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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发掘简报(七)结语
(一)墓葬的时代
石鼓山 M1、M2 的墓葬形制、层位关系等均不明确,器物组合也不完整,故只能依靠出土器物的时代来判定墓葬的时代。
M1出土铜鼎(M1∶5)的形制、纹饰与2003年宝鸡纸坊头西周早期墓葬出土的乳丁纹鼎(BZFM3∶4、6)[1]、竹园沟𢐗国墓地铜圆鼎(BZM20∶2)[2]较为相似。竹园沟M20的时代为周初武、成至康王时期。铜罍(M1∶2)与𢐗国墓地纸坊头一号墓(伯墓)出土的铜圆罍(BZFM1∶13)形制、纹饰相似,伯墓的时代为西周文王晚年至武王、成王之时[3]。另外,M1 出土的亚共庚父丁尊(M1∶1)形制特别,带有单鋬。具有西周初期明显特点的列旗纹羽饰,在西周早期纸坊头M3出土的提梁壶(BZFM3∶3)竹园沟四号墓出土的西周早期的伯甗(BZM4∶14)、父乙壶(BZM4∶8)、方鬲(BZM4∶74),竹园沟 M20 出土的铜簋(BZM20∶4)等铜器上均有出现。𢐗国墓地𢐗季尊(BZM4∶2)也有单鋬,但是器物形制差异较大。亚共庚父丁尊的形制与竹园沟 M13出土的铜尊(BZM13∶4)比较接近。 竹园沟M13的时代为康王前期[4]。另外,守卣(M1∶3)的夔龙纹、铜簋(M1∶4)的斜方格长乳丁纹等具有较早时代的纹饰风格。 再结合共同出土的兵器、马器、车器的特点,故可判定石鼓山M1的时代应为西周早期。
M2出土一鼎二簋。铜鼎(M2∶2)与 M1出土的铜鼎极为相似。二簋,一为盆式簋,一为双耳簋。盆式簋与凤翔县彪角镇新庄河遗址、郭店镇丁家河村两地出土的乳丁纹簋相似[5],是陕西地区西周初期最流行的盆式簋,纹饰为较模糊的夔龙纹、斜方格乳丁纹。双耳簋与竹园沟 M8 出土 的铜簋 (BZM8 ∶ 1)相近,竹园沟 M8 的时代属西周早期[6]。 因此,石鼓山 M2 的时代也应为西周早期。
M3墓葬形制清楚, 随葬器物组合完整。长方形竖穴土圹墓的形制及随葬器物组合等为墓葬的时代判定、 墓主的身份认定以及文化属性的归属等提供了条件。M3出土有1件高领袋足鬲, 其年代大致相当于殷墟文化四期。 根据M3出土铜器的形制和特点,属于商代晚期的有正鼎、中臣登鼎、素面圆鼎、鸟父甲鼎、父乙卣2、父癸爵、亚羌父乙罍 、癸盘父甲壶、父癸尊、冉盉共12件;属于商末周初的有禁2、户彝、户卣2、单父丁卣1、凤鸟纹卣1、斗2、扉棱鼎、方座簋、万甗、觯共13 件;属于西周早期的有盆式簋4、双耳簋、乳丁纹鼎共6件。再结合墓葬形制等特点,我们认为 M3 的时代应为西周早期, 上至商末周初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二)墓主人的推测
石鼓山 M3 出土的大量铜礼器表明墓主身份的尊贵,M3 应属一座高规格贵族墓葬。“户”族器物是首次发现。 从随葬器物的摆设情况看,1 号禁、2 号禁、户彝、户卣 2、1 号斗6 件器物为一组 (套), 应 为 一个家族的器物,可以认为“户”就是墓主家庭的族徽。 可以推测,“户”族的地望应在今宝鸡石鼓山一带,这里应是户氏家族墓地。
石鼓山 M3 的发现为西周考古学研究、商周铜器研究以及西周埋葬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新资料,对西周历史、文化、礼制发展等方面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发掘领队刘军社,发掘人员刘军社、王占奎、辛怡华、郝明科、王颢、丁岩、王小梅、李伸前、陈恩乾、杨富科、刘军户、史勇,现场文物保护宋俊荣、赵西晨、邵安定、郭小侠、张梦石、何登海,资料整理刘军社、郝明科、辛怡华、王颢、王小梅、杨倩、伏婕、李伸前、陈恩乾、杨富科、刘军户、刘新。
绘图:陈恩乾
现场摄影:刘军社 王 颢
器物摄影:龙剑辉
拓片:杨富科 刘军户 杨倩 刘新
执 笔:刘军社 王颢 辛怡华 王占奎 郝明科 王小梅 丁岩
[1]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陕西宝鸡纸坊头西周早期墓葬清理简报》,《文物》2007年第8期。
[2]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𢐗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
[3] 同[2]。
[4] 同[2]。
[5] 曹明檀、尚志儒 《陕西凤翔出土的西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4 年第1期。
[6] 同[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