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武威，古称凉州、雍州，地处汉、藏、蒙界，武威雄踞于河西走廊东端、著名的“丝绸之路”咽喉要冲，素有“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之称，武威东邻宁夏，南望兰州，西通新疆，北去内蒙，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古凉州一带“民风剽悍，悍不畏死。”自古西凉、陇右精骑纵横驰骋，史称“凉州大马，横行天下”。汉武帝开疆拓土，设“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武威”为河西第一郡，意为彰显大汉帝国军队的“武功军威 ...

武威，古称凉州、雍州，地处汉、藏、蒙界，武威雄踞于河西走廊东端、著名的“丝绸之路”咽喉要冲，素有“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之称，武威东邻宁夏，南望兰州，西通新疆，北去内蒙，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古凉州一带“民风剽悍，悍不畏死。”自古西凉、陇右精骑纵横驰骋，史称“凉州大马，横行天下”。汉武帝开疆拓土，设“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武威”为河西第一郡，意为彰显大汉帝国军队的“武功军威”。武威处于亚欧大陆桥的黄金节点和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中心地段，区位优越，林茂梁丰，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是“人烟扑地桑柘稠””的富饶之地，“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的西北商埠重镇，素有“河西粮仓”、“银武威”之称。武威曾经是“凉州刺史部”、“河西节度使”、“凉州牧”、“凉州总管府”、“凉州都督府”政府驻地，一度是西北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700多年前，蒙古宗王阔端代表蒙古汗廷与西藏萨迦派活佛萨迦•班智达在这块土地上成功举行了著名的“凉州会盟”，更是让武威名扬天下。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后，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北方草原各部，建立了蒙古汗国。此后数十年间，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不断扩展蒙古汗国的统治势力。公元1227年灭西夏，当时凉州为西夏陪都，亦被蒙古大军占领。公元1229年，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即汗位，把原属西夏和甘青部分地区划给了他的次子阔端（元太宗窝阔台之子，为皇妃忽帖尼所生）作为封地。阔端坐镇凉州，称为“西凉王”。1235年7月，蒙古大汗窝阔台在漠北召开忽里勒台(最高国务会议)，决定出兵进攻南宋，一统华夏。由四皇子阔出率中路军，攻取湖北襄阳和钟祥；宗王口温不花率东路军，攻取淮河流域；三皇子阔端率西路军由陕西入四川，进攻陇、蜀，规复陇右。蒙古军分兵三路，向南宋发起了全面强烈的攻势。阔端奉命攻宋之时，正驻军于今陕西勉县，没有立即率军南下入川，而是改道西进，首先攻取了甘肃的秦州(今天水、甘谷、秦安、清水、张家川一带)和巩州(今陇西、漳县、武山、通渭及定西部分地区)。在巩州招降了原金朝巩昌府总帅汪世显以后，即令千户按竺尔攻取了会昌(今甘肃会宁)、定西、兰州等地。随后又回军攻入陕西略阳，击杀南宋沔州知州高稼。1236年8月，阔端亲率汪世显等将领出大散关，令按竺尔为先锋，攻破宕昌、武都、文县等州县。破城后，为招徕吐蕃酋长勘陀孟迦等十族，皆赐以银符。令甘肃临潭、迭部、临洮等地的吐蕃部落也都纷纷归降了蒙古大军。原金朝熙州(今甘肃临洮)节度使赵阿哥昌父子归降元军后，被阔端任命为迭州(今甘肃迭部)安抚使，管辖其地。

1236年，蒙古军进攻四川，令宗王末哥率按竺尔等出兵阴平道，按期会师于成都。阔瑞率军与南宋利州路统制曹友闻大战于阳平关，覆其军。蒙古军降服了南宋的利州东路、利州西路、潼川府路等地之后，于同年10月攻入成都胜利会师。1237年，阔端统军北上，驻兵凉州。宋军乘机收复了成都等地，其后阔端派大将汪世显和按竺尔率兵再次夺回。1241年，因蒙古大汗窝阔台驾崩，蒙宋战争暂行休止。强大的蒙古大军兵锋所指，所向无敌，从蒙古高原到河西走廊，再到西北大地，中原内地、西南大地，以至到中亚到欧洲，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从当时的军事情形来看，吐蕃已是三面受敌，阔端坐镇凉州，雄踞吐蕃东北，且已经占领了凤翔路、临洮路；在其东面已经占领了利州西路、利州东路、潼川府路、成都府路，对吐蕃形成包围之势。吐蕃的北面，早在成吉思汗降畏兀儿灭西夏时，已经和吐蕃直接交界了。除东南角上有个势单力薄的大理政权外，可以说吐蕃是时已经处于蒙古大军的战略合围之中，蒙古统一吐蕃势在必行。1239年秋，阔端派其部将多达那波率领一支蒙古军途经青康多堆、多迈和索曲卡进入前藏。当时有三座有名的寺院，分别为热振寺、杰拉康寺和达隆寺。蒙古军在藏北由于遭到部分武装僧人的反抗，烧毁了西藏佛教噶当派的寺院热振寺、杰拉康寺，数百名僧俗群众被杀。而位于热振寺和杰拉康寺之间的达隆寺因为当时大雾环绕，能见度非常低，蒙古军队没有发现达隆寺，才使该寺免遭一劫。《西藏王臣记》中记载：多达那波率蒙古军打到了拉萨河上游著名的达隆寺，寺主施法力现迷雾保护该寺。蒙古军与西藏寺院部分武装势力的战斗平息后，多达那波供施了许多布施，修复了被毁寺院和佛殿，重塑了释迦牟尼金身佛像，并作了开光法事等，得到了当时西藏僧俗群众的广泛支持。这支蒙古军在西藏留驻两年多，多达那波还与当地藏族僧、俗势力，进行了和平接触和频繁友好交往，调查了解西藏的宗教、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情况，然后向阔端上了一道《请示迎谁为宜的详禀》。当多达那波向阔端报告了西藏的一切情况，详述了各教派的特点与相互关系，并说明萨迦•班智达兼掌后藏政教大权且享有“学富五明”的崇高声望之后，阔端便采纳了多达那波的建议，决定向萨迦•班智达发出邀请诏书，请这位僧人来凉州会晤，共商西藏归顺大计。萨迦•班智达是当时萨迦派的第四代传人，年幼时跟随伯父学法，受严格的佛典经学教育。25岁时，拜前来西藏的印度那兰陀寺主持克什米尔高僧释迦利跋陀罗为师，受比丘戒，学习经论及大小五明之学。他不仅懂梵文，还懂祝夏语(即唐代的勃律)，在佛学方面，除了精通萨迦教法外，对其他教派如噶当派、希解派的教法都有较深的理解。当时曾传说有一批以绰切噶瓦为首的印度人专程来到西藏的吉隆，要求与佛学知识渊博的萨班进行辩论。经过13天的激烈辩论后，这些印度僧人以失败告终，并且都出了家，拜萨迦•班智达为师，信奉了萨迦派。尽管萨迦•班智达的宗教活动主要以后藏的萨迦寺为中心，但他在前藏地区也有很大的声望和影响。由于萨班学识高超，著述甚丰，品行高尚，声望极佳，人们尊称他为精通大小五明的“班智达”，于1216年接替其伯父主持萨迦寺，成为当时西藏地方很有影响的一名佛教大师。

阔端为了实现统一西藏的宏伟战略目标，实施了恩威并举的策略，向西藏活佛萨迦•班智达发出诏书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为争取西藏僧俗的支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244年秋，阔端向萨迦•班智达发出正式邀请诏书，请他前来凉州商谈西藏归属问题。并委派多达那波为“金字使者”偕同另一位名叫杰曼的将领率兵，带着邀请诏书和丰厚礼品，不远千里深入后藏萨迦寺，迎请寺主萨迦•班智达。以萨迦•班智达为代表的西藏上层人士清楚地知道，强大的蒙古军队所向无敌，从蒙古高原到中原内地以至到中亚到欧洲，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西藏方面情况却很是糟糕，随着九世纪吐蕃王朝统一政权的崩溃，在西藏出现了许多王族后裔和地方势力组建的割据政权，藏传佛教经出现了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希解派、觉宇派、觉囊派等大量教派。这些教派既在宗教上各树一帜，又是社会上割据一方，他们互不统属，实行政教合一性质的小政权，各自为政，兼顾自身，没有形成一种合力，一种团结的民族观念。在这种情况之下，西藏根本无力对抗蒙古大军，出于为西藏的前途和命运考虑，萨迦•班智达高瞻远瞩提出：“只有归附蒙古，才是上策”的战略意图。萨迦•班智达是一位识时务的俊杰，他本着为本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负责，为弘扬藏传佛教，也为萨迦派获得更大发展考虑。在接到阔端送来的邀请诏书后，审时度势，权衡利害，面对西藏地方百姓的安危，不顾个人安危和年迈体衰，毅然决然带领两名侄子及众多僧人和经卷应邀前往凉州。

公元1244年，已经63岁的萨迦•班智达带着两个年幼的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从萨迦寺动身前往凉州。历经两年长途跋涉，于公元1246年8月到达凉州。当时阔端王子正在蒙古和林参加可汗的即位典礼，双方未能立即见面。萨迦•班智达趁这段时间在凉州广设经场，弘传佛法，又给各族信众施药治病，被凉州百姓视为“圣僧”，这为他与阔端会谈创造了良好的气氛。直到公元1247年正月，阔端才回到凉州与萨班活佛举行了首次会晤。阔端与萨迦•班智达见面后，据藏文史料称：“阔端甚喜，谈论了许多教法和地方风俗民情，佛法也得到王的敬信”。阔端作为蒙古汗廷代表，萨班作为西藏地方代表，互相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谈判活动，并就关键性问题达成共识。双方经过协商，确定了西藏地方和平统一于大蒙古国的条件。随后，萨迦•班智达给西藏各地政教首领写了一封公开信，即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萨班在信中说，西藏已成为蒙古属地，阔端大王已委派萨迦•班智达和其他金字使者对西藏进行共同治理，信中还把蒙古为西藏规定的各项制度，包括委派官员、缴纳贡赋等都作了说明。藏传佛教萨迦派法王赴凉州和蒙古汗国皇子阔端会谈西藏统一这一历史重大事件，史学家称之为“凉州会盟”。

《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顺应历史潮流，反映了当时西藏人民的愿望与迫切要求，它一传到西藏，藏之僧人、弟子和施主等众生阅读了此信件后，无不欢欣鼓舞。西藏地方各政教势力经过商谈，表示接受萨班与阔端达成的条件，和平的曙光终于降临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当时阔端以和平谈判方式代替武力征讨解决问题，是高明正确之举。它使蒙、藏双方避免了一场战争所造成的惨重伤亡和巨大破坏，并且两族人民从此和平相处。让藏传佛教走出西藏，进入蒙古高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萨迦•班智达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竭力说服持各种不正确见解的人，将自己的晚年献给了祖国的统一的伟大事业。同样为了和平统一大业。阔端也忍辱负重放弃汗位，并以汗国名义颁发诏书，亲派助手多达那布将军和女儿萨日朗一起前去邀请西藏高僧萨迦•班智达来凉州会谈，从而促成了凉州会盟这一具有里程碑式历史事件的实现。至此，西藏结束了近400多年的分裂局面，统一于元朝中央政权管辖之下。

《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是一份关系西藏生存发展的告白书，是一份使西藏人民免受兵戈之苦的重要文献，著名的藏文史籍《萨迦世系史》对它作了完整记录。由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蒙、藏双方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得到保证，经济也得到持续的发展。西藏僧俗各界保持与蒙古统治者的联系，有利于西藏地方局势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这一正确而有效政策后来为元世祖忽必烈继续采取沿用，蒙藏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此后七百余年，明、清和民国政府均沿袭这一统治。“凉州会盟”揭开了西藏历史发展新的一页，为西藏纳入元朝中央政府行政管辖之下奠定了基础。《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的发表向世界宣告：西藏从此正式划入中国版图。

阔端从1237年驻军凉州，1242年“阔端开府西凉，承制得专封拜”，到1251年逝世凉州府，并葬于皇城滩牧马城的避暑宫(在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阔端的生母忽帖尼及其众子孙，世居凉州，其计六代人，时间长达百年。萨迦•班智达从1246年应诏亲赴凉州，到1251年圆寂于凉州，萨迦•班智达从此在凉州传教再未返回西藏。阔端与萨迦•班智达凉州会盟解决了西藏归属于蒙古汗国以后，元朝政府将西藏同中原内地各行省一样行使管辖和治理。凉州会盟之后，阔端对萨迦•班智达弘扬佛法非常赞成和支持，在凉州城外为萨迦•班智达建造了府邸和百塔寺，萨迦•班智达驻凉州白塔寺，并将其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使之成为“凉州四寺”之首（另外三寺为金塔寺、莲花寺、海藏寺），白塔寺位于城南20公里的武南镇白塔村刘家台庄，相传寺内有大塔一座，周围环绕小塔99座，又名百塔寺。

据史料记载，寺院规模宏大，巍峨壮观，有4座城门，8座烽墩，东西长420米，南北长440米，四周有围墙，犹如城垣。寺内建筑众多，有山门、钟楼、鼓楼、金刚殿、三宝殿、大经堂等，殿堂重檐七彩，雕梁画栋，佛像千姿百态，庄严肃穆。白塔寺在凉州城东杂木河流域绿洲拔地而起，庄严肃穆，金碧辉煌，其规模和造型，均为凉州诸寺之冠，号称“凉州佛城”，融政治、经济、宗教、民族、文化于一体，成为蒙古王室及各族官员、群众和僧侣听经礼佛的圣地和从事贸易的场所。萨迦•班智达专心著书立说和讲经传法五年，“使无数僧徒成熟解脱，佛教日益繁荣昌盛”(《萨迦世系谱•法王萨班贡噶坚赞生平》)，藏传佛教才真正意义上跨出雪域高原，在青海、甘肃、蒙古等地传播开来，安多地区藏族、河西走廊汉族、蒙古军官兵等僧俗民众，开始接受和信奉藏传佛教。萨迦·班智达在白塔寺驻寺五年，讲经弘法，同当地各族群众建立了密切关系。1251年（藏历十一月十四日）凌晨，安然圆寂，享年70岁。阔端为这位大师的仙逝深表痛惜，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悼祭活动。据史料记载，阔端用紫白檀木火化了他的真身，按照藏式佛塔形式，为他修建了一座高42.7米的灵骨塔，周围环绕着九十九座小塔。将萨班的金身灵骨装于大塔之内。灵骨白塔是一种藏式喇嘛塔，是纪念和缅怀萨班的象征。灵骨白塔建成后，由萨迦第五代祖师八思巴(后成为元朝国师)亲自作了开光安神仪式。此后，东部幻化寺便改称为白塔寺，八思巴继承了萨班的衣钵，继续主持该寺。明宣德五年的(1430)《重修凉州白塔寺》碑载：“帝师萨班居，师后化于本寺，乃建大塔一座，高百余尺。”其后凡由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前来朝拜的善男信女都到塔前顶礼膜拜。今天白塔寺遗址占地277亩，东西420米、南北430米，墙基宽31米，边长2675米、残高51米。武威白塔寺是一处藏传佛教寺院遗址，是西藏喇嘛教名僧萨迦•班智达的圆寂之处，也是‘凉州会盟”的最有力见证，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团结的象征。继元朝之后，中原各个王朝及历届中央政府，都对西藏行使着完全主权，都把西藏划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凉州会盟”的历史意义。“凉州会盟”发生在1244 年——1247年之间，那是一个充满血腥的年代，强大的蒙古政权夺取西藏只是迟早的事，蒙古统一中国已成定局。再看看当时的西藏地区，教派众多，长期分裂，政权割据，此时的西藏根本团结保护起来，也没有能力对抗蒙古的虎狼之师。所以萨迦•班智达一方面为，也为萨迦派的生存和发展。为本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负责，也是为了和平能更好地弘扬佛法，他不顾个人安危和年迈体衰，历经艰辛于1247 年返回凉州才与阔端举行了首次会晤。 产生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他亲赴凉州为西藏僧俗大众的安危，为藏地的平安稳定，为弘扬佛法。“此菩萨(化身)汗于佛法三宝深为崇敬”，“于余恩泽更异于他人”，“令尔所部吐蕃民户安居乐业”。劝告西藏各地僧俗，说明蒙古汗国有诚意求得和平，“归者昌，逆者亡”已是大势所趋。宣阔端已委派萨迦管理西藏，并封授萨迦之金字、银字使者为达鲁花赤，各方官吏都必须听从萨迦官员之命，不可触及刑律，擅权自立，否则将依法追究。凡诚心归顺蒙古汗国，遵行劝令的，各地官员可续任如常，应把各地官员姓名、部众人数、贡物数量等一 式三份，一送吾处，一放萨迦，留一自存。蒙古官员将同萨迦官员进藏各地僧俗首领要善待,多奉贡品。萨迦•班智达的这封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公开信，标志着蒙藏直接的政治联合关系正式建立。萨班和阔端的谈判成功，不仅使广大僧俗民众免遭战争之，也使西藏内部的分裂局面趋向统一 ，以和平方式解决了祖国统一的大问题，维护了蒙藏民族的根本利益。

“凉州会盟”绝对不是一次简单的和平谈判，当时蒙古大军扫平了蒙古各部，消灭了西夏王国，占据了北中国广大的疆域，凉州王阔端虎视眈眈陈兵西藏边境，战争一触即发，然而经过三年之久的周旋、准备、谈判，蒙古和藏族两个完全不同历史背景，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的游牧握手言和，实现了和平统一了，从避免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刀兵相见和残酷血腥的杀戮征伐。对于藏地来说，“凉州会盟”之后西藏建立起了一个统一全藏的政教合一制政权，结束了西藏自吐蕃王朝之后长达四百多年的分裂动荡局面。更为重要的是“凉州会盟”直接为藏传佛教在蒙古王室甚至整个蒙古族的传播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建立起西藏地方与蒙古王室之间的直接政治联系，“凉州会盟”对于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了伟大贡献， 从此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凉州会盟” 推动了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 其历史功绩必将名垂千古。

今天的白塔寺建在原来的遗址旁，寺内苍松翠柏，白塔林立，气势磅礴。整个白塔寺建筑由寺院，塔院，塔林、大白塔遗址、“凉州会盟”雕像、萨迦•班智达展雕像、览馆等建筑构成。“凉州会盟”雕像用汉白玉雕刻而成，由基座和雕像组成，浑然一体，气势雄伟，阔端和萨迦•班智达骑着高头大马，阔端右手指向远方，两人注目眺望，基座有一块碑，碑文铭记着“凉州会盟”重要事件。萨迦•班智达塑像在大白塔的映衬下显得庄严肃穆。寺院有围墙，塔林是白塔寺最为壮观的景点，白色的塔林在翠柏的衬托下，直刺苍天，显得气势恢弘，卓越不凡。大小不等的白塔，紧紧围绕着灵骨塔，以十字折角形分布，高低错落，排列有序，形成一道独特的宗教文化景观，让人感到肃穆庄重，肃然起敬。武威白塔寺始建于西夏，藏语称作谢尔智白代，即东部幻化寺，为藏传佛教凉州四寺(白塔寺、莲花山寺、海藏寺、金塔寺)之一，是甘肃古代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寺院原有4座城门，8座烽墩。规模宏大壮观，金碧辉煌，号称“凉州佛城”，灵骨塔是座土心砖表结构的土塔，矗立在方形的砖台上面，这里是白塔寺的旧建筑遗址，塔内存有萨迦·班智达的灵骨，现在残高仅5.1米左右。游客到此，视塔静思，焚香祷告，以此来纪念这位为中华民族大一统做出贡献的高僧。白塔寺的南面丛林密布，郁郁葱葱，环境十风幽静，给白塔寺增添了一份宁静的气氛。灵骨塔的旁立有一碑，上面记载了凉州会谈的有关情况，以及重修这座白塔寺的过程和意义。白塔寺饱经历史沧桑，元末不幸毁于兵祸。明宣德5年(公元1430年)和清康熙21年(公元1682年)又前后两次重修，但其规模已大不如前。1927年，凉州发生7.5级大地震，白塔寺又遭到了一次更大的破坏，绝大部分地面建筑荡然无存。寺院只剩下断瓦残垣，一片狼藉，留下的只有倒塌后残存8米高的灵骨塔基和几块石碑，一块是明宣德5年立的《重修凉州白塔志》碑，另一块是宣德6年立的《建塔记》石碑，还有一块是清康熙21年立的《重修白塔碑记》石碑。1999年，历史考古学者对塔基进行全面发掘，并试掘部分殿基，发掘面积共计1527平方米。塔基为土心砖表结构，土心呈十字折角形，残高5.1米，外部砖饰为明代重修。基座下有两层方形台基，黄土夯筑，边长26.75米。经过考古发掘，在废墟中清理出了大批白塔寺文物，出土有陶器、瓷器、钱币、藏文和汉文写经、泥塔婆等遗物。另存有明碑两通及清碑一通。现陈列在凉州会盟纪念馆中。作为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见证，白塔寺经过几次大的修缮，建成集旅游观光、蒙藏风情体验、休闲度假为一体的旅游景区。在萨班灵骨塔塔基四周，分别修建了高约19米的萨迦四祖的佛塔，其余小塔围拱护卫，其中5米塔共有5座，7米、9米、11米塔各30座，形成了一片洁白的塔林。这些塔以十字折角形分布，高低错落，排列有序，形成了一道独特的藏传佛教文化景观。其建筑形制和出土遗物对研究藏传佛教寺院布局、藏传佛教传播等有很高价值。

武威，“武功军威”、“耀武扬威”，不管是哪一种，都是一种代表浩大、富强，具有赫赫伟业，卓越成就的意思。这个曾为“五凉古都”、“河西都会”、“雍凉之都”、“西夏陪都”的古老城市。1992年9月21日，中国国务院发表了《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白皮书，提出凉州白塔寺就是西藏纳入中国版图750多年的历史见证。武威白塔寺作为藏传佛教的寺院，纪录了“凉州会盟”那段辉煌的历史，见证了和平美好的岁月，这一点是任何一家寺院都无法超越的。七百多年来，它向一批批前来瞻仰的华夏子孙讲述着由阔端和萨迦•班智达缔造的这段爱国主义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