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3日至24日，“陆疆与海疆：中外交流与文化变迁”博士生学术会议在北京大学成功举行。会议分七场演讲和讨论，与会博士生和青年学者围绕“中外文化交流”和“社会文化变迁”两大主题发表主题演讲，共发表论文22篇，所探讨的问题涉及多个历史时期和研究领域。

本次推送为10月23日上午，第一、二场的发言纪要。

第一场发言

点评嘉宾

潘玲 教授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孟原召首先梳理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提出、演变的过程。“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最先由李希霍芬提出，后来沙畹提出了丝路之“海道”，随后为一些学者所沿用，开始了对南海史地的研究。而“海上丝绸之路”这一说法由日本学者提出，并且是以“陶瓷之路”为重要参考和直接依据。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到一系列考古新发现的影响，这一领域的研究有了进一步推进；80年代后，“海上丝绸之路”逐渐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其研究重点也开始转向海外贸易。

发言者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目前在海外各地区及海上航线中发现的沉船及出水外销瓷器，并分析了不同时期海外贸易政策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的影响。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海上交通与贸易通道，也促进着与之相关的内河水系周边地域的经济。以黑石号沉船所见阿拉伯风格唐青花和其他沉船中所见遗物为例，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多样的文化交流促进着东西方社会生活的变化。因此，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应当更加广阔地考虑商品生产、内地交通和港市兴衰与更迭等问题，钩织一个更为宽广的全球贸易化网络。

最后，孟原召反思了中国的文化传统，认为中国并不属海洋文明，大陆型、内向型保守型的价值取向，纯粹保留下来的外来影响相对少，而对外来因素的吸纳和转化颇为突出，这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及其重要。当前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孟原召副研究馆员从概念的提出、研究角度的变化、海上贸易体系与政策和海上贸易交流等方面进行研究和反思。此前，这种宏观、概括性的研究比较少。现在看来，海上丝绸之路和内陆关系紧密，陆上道路受阻时，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发展；陆上的贸易活动和社会变迁也会对海上丝绸之路带来其他影响。今后将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联合起来进行整体性研究，或可有更大的收获。

“海坛海峡周边相关岛屿调查”是全国海峡海岛调查的子项目，主要在福清莆田一带进行。此前，在该区域已有多年的水下考古工作，发现很多沉船。这次的调查主要针对岛屿，发现宋代至清代多处海岛文化遗产。

主要遗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防御设施，包括宋代平潭钟门红卫村古军路、明代莆田南日岛九龙寨抗倭遗迹，平潭苏澳芙蓉寨和清代江仔口县城，县城北街北门也尚存遗迹。第二类是与宗教信仰相关。当地宗教信仰繁杂，佛教、道教、基督教、妈祖信仰并存，遗留下来的庙宇常年接受供奉，大多经历了多次翻修。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平潭岛宋元时期的正旺龙兴寺、明代辕门五福庙和清代霞屿天后宫。这些海岛作为莆田仙游地区的福音发源地，也留存有早期教堂。此外，还有一些给当地有名望的人修建的庙宇。第三类是与经济贸易有关的遗迹。海岛周围本身具有许多可供泊船的天然坳口，与之相关的有在康熙年间作为海坛总镇汛地的岱峰古埠。

通过陈玭馆员的介绍，发现这次调查中发现的与宗教信仰有关的遗存比较多，是否还有和海上贸易有关的遗存？

陈玭馆员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应，表示这次调查主要是针对地面遗迹，没有涉及太多海上遗迹和遗物。

从史前到青铜时期，我国西南到东北的边地半月形地带出土许多联体器。秦汉时期，在岭南地区突然出现了以五联罐为主的联体陶器，以当时的郡治为中心，向外辐射型分布。西汉早期，这一地区以联体器随葬的墓葬较少，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东汉时期又突然消失。周繁文对这类器物的功能、件数、摆放位置、包含物和演变形制进行了系统分析，发现联盂通常摆放在头端，其他联体器通常摆放在墓室后端，出土联体器的墓葬等级较高，随葬联体器的数量与墓葬内的人数具有强烈对应关系等突出特点。同时，在广州汉墓中出现的联体器内放有层叠的植物叶子，或者叶渣、果核，这对器物功能也有指示意义。

放眼地中海东部地区，公元前3000多年至公元前5世纪，在罗马尼亚、乌克兰等地大量流行一种被称为Kernos/Pseudokernos的器皿。在罗马城祭祀中心的一座神庙中出土的三联罐带有铭文，说明这件器物与和祭祀有关。在公元2到3世纪，有一部希腊作家写的以罗马“餐桌上”为主题的书，讲述了Kernos的功能，可盛装各类粮食，且与祭祀有关。

从史前时期开始，边疆地区一直出现联体器和连通器，而我们在地中海也能找到相似器物，即面临时空线索延伸较广的不同器物具有相似特征的情况。目前有“传播论”和“独立起源论”两种解释模式，究竟哪一种更为合理，仍有待对材料的的进一步梳理与研究。

周繁文讲师的研究材料非常丰富，研究思路上很有启发性。对于先秦时期的半月形地带，还需要继续寻找材料和方法以解决有关器物传入路径的问题。自史前时期以来，这种器物之间的器型差别和年代跨度较大，在整理上存在较大的难度。或许用证明半月形地带以外不存在这种器物的反证法可以进行一些研究。

第二场发言

点评嘉宾

熊昭明 研究馆员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姜屯墓地是近年来发现的辽东半岛南部规模较大的汉代墓地，也是该地区目前唯一系统完整发表资料的汉代墓地。孙丹玉认为，学界主要侧重于探讨辽东半岛与胶东半岛及东南沿海的文化交流，受基础材料的限制，尚无对辽东半岛汉墓与附近的京津冀地区汉墓的系统比较研究。既有研究仅认识到辽东半岛西汉早期墓葬中存在战国燕文化传统，且与北京地区西汉早期墓葬存在若干共性，但是没有指出具体的内容。

通过与京津冀地区战国晚期和汉代墓葬的墓葬形制和随葬陶器的比较发现，姜屯墓地中存在着比例不小的来自京津冀地区的文化因素，具体分为战国晚期燕文化遗留的因素和京津冀地区特有的汉文化因素。这两种来自京津冀地区的文化因素贯穿两汉，其中战国晚期燕文化遗留的因素在西汉早期最为突出，新莽至东汉时期由盛转衰，在东汉早期完全消失。京津冀特有的汉文化因素在东汉早期大量涌入，东汉中晚期仍然流行，并与当地的汉文化因素迅速融合。总而言之，两汉时期，姜屯墓地所在的辽东半岛南部与京津冀地区，存在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文化交流。

孙丹玉博士从姜屯墓地梳理京津冀地区的文化因素，分析从燕文化传统到汉文化的发展演变，条理清楚，体现出很好的专业功底。

本场三位发言都涉及到文化因素分析法，该方法对考古学研究很重要，同时也难于把握。首先得把握分析对象固有的文化因素，比如三角形灶，究竟是不是京津冀地区的文化因素，它与关中秦文化的马蹄形灶，吴越地区船型灶是否也有关系；第二，文化传播路径很复杂，还得结合大的历史背景、文献进行分析；第三，文化因素分析的目的和考古学最终的使命都是对历史进行复原，对文献没有的部分进行阐述也是很难的。具体到孙丹玉的文章，这两个地区都不是很独立的文化单元，同属幽州，其中的情况更加复杂。希望器物的统计能进一步量化，尽量避免结论的偶然性。观察应当尽量细致，如有条件尽量参考文物。

黑蚂井墓地文化面貌与岭南汉文化关系密切，自1989年起先后进行过四次发掘，共清理墓葬43座。卢荣俊在原报告基础上重新将墓葬分为三组，对应西汉晚期、东汉早期和东汉中晚期三个发展阶段。报告人认为黑蚂井墓地显示出五种文化因素。第一类是中原汉文化因素；第二类是包括西南地区、岭南两广地区、越南地区和本土地区的四种汉文化的地方文化因素。黑蚂井墓地的中原汉文化因素、岭南汉文化因素和本地汉文化因素占比例较大，西南汉文化因素和越南汉文化因素所占比例较小。

广州地区西汉晚期墓出土陶器以细泥硬陶为主，细泥软陶多属模型明器等，广西地区情况与之类似；黑蚂井墓地陶器以夹砂陶为主，陶色多样，部分器物烧制火候低。较少见岭南地区典型的戳印几何图形的折沿瓮、罐。此外，黑蚂井墓地基本不见仿铜陶礼器组合，日用陶器组合主要具有本地特征。部分陶器与越南地区出土器物形态和工艺相似，两地之间可能存在商品流通。

黑蚂井墓地反映出地域矿业经济的特征，其本土性也值得关注。根据单耳罐、双耳罐等本地特色器物和其他使用迹象，推测该墓地墓主有相当一部分为当地土著。黑蚂井墓地与岭南两广地区陶器具有一些差别，两地可能存在文化、商品交流的关系。此外，出土的大量具有岭南两广地区风格的器物可能系经越南传入。更值得注意的是，黑蚂井墓地部分陶器与越南出土器物在制作工艺上完全一致的，该地可能存在部分越南移民。

卢荣俊博士细致地梳理了考古材料，发现了报告中的疏漏，这很关键。还应注意到黑蚂井和越南北部位置接近，在历史上都属于岭南九郡。在进行文化因素分析时，还要注意仍有尚未被发现的考古材料，我们掌握的资料存在局限，从一两个点进行判断容易欠缺客观性。

从战国晚期到西汉中期,内地与北方匈奴游牧民族通过战争、贸易等方式进行频繁的接触和交流,北方匈奴的器物、技术、观念等广泛地传入汉文化区域。在此背景下，南方江苏一带的铜刷柄之上出现了北方匈奴文化因素当中的双兽搏斗图像。

苏奎首先梳理了江苏一带出土的双兽搏斗纹图像，发现这种题材与汉文化区域流行的虎与熊、虎与牛、虎与猪等双兽搏斗图像明显有别。其典型特征是左边一兽噬右边一兽的左前肢，而右边一兽噬左边一兽的颈背处。这种造型和姿势都比较特殊的双兽搏斗题材是北方草原匈奴文化系统牌饰的典型纹饰之一，并且能够得到宁夏、新疆、内蒙以及西伯利亚等地诸多考古材料的实证与旁证。不过，铜刷柄上二兽的左右位置刚好与匈奴文化系统的双兽搏斗纹相反，且局部姿势略有细微的差异。这不仅反映了制作地域的不同和年代早晚的差异，而且反映了中国早期艺术中的外来风格有些不是直接传入的，其影响仅限于艺术观念和构图匠意的层面。

此类器物是少数权贵之属的梳妆用具，制作和使用年代大致在西汉中期至新莽时期,主要分布在江苏一带，仅少数流通到了河南、湖南、山西等地。其使用者没有性别限制，身份等级较高，反映出其最初是王侯贵族阶级的专用品。其对外流通的方式可能不是作为一般商品，而是作为馈赠或陪嫁。由此可见，北方匈奴文化当中的双兽搏斗题材对汉代社会生活的影响,仅限于一定时段、地域和阶层。而江苏是非常重要的吸收、传播中心。

苏奎副研究员的研究从一类很有把握的器物切入，注意到了北方匈奴文化当中的双兽搏斗纹图像对汉代社会生活影响的时段、地域与阶层等问题，是以小见大。希望成文的时候把相关的草原文化因素都归纳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