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7年12月4日，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季羡林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王邦维教授应邀，在四川大学文科楼藏研所535会议室，以“‘清凉之池’与‘大河之水’：古代先民对亚洲高原地理的认识和推想”为题，为我校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演讲。本场讲座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珠峰名家讲坛”的第十二讲，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教授主持，我所熊文彬教授、罗鸿教

2017年12月4日，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季羡林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王邦维教授应邀，在四川大学文科楼藏研所535会议室，以“‘清凉之池’与‘大河之水’：古代先民对亚洲高原地理的认识和推想”为题，为我校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演讲。本场讲座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珠峰名家讲坛”的第十二讲，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教授主持，我所熊文彬教授、罗鸿教授等出席讲座。讲座吸引了众多来自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的师生以及社会人士到场聆听。

本场讲座共分为五部分：一、文明之源：亚洲的大河；二、寻找高山：神圣意义的赋予；三、高山与大河：传说怎么成为神话？四、传说的对接：印度与中国；五、在神话与传说的背后：亚洲高原古代的交通及信息流通。教授主要探讨的是公元七世纪以前在该地区活动的古代先民对这一地区地理状况的实际认识、相关神话传说、以及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情况。

讲座伊始，王教授参照地图向大家简单介绍了亚洲高原地区的地理概况，紧接着教授对第一个部分展开了详细的讲解，他指出河流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亚洲的几条大河，如：印度河、恒河、阿姆河、黄河和长江，对于亚洲古代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有着特别的意义。它们分别孕育了亚洲的两大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所有文明，无一不与河流有关，沒有河流，就沒有文明。

随后教授分析在古代人类文明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并极富神圣性的另一事物——山，尤其是高山。亚洲主要的高山：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加上帕米尔高原构成了亚洲的高原地带。其中喜马拉雅一词来自梵语Himālaya，意为“雪山”，它是亚洲最雄伟的山脉。很早以来，喜马拉雅山在印度人心中就是圣山，很多印度神话故事都与喜马拉雅有关。喜马拉雅以北——昆仑山，是亚洲中部的最大山系，也是中国西部山系的主干。有关昆仑山的故事很多，因而造就了昆仑山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对于中华文化，昆仑山有特别的意义。与昆仑山密切相连的是黄河。从汉武帝时代开始，由于张骞的缘故中国人一度认为“河出昆仑”。关于喀喇昆仑山，教授指出喀喇昆仑山的定名是比较晚的事。先有昆仑山的名字，其后才有喀喇昆仑山的名字。喀喇昆仑山为世界上高山和高纬度之外最长的冰川集中地。帕米尔，又称为帕米尔高原（Pamir，Pamirs，Pamirs Plateau）。地球上的这几座最大的山脉都交结此处，故又称作帕米尔山结。中国古代称之为葱岭，古丝绸之路在此经过。王教授指出与大河和高山相关的，不仅是传说和神话。甚至在实际的生活中，大河和高山，从一开始，便是古代先民地理知识体系中最重要的坐标。

关于高山与大河的传说与神话，教授总结到：所有的想象和神话，都存在共有特点：离得远的事，想象的尺度就大，就越能自由发挥。离得近，想象的尺度就要受到限制，越近越受限制。教授从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关于世界的记载出发，分析当时人们的世界观。在古代印度人的想象中，宇宙不止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只是众多世界中的一粒尘埃，我们居住在南赡部洲，这是一个玄远的记述。而传说中的“无热恼池”，其內容就逐渐受到限制，虽然不完全是事实，但渐渐在往事实靠近：

则赡部洲之中地者，阿那婆答多池也（唐言无热恼。旧曰阿耨达池，讹也）。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周八百里矣。金银、瑠璃、颇胝饰其岸焉。金沙弥漫，清波皎镜。八地菩萨以愿力故，化为龙王，于中潜宅。出清冷水，给赡部洲。

“阿那婆答多”的梵文原文是Anavatapta，意为“无热恼”，“阿那婆答多池”因而也翻译为“无热恼池”或者“清凉之池”。依照文献的记载，这个湖泊不过是印度人想象的一个神话，具体的位置在“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香山只是一个传说，但大雪山确有所指，那就是今天印度北边，中国西边的巨大的喜马拉雅山山脉。从这个传说的背景可以看出印度人显然知道，在印度次大陆的北边，是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在喜马拉雅山的更北边，有一些很大的高山湖泊。印度人知道这个的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后。这就是“无热恼池”传说背后的原由。

南赡部洲，也就是我们所居住的这片大地上的几条大河据说都发源于此：

是以池东面银牛口，流出殑伽河（旧曰恒河，又曰恒伽，讹也），绕池一匝，入东南海。池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旧曰辛头河，讹也），绕池一匝，入西南海。池西面瑠璃马口，流出缚刍河（旧曰博叉河，讹也），绕池一匝，入西北海。池北面颇胝师子口，流出徙多河（旧曰私陀河，讹也），绕池一匝，入东北海。或曰潜流地下，出积石山，即徙多河之流，为中国之河源云。

“殑伽”是梵文Gaṅgā的音译，殑伽河古代也翻译为恒河，后者沿用至今。信度河今天翻译为印度河，名称来自梵文Sindhu。缚刍河即今天中亚最主要的河流之一的阿姆河。徙多河具体指的是哪一条河，最早比较模糊，开始像是一个传说，后来则渐渐坐实，被看做是指今天中国新疆境内的叶尔羌河。教授提到四条河都是大河，其中的前三条，清楚或基本清楚，最后一条，如果真是黄河之源，那就把南亚、中亚和东亚最重要的大河都包括了进来。

紧接着，教授探讨的是“四河”说法的由来。玄奘的主要依据是佛教经典之一《俱舍论》（卷十一《分别世品》），该经典有两个汉译：玄奘译本和印度僧人真谛的译本。

梵文原文与汉译本：

pañcāśad vistṛtāyāmaṃ saro ’rvāg gandhamādanāt || 3.57 ||

【真】從雪山向北地。偈曰。香雪二山間。五十由旬池。

【玄】雪香醉山內 無熱池縱廣 五十踰繕那

tasmād dhimavataḥ pareṇānavataptaṃ nāma saro gandhamādanād arvāk, yataś catasro nadyaḥ sravanti － gaṅgā, sindhuḥ, śītā, vakṣuś ca |

【真】釋曰。雪山北邊。香山南邊。此處最勝。其中有池名阿那婆怛多。從此池流出四大河。一恒伽。二辛頭。三私多。四薄搜。

【玄】大雪山北，有香醉山。雪北香南，有大池水。名無熱惱。出四大河。

　　一殑伽河。二信度河。三徙多河。四縛芻河。

　　

《俱舍论》是印度佛教很有名的一部著作，作者是世亲。依照传统的说法《俱舍论》是因为世亲要批评克什米尔的毗婆沙师编撰的《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而写的。世亲的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四到五世纪。《大毗婆沙》成书于迦腻色伽时代。迦腻色伽的年代，一百年来一直有争论，有说公元一世纪，有说公元二世纪，近年来更多的认为是在公元二世纪的前半期，Sims-Williams教授的最新研究意见认为是大约公元127年到151年。王教授指出到此为止，我们大致可以推断，这个“四河”的说法，至晚在公元一到二世纪时已经完整成形。

佛经中讲到这个问题的还有更早的经书《长阿舍经》卷十八。从佛教经典形成的历史看，“阿含部”几乎是最早的。《长阿含经》比《大毗婆沙》早，因此“四河”的说法还可以往前推。同样的说法，也出现在大乘的经典中，但大乘经典的出现，原则上讲，比上面说的那些经典要晚。

随后教授开始讨论印度和中国神话与传说的对接问题。印度和中国，各自有自己的传说，两个传说原来是没有关系的，然而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讲到四条大河中的悉多河时，把它跟黄河联系在一起，说它很可能是黄河的源头。悉多河怎么会与黄河联系在一起呢？现在互相了解之后，或者准确地说，是中国方面对印度的传说有了了解后，很快就发现，二者之间有高度的相似性，叙述内容有相当的一致，讲的都是：高山，大河，二者在印度人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可以说都具有神圣的地位。于是高山和大河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印传说的对接点。

教授首先谈的是印度的阿耨达山与中国的昆仑山的对接。佛教传到中国后，有关阿耨达山的知识也到了中国。但这并不足以将印度的阿耨达山指认为中国的昆仑山。教授接着引用西晋竺法护译《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郦道元《水经注》（卷一）、东晋僧人道安《释氏西域记》、康泰《扶南传》等多种文献资料推定该说法起始于三国时代。

教授进一步指出从黄河源出昆仑的说法往前推，由此认为黄河也出自阿耨达池。到了唐代，就有了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那句话，“或曰潜流地下，出积石山，即徙多河之流，为中国之河源云”。虽然“或曰”二字，表明玄奘说话的口气不是太确定。不过，与玄奘同时的道宣（596-667），坚定地相信这个说法（可见其撰写的《释迦方志》之 《中边篇》）。教授指出同样的说法还可在唐初编成的大型地理书《括地志》、唐张守义《史记正义》、唐元和年间僧人禅清《北山录》等多种文献中看到。

王教授指出到了这个时候，中印两个方面传说的对接，已经成功地完成。中国人，尤其是信仰佛教的中国人，接受印度的说法，相信在赡部洲最高的地方，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有“清凉之池”，又称“无热恼池”，又称“阿耨达池”，四条大河从这个大池向四个方向流出。不信仰或基本不信仰佛教的中国人，接受另一个说法，“阿耨达池”所在的山，称作“阿耨达山”，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昆仑山，“河出昆仑”，也就是从“阿耨达池”流出，流出的河，最初称作“徙多河”或“私陀河”，向北再向东流入“东北海”，再潜流地下，再从千里之外的积石山出来，于是成为中国的黄河。

其后教授开始探讨亚洲高原古代的交通及信息流通，即这些神话传说如何在中印间流传。教授指出提供这些信息的，最初应该是古代在亚洲高原地区以及周边活动的先民。稍后是在这一带或相邻地区做过旅行的人，这些人包括：商人、求法僧、外交使节以及征战的军队。前一类人基本没有文字的记载，后几类人则留下了文字的记载。

随后，教授从几个重要的时间段分别讨论了这些记载中留下的交通信息。首先，公元四世纪后期到五世纪这一时期，教授以法显、智猛、法勇三位求法僧为例。法显是历史上最早到达印度本土的中国求法僧，他去印度的路线，包括印度河的上游地区。智猛出发去印度，在后秦弘始六年（405），比法显稍晚一点。《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智猛传》讲他翻越葱岭的经历，走的也是法显的路线。法勇，在刘宋永初元年（420）去印度求法（《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法勇传》）。

其次，玄奘时代。玄奘是7世纪前期的人，他去印度和从印度返回的路线，在《大唐西域记》和《慈恩传》中都有详细的记载。教授这里还讲到另一位比玄奘晚十多二十年，到印度求法的僧人玄照。玄照虽然没有玄奘出名，但他来来回回，去过印度两次，而且每次的路线都不一样，行程比玄奘的行程复杂。教授强调玄照来来回回走的路线，至少可以说明一点，那就是唐初在这一地区，中国、印度与中亚地区之间，实际上有很多路线。尤其是在亚洲高原地区，虽然路途艰难崎岖，但此前有人走过，此后也有人走过。道宣在他的《释迦方志》卷上《遗迹篇》中有相当大的篇幅讨论唐代初年中印之间的道路，主要有东中北三道。

再晚一点的就是唐玄宗时期高仙芝的两次著名军事活动所走的路线，《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分别对这两次极具特色，即使在今天也很难想象的军事行动有详细的记载。教授认为所有的记载都表明，至晚在公元前后，求法的僧人，外交使节以及远征的军队，他们在亚洲高原地区早已有频繁的活动。尽管很多有关的记载在细节方面还需要做考证，但有一点很清楚，一两千年前，这个地区的道路是存在的，各条路线和道路——不管其中一些通过的条件怎么困难——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交通的网络。

最后王教授总结道：古代的先民，无论是印度的，中亚的，希腊的，还是中国的，对于亚洲高原地区的认识和知识，都有一个历史的过程，由近及远，由粗而细，从很模糊到多少有一些了解，再到不是那么模糊，再到今天准确的认识。开始是传说，然后是神话，然后传说和神话结合，然后与历史的事件对接。只是到了近代，才有了真正科学的认识。这个过程，给我们各方面的提示和启示，包括历史研究和考古。同时，从宗教信仰的角度讲，与此相关的传说和神话，至今仍然还有很大的影响和魅力。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还有那么多的人去西藏朝拜圣山和圣湖的主要原因。

讲座结束后，在场听众分别就讲座中的相关话题向王教授请教，教授详细解答了大家的疑问。问答结束之后，霍巍教授对本场讲座进行了总结，他首先赞扬教授渊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和清晰的思路。其后，霍巍教授向王教授简要介绍了近年来川大考古队在西藏西部的考古工作和研究成果，王教授对此表达了极大的关注和赞赏。最后，霍巍教授再次向王教授致谢，感谢他为我们带来这一场精彩而深刻的讲座，同时也对在场听众的积极参与表达了赞许。本场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完美落幕。

（周亚玲 供稿， 张磊 供图，罗鸿 校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