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信息
湖南常德南坪西汉长沙国郎中令廖福家族土墩墓群发掘简报(上)
摘要: 常德博物馆考古部于2010年3月8日—2011年4月30日间,为配合浙商集团投资的“伟星·金域蓝湾”商住小区开发建设,在常德南坪进行了持续一年多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先后清理了6座封土堆,共发掘了从西汉—新莽时期、东汉、六朝到宋元明等各个时代的墓葬55座,出土了铜、铁、玉石、琉璃、陶、青瓷、漆木器等珍贵文物500余件套,尤其是西汉长沙国郎中令廖福家族 ...
常德博物馆考古部于2010年3月8日—2011年4月30日间,为配合浙商集团投资的“伟星·金域蓝湾”商住小区开发建设,在常德南坪进行了持续一年多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先后清理了6座封土堆,共发掘了从西汉—新莽时期、东汉、六朝到宋元明等各个时代的墓葬55座,出土了铜、铁、玉石、琉璃、陶、青瓷、漆木器等珍贵文物500余件套,尤其是西汉长沙国郎中令廖福家族土墩墓群中出土的一批具有准确年代的珍稀文物以及该家族土墩墓独特的营建方式,填补了湖南省土墩墓考古的空白,也为国内土墩墓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珍贵材料。
墓群位于常德市城区的东北部,现属常德市武陵区南坪乡南坪村一组,原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墓地东为紫缘路,北为紫菱路,西为荷花南路,南为柳叶大道,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29°03′44.2″,东经111°42′19″,属洞庭湖冲积平原区,平均海拔高程32~33米。发掘前墓地保留有可见的封土堆外形6处(编号为2010D1—D6),其中D4、D5、D6为东汉—六朝时期的砖室墓,在历代遭受较大破坏。另外3处(2010D1、D2、D3)是封土堆保存较完整的西汉—新莽时期的土墩墓。三个封土堆基本呈南北向一线分布,其中D1在最南部,D2在中间,D1与D2相距20米,D2与D3相距80米(图一)。
D1(一号封土堆)封土大致保存呈圆形,底部直径32、高5.5米,是一处独立的土墩墓(彩图三八),属一墩一墓。该墓在早期和近现代多次被盗,但幸存一枚书体非常草率的滑石印章(彩图三九),规格为2.05×1.8-1.2厘米,其铭文“孱陵丞印”表明了墓主是西汉武陵郡孱陵县县丞。D2(二号封土堆)则是一处有多座土墩墓的封土堆。封土堆的北部在上个世纪中期被破坏,保存部分呈现不规则的半圆形,最长37、高4米。现存封土堆的正中部因被一座东汉早期的单室券顶砖墓(2010D2M1)打破,整个封土堆内仅残留了两座西汉土墩墓(编号为2010D2M7和2010D2M11)。
D3(三号封土堆)是该墓地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级别最高、保存墓葬最多、出土文物最丰富、营造建筑结构最清晰、起始年代和结束年代清楚、墓主姓名和身份较明确的一个封土堆(图二),代表了华南地区土墩墓的鲜明特色。本文以D3为主,结合D1和D2详细介绍其封土堆的结构、埋葬特征以及出土文物的简要情况。D3平面大致呈圆形,底部直径50、顶部直径18米,从底部生土层到封土堆顶部高7米(图三),整个封土堆占地面积约4000平方米。发掘前在封土堆的西南角和东南角距封土堆边缘约10米处还保留有两个可能是建封土堆时取土留下的水塘。发掘中在D3外围的南部、西部、北部均发现有排水沟,东部因晚期墓葬层层叠压打破导致情况不明。其中,西侧的排水沟有早晚不同时期形成的三条,其中最早的一条沟(D3G2)口宽1.4、底宽0.5、深0.6~0.8米,应是和封土堆的最早形成同时,和南侧的排水沟(D3G5)一样,采用粗绳纹筒瓦、板瓦和鹅卵石建成,南侧排水沟西高东低,直通东南角的水塘。北侧的排水沟(D3G6)位于封土堆的东北部,没有与西侧的排水沟贯通。最宽达9、底部宽3、深1.15米,沟的南北壁均倾斜,底部呈锅底状,内部为非常纯净的浅灰色淤土,含有少量的西汉青灰砖和板瓦残片。该排水沟的形成可能也与封土堆形成时取土有一定的关系。整个封土堆在排水沟的环绕下基本形成一个封闭的墓园区。
D3封土堆的形成,与目前国内已经发掘的江浙和山东一带的土墩墓的封土堆形成有着较大的区别,是一种全新的家族土墩墓形式:
首先,选择一地势稍高处划定东西长50、南北宽约45米的近方形区域清除上部的杂物后进行平整,形成一个北部比南部高出6~10厘米的平地,然后在中心位置修建了一条深入生土层,底部低于最初平整面0.9~1.6、长31.2、宽0.4~0.5米,呈西高东低斜坡状,由鹅卵石和筒瓦及板瓦建筑的主排水暗沟。D3G1西部长18.3米,使用长0.12~0.36、宽0.07~0.2米的鹅卵石分上下两层填筑。东部长12.9米,采用筒瓦及板瓦修建,使用筒瓦并列两条、上下对缝套接形成直通封土堆外部的主排水暗沟,D3G1位于封土堆主体内的范围就是D3内最早的家族主墓的位置。
第二步,从封土堆外部运来了大约4000立方米的土,建筑了高度为1.7米的封土台(图四)。堆筑封土台时,有计划和有目的地在封土堆内部和周边,使用经过挑选的青灰土和青膏泥筑起了东西向和南北向的标志墙,其中东西向的有10条,南北向的有3条。从平面看,有宽有窄,宽的有1~2.5米,窄的有0.2~0.5米。青灰土的标志墙从封土堆底部平整面就开始,从多处剖面可清楚发现这种青灰土的标志墙是和封土台同时修筑,只是在要建标志墙的位置专门使用比较纯净的青灰土和青膏泥,而其他位置则使用从封土堆外部运入的黄土。从剖面观察,青灰土的中间还夹杂有用于堆筑封土堆的黄土,相互咬合,同时起筑。
第三步,堆筑封土堆时,在最初选定的中心主墓位置预留有两个墓坑,是预留给该封土堆最早的使用者——D3M27和D3M29墓主下葬时使用的,从发掘时两座墓的墓口非常不规则可以推测出:这两个预留的坑要比后来的墓坑大。在这两座墓正式下葬时,不仅对墓口进行了清理,并将墓底从原来平整面往下挖深了0.7~0.9米,直到最初修建的排水沟。然后,在主墓D3M27的墓底用鹅卵石摆出一个“口”字,与中间的卵石排水沟一起构成一个“中”字(图五),表明了该墓葬在这个封土堆的中心位置(从墓主生前曾为刘姓长沙国郎中令的官职来看,似乎应该还有其他的寓意),墓主的棺椁就直接放置于其上。
第四步,中心位置的主墓D3M27在大约公元前118—前104年下葬之后,到新莽结束的100余年间,先后共有12座墓入葬该封土堆内,该封土堆的最后形成可能就是D3M26下葬之后完成的,这时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该封土堆之后就再也没有继续使用下去。
在该封土堆内共清理了竖穴式土墩墓12座,呈东西两列南北排列,除D3M16、D3M9、D3M18和D3M30外,其余8座均有墓道。西部三座(从北往南分布为D3M24、D3M27和D3M20)墓道均向西。D3M24为长斜坡式墓道,D3M27有由斜坡式和竖穴式相结合的墓道,D3M20为竖穴式墓道。东部从北往南分布有9座墓,5座有墓道,方向均向东。其中整个封土堆中唯一存在着打破关系的一组就是D3M14打破D3M13。其中D3M14中出土了一件带铭文的漆器残片(图六)。该列墓葬墓口之间的距离很近,最远的D3M18与D3M28相距仅有2.2米。封土堆最南部的一排分布有4座墓:D3M20、D3M18、D3M30和D3M28,其中D3M18和D3M30两座墓的墓口南北相距仅0.1米。整个封土堆最晚的一座墓是D3M9,也是整个封土堆中规模最小、随葬品最少的墓,且已位于封土堆主体的东部边缘,与最近的D3M16相距9米。
带墓道的8座墓均在墓道进入墓室间有使用青灰土填筑封门的现象,封门的厚度一般0.2~0.3米间,高与墓口平,宽度与墓道相同或略宽于墓道。所有的封门并不是位于墓室与墓道交界处,而是伸入墓室内0.7~1.5米之间,最远的D3M14的封门伸入墓室达1.5米。封门的修筑方法与封土堆的青灰土标志墙一样,选用较纯净的青灰土,在墓葬下葬后进行填土时,与墓室同时封填。
从剖面看,墓室的填土和封门青灰土相互咬合,层层叠压。在青灰土封门的8座墓中,有7座墓的封门全部使用青灰土和黄土填筑,仅D3M24的封门建筑方法独特:其封门从墓口开始使用青灰土填筑,但下部到墓底间则使用青灰砖修筑成高1.2米的封门墙。
该封土堆内12座墓的方向非常有规律:西列3座墓的墓道方向均向西;东列的9座墓中,5座墓的墓道全部向东。从墓内葬具痕迹和墓内随葬的铜镜、滑石璧等随葬品的摆放位置,可以判定所有墓葬墓主的头向均向西,方向有285°、290°和295°三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