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张忠培谈边疆考古
原文为: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青铜时代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代序)
原文载《边疆考古研究》 2002年第6期
转载时有删节
作者：张忠培（1934年—2017年7月5日），男，汉族，1934年生，祖籍湖南长沙，著名考古学家，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创建者。
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留校任教。
1957—1961年初攻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副博士研究生。
1961年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吉林大学任教，历任副教授、历史系主任、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位委员会副主席。
1984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称号。
1988年10月－1991年1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出版过《元君庙仰韶墓地》、《中国北方考古论集》、《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等具国内外影响力的专著，长期求索中国考古学之道，毕生为中国考古文博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文化、产业、环境是考古学的主题, 自然也是中国边疆考古学的主题。而且, 这一主题对中国边疆考古来说, 有着自身的、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殊内涵与意义。
中国边疆地区的古代文化, 是中国处于对外文化交流的前哨位置的文化, 是沟通中国腹地和国外不同地区文化的纽带。分布于中国边疆不同地区之间, 以及这些地区和分布于中国腹地之间的不同谱系文化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最终于汉唐或唐宋乃至元明时期, 形成了既沟通国外又沟通国内诸不同文化的交通道路, 其中首推享誉世界的丝绸之路。
通过文化碰撞、吸收、融合等不同形态的文化交流, 取长补短, 各自发展了自身的文化, 或融合成为新的文化。借用、创新或推陈出新, 是文化发展的源泉。今天的汉族及其文化, 便是通过这类文化交往, 不断推陈出新的民族融合体, 同时,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 也是通过这类文化交往, 不断熔铸又经推陈出新产生出来的实体。
我们的边疆考古学研究, 能从这古代文化交流及其硕果中, 取得什么样的教训, 什么样的经验, 什么样的启示, 是我十分关心的一件大事, 或许也是与会朋友关心的一件大事。无论怎样, 我以为这应该是边疆考古的一项重要任务。
渔猎、牧业文化与文明, 是中国边疆地区自具特点的一种文化与文明。渔猎文化在这一地区至少可推至万年以前。到20 世纪50 年代, 我们仍在兴安岭见到像鄂伦春族那样的狩猎民族与文化, 松花江上仍生活着赫哲族那样的民族与文化。至于牧业文化与文明于这一地区则已有了约四千年的历史, 其中的一些民族曾逐鹿中原, 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为中国历史增加了斑彩。
渔猎与牧业文化与文明, 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考古学者关注研究的对象。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比起对农业文化与文明的考察来看, 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世界考古学者, 对渔猎与牧业文化与文明实在是关心太少了, 以致成了考古学的薄弱环节。
我们的考古学研究, 不能忽视渔猎民和牧民, 而应加强这一具有世界性意义的课题的研究。同时, 我们知道, 在中国的长城地带, 古代既存在农业居民, 又存在牧业居民, 还居住着兼营农牧业的居民。这类从事不同生业或产业的居民, 有时同时并存, 有时历时交替的住居在同一地区。历时交替住居, 又存在着不同的现象, 有时是连续交替, 有时则是间歇交替。
据我们的研究,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既可归之于文化的强弱, 更主要的则很可能是出于环境或生态的变化。
环境或生态的变化, 起因于自然, 还是起因于人工, 或两者有之, 或何是主因? 即这里的生态已承担不起已存在的产业, 土地需要生养休息, 需更换产业, 即需作经济的调整, 还是产业促成了环境的变化, 以致要更换产业形态? 具体来说, 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还需要更具体的深入的研究。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除了承担上述课题外, 还担负着古代人类的体质人类学的研究, 这一研究, 除了继续采取传统的方法外, 也采用了先进的D N A 研究技术。我们既要研究古代居民的创造, 又要研究古代居民的自身。这都是很有意义的研究。在全球一体化、地球村正在形成和环境进一步恶化的今天, 这类研究似乎显得更为重要。
历史不仅是昨天, 她还存在于今天, 而对于未来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总是从历史中走出来的, 不能摆脱历史, 因之, 不能不借鉴历史, 应从以往的历史中观察出走向未来的道路。我想, 我们的边疆考古研究会在这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无论是就有关部门关于这个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规定的性能来说, 还是就这个研究中心的实际力量来说, 都是难以承担这个责任的。因此我们期望着与国内同行以及国外同行共同努力。
就是要让材料牵着鼻子走。通过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代死人说话,达到把死人说活的目的,为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张忠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