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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白塔寺——凉州会盟的见证地

摘要: 摄影:陇轩在我国西北的甘肃省武威市,有一座融汉藏建筑风格为一体,占地面积庞大,气势雄伟金碧辉煌,号称“凉州佛城”的古刹——白塔寺,藏语称夏珠巴第寺,又名百塔寺,始建于元代,距今已有750多年的历史,为藏传佛教凉州四寺(白塔寺、莲花山寺、海藏寺、金塔寺)之一。公元1247年,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简称萨班)与蒙古汗国皇子、西路军统帅阔端为解决西藏归顺问题,在武威白塔寺举行了著名的“凉州会 ...

摄影:陇轩

在我国西北的甘肃省武威市,有一座融汉藏建筑风格为一体,占地面积庞大,气势雄伟金碧辉煌,号称“凉州佛城”的古刹——白塔寺,藏语称夏珠巴第寺,又名百塔寺,始建于元代,距今已有750多年的历史,为藏传佛教凉州四寺(白塔寺、莲花山寺、海藏寺、金塔寺)之一。公元1247年,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简称萨班)与蒙古汗国皇子、西路军统帅阔端为解决西藏归顺问题,在武威白塔寺举行了著名的“凉州会盟”,并颁布《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那么,不妨让我们的思绪穿越时空,回到七百六十年前的凉州古寺,重温那个改变了藏区命运,重塑了中华版图的风云时刻。

黑云压城

公元13世纪,蒙古族和藏族两大民族都来到了本民族史上重大的转折点。

成吉思汗时代蒙古扩张图

足智多谋,善于用兵的铁木真在其他蒙古部落之间的相互并吞战争中,积极积蓄自己的军事力量,使其由弱到强,终于统一了蒙古高原诸部。1206年,蒙古贵族在斡难河源举行了部落联盟议会,一致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的大汗,尊号为“成吉思汗”,蒙古汗国宣告成立。从此,结束了蒙古高原长期分裂和连年混战的局面,促进了蒙古族共同体的形成。成吉思汗建国后,通过千户编组,护卫军的扩建,畏兀儿文字的应用,大断事官的设置,政策、法令的制定等,进一步巩固了汗国政权,增强了综合国力。之后开始向邻国发动大规模的连绵不断的战争,不到20年就占领了跨欧亚大陆的大片疆土。1220年开始向西夏大举进攻,到1226年7月,成吉思汗于清水行营军中病逝,不久西夏国主献都城来降,被诛杀。西夏亡。

而当蒙古人以可怕的能量席卷欧亚时,青藏高原上的势力却仍然是一盘散沙,不相统属——自从当年强大的吐蕃王朝瓦解以来,几百年间吐蕃诸部始终呈现教派势力割据,互不统属的大分裂状态。长久以来,吐蕃地区周边是西辽、西夏、南宋、金、大理等政权,他们忙于互相之间的攻伐,无暇顾及高原,使得吐蕃尚能以分裂状态保全;然而,当面对同时期世界最强大的蒙古大军时,他们又将何去何从呢?

宋朝时期吐蕃诸部形势图

蒙古军事势力达到西藏边境后,卫藏地区的一些吐蕃首领为免兵祸,向成吉思汗贡献财物以免于侵扰。以后逐渐形成由西藏各部向蒙古交纳被称为“达诺”的数量不等的财物。1227年,藏族首领知成吉思汗死后停止贡献,双方关系趋向紧张。继位的窝阔台大汗将西夏旧地和金的部分土地封给第二子阔端为“份地”,其中包括甘青地方的藏族地区。阔端进驻凉州,拥兵西北,是蒙古汗国握有重权,负责一方的军事统帅。1235年蒙古兵分三路大举进攻南宋,西路军由阔端统领,进攻陇、蜀。蒙古军占领了吐蕃东北面的风翔路,临洮路;东面的利州路、潼州府路和成都府路;这样,吐蕃就处于重兵压境的蒙古军包围中。因为它的东南角只剩下一个小国大理政权,西面和南面是高山之外的南亚次大陆,而正北面早在成吉思汗降维吾尔,灭西夏时己与蒙古直接交界。蒙古人兵临西藏,吐蕃面临或战或降的选择。

阔端王子像

1239年,阔端派遣将领多达那波率领蒙古铁骑大举入侵吐蕃。蒙古军势如破竹,从青海一路杀入藏北,几乎没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最后,蒙古军在拉萨北面遭遇寺院武装抵抗,愤怒的蒙古军烧毁了热振寺和杰拉康,杀害僧俗五百余人,震惊了整个吐蕃。此后两年多达那波驻扎在拉萨一带,未再与当地武装发生冲突,而是致力于搜集吐蕃各方面的情报资料。两年后,多达那波撤军北还,向阔端做出了报告:

“在边野的藏区,僧迦团体以甘丹派为大;善顾情面以达隆法王为智;荣誉德望以枳空敬安大师为尊;通晓佛法以萨迦班智达为精。”

“萨迦班智达学富五明,具大法力,王如其请,遣使迎之。”

即建议阔端选择萨班作为蒙古统治西藏的代理人。阔端接到报告后,立即决定迎请萨班来凉州王府会晤,力图以和平方式和政治手段实现蒙古对西藏的统治。

纵横捭阖

凉州会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仅仅是蒙古帝国与吐蕃诸部的征服与被征服,它还从许多方面反映出了当时蒙古与吐蕃上层权力斗争与文化变迁的秘辛。

自从大蒙古国建国以来,就一直被残酷的帝王权力斗争所笼罩。成吉思汗生前最喜爱勇武善战的小儿子拖雷,使得太宗窝阔台汗一直对弟弟拖雷极为忌惮,最后拖雷的暴死也是疑窦丛生;而到了窝阔台晚年,重病缠身不理政事,政权旁落于皇后乃马真氏。乃马真昏庸无道致使政局混乱,甚至在既违背蒙古传统的汗王选举制度,又违背窝阔台本人意愿的情况下欲强行将其体弱多病、能力平庸的儿子贵由(即未来的元定宗)拉上大汗宝座,使得蒙古诸王公之间的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皇室内部矛盾丛生,各方势力盘根错节,政权动摇,围绕着皇权争夺站展开的势力扩张也愈发激烈。尽管蒙古己经对吐蕃从北部和东部形成了包围圈,征服吐蕃亦势在必行,但此时的权力中心犹如旋风极不稳定,根本无暇顾及。阔端手握重兵盘踞在吐蕃东北边陲,怎会错过如此机遇。

阔端之父,元太宗窝阔台汗像

阔端是窝阔台汗的次子,曾被窝阔台授予刻有“东宫皇太子之宝”的印玺,又战功赫赫,受封西凉王全权代理河西吐蕃一带事务,位高权重,自然也对大汗之位虎视眈眈。这也导致他与母亲乃马真氏的关系恶化到了极点——史载被乃马真氏迫害的众臣有许多都逃到河西寻求阔端庇护,而当乃马真氏派人去阔端处搜捕时,阔端则会挡驾。从窝阔台汗驾崩到定宗贵由汗登基,整整四年间偌大的大蒙古国被乃马真摄政,处于“无父无君”的状态。皇权移落后族之手,更是为蒙古上层社会因“数载无君”激起的惊涛骇浪推波助澜,激烈的权利争夺战使得蒙古帝国内部动荡不安。

在这种情况下,种种藏地记载对阔端意味深长的描述也就不难理解了:尽管此时的阔端只是一位蒙古王子,但吐蕃人对其的称呼却是“阔端汗”、“国王”、“汗王”等等,俨然将其视为蒙古国主,其实这正反映了阔端本人游离于中央,靠个人一己之力推动了凉州会盟而并没有让乃马真氏与贵由参加。同时在其争夺汗位之心下处处在行为处事上下功夫,甚至直接谮用“皇帝诏书”的名义邀请萨迦班智达与其会面,使得他成为了吐蕃百姓眼里的“蒙古国主”。

而在蒙古皇室争权夺利之时,吐蕃地区的权力争斗也走向了高潮。自吐蕃王朝崩溃以来,近四个世纪的时间里吐蕃政权林立军阀混战,人民生活水深火热。因此世俗首领的威信及实力整体呈现衰微之势。与之相反的,一批宗教领袖凭借学识和声望脱颖而出,受人供奉,影响颇深,甚至衍生出寺属庄园(亦译香火庄)以及专为寺院贡纳布施的部落。纵观吐蕃历史,早在赤松德赞时期就己经出现了“三户养僧”制,到了赤祖德赞时期发展成为“七户养僧”,到13世纪,这种制度的发展己趋于成熟并初具寺院经济应有的规模和形式。

此外,吐蕃社会在这期间还出现了一些将宗教首领和地方官员的职能结合起来的类似于行政机构的组织,这类行政机构组织的出现使吐蕃教政权力相互融合,加快了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吐蕃社会亦出现以止贡巴、萨迦和帕竹巴等为首的几大政治力量,其中萨迦因采用家族传承的方式延续,因此萨迦的政治力量中包括着政教两方面的势力。他们致力于教派的发展和教法的传承,在吐蕃境内、安多地区甚至是康巴藏区广修寺院及佛殿,扩大影响,但始终无力再次一统吐蕃全境。而吐蕃地区空间承载力有限,各教派争相发展,新教派又陆续出现,因此寻求外部的发展空间及外力支持对各教派而言己迫在眉睫。

萨迦班智达

而此时因中原己被蒙古所控,各教派自然而然的将目光投向蒙古人,各蒙古皇室成员为借助宗教力量扩大自己的势力,亦选择并支持不同的教派,如《汉藏史集》中对蒙古诸王子注疏:“窝阔台之弟拖雷的长子蒙哥汗与止贡派结为施主与上师的关系,…第二子额沁阔端与萨迦智达结为施主与上师关系,第三子是忽必烈世祖薛禅汗,开初与贡塘巴结为施主与上师关系,第四子阿里不哥与噶玛巴结为施主与上师关系,第五子为旭烈兀,与止贡巴(似应为帕竹)结为施主与上师关系”。藏传佛教各教派在蒙古人那里寻求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蒙古人也在借助各教派的影响扩大版图。

有此种种前因后果,凉州会盟自然也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了:蒙古汗廷忙于内斗无暇西顾,西北藩王阔端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与势力决定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遂选中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作为蒙古在西藏的代理人;而吐蕃地区世俗领袖实力衰微,各方宗教势力随之崛起,以萨迦班智达为代表的萨迦派亦想要打破平衡,获得更大的发展机遇和空间。而阔端发来邀请诏书正是萨迦派顺势扩大影响的绝好契机。于是,双方自然一拍即合。

公元1244年,最终敲定萨迦派法王萨迦班智达作为代理人的阔端再度派多达那波等专程赴藏“邀请”萨班。阔端写给萨班的邀请函,措辞严密,软硬兼施,言辞中流露出你非来不可的霸气。如说:“若不前往,大军压境”,“汝如何利益众身”,“尽快前来,吾将令汝统领四方僧众。”既恐吓,又拉拢,还馈赠礼品,以示友好,真是“无微不至”。凉州会盟的大幕,也就此拉开。

凉州会盟

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意为萨迦派的大学者。他本名贡嘎坚赞,被尊为萨迦四祖。他不仅是一位宗教领袖,任萨迦寺寺主,还是一位出色的学者,著述很多,深受各界推崇。他在整个藏区声望最高,萨迦派还控制着后藏的政治、经济权力,这是阔端选中他来谈判西藏问题的主要原因。此时的萨迦班智达已经是63岁的老人,从萨迦万里迢迢跋涉到凉州,谈何容易!但是迫于形势,为了藏族同胞的生死存亡,萨班毅然决定带领10岁的八思巴和6岁的恰那多吉二侄,迅即前往。他先从后藏萨迦寺出发,途经拉萨前往凉州。到拉萨后,萨班没有径去凉州,而是让两个侄子先去,自己则留下来同当地的上层仔细磋商归顺蒙古的大事。他本人于1246年才抵凉州。

萨班先是在拉萨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他必须进行充分的说服,协调好各教派的意见,达成一致认识或取得地方实力派的通过才能赴凉州会盟,因为这关系着西藏的前途和命运,是西藏和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还涉及萨迦派与各大教派的利益调整,可以想见萨班经历了一场复杂而艰苦的工作。在征求广泛意见后,他赴凉州谈判。凉州会盟,萨班代表的是西藏地方,也是西藏方面迫于形势,为在困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而作出的选择。蒙古一统天下已是大势所趋,孤立中的西藏只有顺应这一潮流,凭外力来统一内部,加入中国大家庭,迎接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经过两年的艰苦跋涉,他于1246年抵达凉州。时逢阔端赴和林参加推举贵由即大汗位的忽里台大会,未能及时相见。

1247年,阔端从和林回到凉州,与萨班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晤,从此揭开了蒙藏关系史上新的一页。而谈话的地点,正是凉州名刹——白塔寺。两人共同达成了西藏归顺蒙古的协议。阔端授权萨班代理西藏事务,萨迦派在蒙古的支持下取得了全藏的领导权。在此基础上,萨班奉命书写一封《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晓谕西藏僧俗各界归顺蒙古。从此,阔端与西藏宗教领袖正式建立了政治关系。这次会盟的成功,为蒙古进一步统治西藏奠定了基础。

这封著名的公开信的大意是:

1.他亲赴凉州之目的,全为西藏僧俗大众的安危,为弘扬佛法。“此菩萨(化身)汗于佛法三宝深为崇敬”,“于余恩泽更异于他人”,“令尔所部吐蕃民户安居乐业”;2.对八思巴兄弟均作了妥善安排等;3.蒙古汗国召请之诚意;4.摆大量事例。说明“归者昌,逆者亡”,此乃大势所趋。劝告西藏各地僧俗势力权衡利弊,审时度势,要顺应历史潮流,绝不可存任何侥幸心理;5.郑重宣布:阔端已委派萨迦管理西藏,并封授萨迦之金字、银字使者为达鲁花赤,各方官吏都必须听从萨迦官员之命,不可触及刑律,擅权自立,否则将依法追究。凡诚心归顺蒙古汗国,遵行劝令的,各地官员可续任如常,应把各地官员姓名、部众人数、贡物数量等一式三份,一送吾处,一放萨迦,留一自存。蒙古官员将同萨迦官员进藏,各地僧俗首领要善待,多奉贡品。

萨班的这封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公开信,标志着蒙藏直接的政治联合关系正式建立。萨班和阔端的成功合作,不仅使广大僧俗民众免遭战争之难,也使西藏内部的分裂局面趋向统一,以和平方式解决了祖国统一的大问题,维护了全民族的根本利益。

千古流芳

凉州会盟,使西藏在形式上归顺了蒙古。虽然西藏作为蒙古大汗和以后元朝中央管辖下的一个地方,无论政治、军事、还是宗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蒙古对西藏的有效统治还需进一步巩固,但阔端与萨班的接触为蒙藏关系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以后蒙古汗王和元朝对西藏的治理都是在阔端与萨班的基础上发展的。忽必烈倚重八思巴,利用宗教,扶植萨迦派作为中央在西藏的代理,加强对西藏的控制就是在沿袭阔端的政策。阔端对吐蕃的招抚和经略,为以后的蒙藏政治与宗教关系定下了基调。

萨班自凉州会盟后就一直居住在阔端王府,直到1251年两人相继病逝于凉州。萨班居于凉州期间,在阔端的支持下,进行了一系列的讲经说法等宗教活动,使藏传佛教在阔端王府,在蒙古地方首次传播。阔端王子和萨班法王,为蒙藏关系和中华文明的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凉州会盟的成功给藏传佛教与蒙藏关系带来了深远影响。有元一代,西藏向蒙古的宗教渗透和蒙古向西藏的军事统治不断相结合而向前发展,凉州会盟,促进了西藏政教合一制的发展。萨迦派以此获得了统治西藏的权力,并凭借蒙古势力的支持成功地在蒙古和中原扩大了藏传佛教的影响。

元朝宣政院辖地

凉州会盟的成功,解决了西藏归属问题,迈出了西藏统一于中国的第一步。这次会盟决定了西藏的前途和命运,会盟的成功使西藏避免了战争的破坏,西藏社会、经济、文化得以持续的发展。随着忽必烈接管阔端的领地,统一中国和建立元朝,西藏归属中国,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凉州会盟标志着政教合一的萨迦地方政权统治西藏的开始,也是西藏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开始。蒙古认可了萨迦派在西藏的领袖地位,萨迦派作为蒙古方面的官员“达鲁花赤”被授予全权治理卫、藏、阿里。而且萨迦派在西藏的统治伴随元朝相始终。这结束了西藏社会持续四百年的政治分裂状态,使其趋向统一。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促进了藏族社会的进步和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符合历史发展潮流。

而白塔寺作为凉州会盟的所在地,也随之名扬四海。2001年6月,白塔寺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8月,白塔寺“凉州会盟”旧址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现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在凉州会盟七百多年后,我们漫步于这个河西古刹,昔日阔端王子与萨班法王的亲切交谈仍仿佛历历在目。凉州会盟是西藏地方和中央王朝关系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其意义不仅在于解决了青藏高原地区的和平归属问题,也促进了汉、蒙、藏等多个民族在政治、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互相交流,影响了此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古老的白塔寺,正是这伟大历史转折点的第一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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