养性炼气的一派思潮视为道教的“正宗”，作为人生不得意时的“隐遁之所”，作为精神空虚时的“寄粞之处”。身在尘世，心在山林，时时都在向往着能与静谧恬美的山川溪石融为一体，在松风明月下，高台对月，溪涧垂钓，幽室听琴，禅榻高卧，与山鹿野鹤一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琴、棋、书、画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修身养性的工具，鹤是吉祥长寿的象征，《淮南子•说林训》：“鹤寿千岁，以极其游。”王建《闲说》诗：“桃树百叶不成春，鹤有千年也未神”。鹤为天上的瑞鸟，《诗经•小雅》有云：“鹤鸣于九臬，声闻于天。”传说鹤是长生不死的神禽，骑着它可上天与神仙相会，仙桃在中国的传统纹饰题材里是健康长寿的象征。这件银茶托上的整幅图案具有浓郁的佛道两教隐逸避世思想。实质上也就是晚唐时期社会观念的真实反映。

02
傅奕反佛

《资治通鉴·唐纪十一》记载，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有一个从西域来的和尚，擅长咒术，他念起咒语能让人立即死去，再念咒语又能让人活过来。如此的让人死去活来，轰动了天下，连唐太宗也感到莫名其妙，就挑选了几个强壮的骑士来实验。结果，还真灵验，就把这件事情给太史令傅奕说，傅奕是当时著名反佛人士，他斩钉截铁地说道：“这是邪术。我听说邪不压正，您让他来给我念咒语，肯定不会成功。”于是，唐太宗就把西域高僧咒法大师召到皇宫对傅奕施法。只见那位高僧念念有词，再看傅奕却是定力深厚，纹丝不动。不久，只听“咕咚”一声，两人中有一个人倒在地上。众人仔细瞧看，倒地的竟然是那位高僧。他身体僵硬，好象是被其它东西击倒了，一直不再复苏。原来他是害怕自己的把戏被揭穿，故意装死躺下。

图文：杨宏毅
语音：杨喻迪
编辑：张丽娟
初审：梁小凌
终审：余红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