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5 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逝世30 周年，《南方文物》特辟专栏纪念这位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和领导者。《南方文物》编辑部周广明先生和我谈及此事时，我建议除组织纪念文章外，应该特别强调一下夏鼐早年在埃及串珠研究领域所做的杰出贡献。尽管考古学界都知晓夏鼐留学英国并完成了博士论文《古埃及串珠》，但此博士论文一直到2013 年才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国际著名的斯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

　　2015 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逝世30 周年，《南方文物》特辟专栏纪念这位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和领导者。《南方文物》编辑部周广明先生和我谈及此事时，我建议除组织纪念文章外，应该特别强调一下夏鼐早年在埃及串珠研究领域所做的杰出贡献。尽管考古学界都知晓夏鼐留学英国并完成了博士论文《古埃及串珠》，但此博士论文一直到2013 年才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国际著名的斯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共同出版，因此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其具体内容。

夏鼐先生

　　为此，我让一位博士生翻译了夏鼐博士论文的一个章节（第十一章，《古埃及的珠子：分类原则》，艾婉乔译，《南方文物》2015 年第4期），并撰写了简短的编者按。同时在《南方文物》还配发了一篇中国西北地区史前装饰珠子的研究文章——《夏鼐先生“古埃及串珠”对中国西北史前装饰品研究的启示》（《南方文物》，艾婉乔，2015 年第4 期）。我希望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纪念，激发我国考古界对史前装饰品研究的重视。

夏鼐博士论文封面原件（夏正楷先生提供）

夏鼐博士论文英文新版封面（庄奕杰博士提供）

　　在此之前，《考古》杂志发表了伦敦大学学院埃及学讲座教授斯蒂芬·夸克（Stephen Quirke）撰写的一篇纪念夏鼐的文章。此文概略介绍了夏先生以埃及串珠为对象撰写博士论文，包括从选题、搜集资料、制作卡片、编目、方法及阐述其研究所包括全部资料的时空关系的心路历程。夸克对夏鼐的博士论文给予高度评价，他在文章的结尾处写道：“在伦敦，（有）三位最能了解该论文影响的人，（即）他的指导教师、继皮特里之后伦敦大学学院教授和馆长格兰维尔（Stephen Glanville），串珠研究最权威的考古学家布伦顿（Guy Brunton）和迈尔斯（Oliver Myers），（他们）与论文作者失去了联系。（格兰维尔）在战后离开了考古界，从事别的工作，而布伦顿和迈尔斯则不再（从事考古）工作。更反常的是，没有任何从事埃及考古或者非洲考古的人发表过关于该地区的串珠或串珠研究一类的专著。世界百科辞书也许足以在田野工作方面填补这方面的空白，或者早期田野工作者如布伦顿等人发表的著作对比较研究来说也许足够，甚至，在伦敦或许夏鼐出色的博士论文竟使任何人都不敢尝试这种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会耗尽一生时间的工作。（由于）没有人继续（这方面）研究，在非洲东北地区考古理论与实践的核心领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白，它直接影响到西亚和东南欧范围内与之密切相关地区的研究。这个核心研究及其基础资料的出版，当可解决如今的缺憾，为人类生活重大问题的这个关键领域的继续研究提供必要的条件。这是因为‘普普通通的串珠’能为我们提供普遍珍惜的东西，那就是我们最具物质性的、最为亲密的联系，即人类活生生的身体与可以感知的意识层面的联系。”（《夏鼐先生与古埃及串珠研究》，斯蒂芬·夸克，《考古》2014 年6 期）

　　夸克教授在他的文章中还专门提到，夏鼐留学英国期间，特别想追随著名考古学家佛林德斯·皮特里爵士（Sir. Flinders Petrie）学习埃及学，他的一系列举动也确实暗示了他对这位著名学者发自内心的景仰。早在清华读书期间，他就阅读了皮特里的《史前埃及》《工具与武器》等著作。1935 年5 月17 日，他出国前在安阳实习期间，专门记述了吴金鼎讲述皮特里在巴勒斯坦发掘时的趣闻：“老教授颇为有趣，所用之照相机及测量仪器皆为20 余年之前之物，谓今日此种好货已无法购买。对于美国人之发掘工作，皮特里氏谓为钱多所害，如果经费较少或能科学化一些。又讥法国人，谓在埃及发掘得壁画专捡漂亮的，欲拿回来与女朋友看。”夏鼐刚到英国，就借阅了皮特里的《考古学七十年》。在他留学的第一年，还将皮特里所撰《考古学方法与目标》一书通读两遍，并标注重点。以上足以显示出他对这位从未受过专业训练、凭藉测量金字塔的机会进入考古领域、最终成为著名埃及学家的学者的敬重与向往。他在比较皮特里和谢利曼对考古学的贡献后指出：“皮特里的自传，时常提及考古学的技术，对于学考古的人得益不少。谢利曼的传记，则是普通读物，富于文学趣味。”

　　这里不妨推测，夏鼐也许确实想拜皮特里为师，但在出国之前，李济曾写信告诉他：“此次出国赴英较赴美为宜……至于伦敦大学之皮特里，已年老退休云。”当他到伦敦大学就读时，皮特里爵士远在耶路撒冷享受退休的时光。显然，拜皮特里为师的愿望是不现实的。如此，夏鼐只好追随皮特里的继任者、伦敦大学的格兰维尔教授转习埃及学。

　　我之所以关注皮特里，是因为夏鼐留学期间撰写了以埃及珠子为题的博士论文，而他研究的大部分藏品就来自皮特里爵士在埃及考古发掘所得。夏鼐在论文撰写期间还专门前往耶路撒冷拜见了皮特里爵士，并受到后者当面指导。此外，还有另一层原因，即很早我就对中国西北地区的史前装饰珠子产生了兴趣，很想了解夏鼐先生是如何研究埃及串珠的？使用了怎样的方法？故爱屋及乌，对皮特里这位大师产生了好奇。

　　传奇皮特里

　　皮特里出生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幼年时因体弱多病没有上学，只能在家由私人教师授业。此外，他的父亲教他学习化学、机械和测量绘图，母亲教他学习矿石学和历史学。他很早就对考古学产生了兴趣，尤为喜爱埃及学，并最终成为埃及学的大师。他是英国历史上首位研究和讲授埃及考古的教授，在埃及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

皮特里爵士

　　19 世纪80 年代初，埃及国家文物局取消了考古发掘垄断法，这个政策的出台导致欧洲各国的考古学家纷纷涌入。这一年，英国率先成立了“尼罗河三角洲勘察基金会”（后改为“埃及调查协会”）。在该基金会赞助下，皮特里得以前往埃及，开始他长达40 年的埃及和中东的考古生涯。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有关皮特里的条目是这样的：

　　威廉·弗林德斯·皮特里（Sir. WilliamFlinders Petrie）爵士，英国著名考古学家，1853 年6 月3 日出生于英国的查尔顿，1942年7 月28 日卒于耶路撒冷。1875~1880 年，研究不列颠的斯通亨奇巨石阵。1881 年起，开始在埃及进行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重要的有斯塔尼大神庙（1884），三角洲古希腊殖民城市瑙克拉提斯（1885）、阿姆和达芙妮的墓地（1886），1888~1890 年转向法犹姆地区，1891 年发掘麦度姆的古代庙宇。1892~1933 年任伦敦考古学院的埃及学教授。1894 年在伦敦创立埃及研究协会，1905 年发展为不列颠考古学校。1923 年获爵士称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埃及孟菲斯等地及巴勒斯坦进行发掘。皮特里是第一个用严格科学方法在埃及进行发掘的考古学家。他所创立的“顺序年代法”至今仍为考古学家所袭用。皮特里把他的一生全部献给了埃及考古事业，他卓有成效的发掘使埃及前王朝文化（涅伽达文化）遗址和早王朝为数众多的巨大王陵得以重见天日。

19 世纪80 年代初，皮特里在埃及吉萨挖掘时所居住的墓穴外（刘睿良博士提供）

　　在埃及学领域的贡献

　　首先，他发现了古王国和前王朝的文化，在阿拜多斯遗址的发掘让古埃及第1、2 王朝的众多王陵重见天日。在涅伽达发掘的3000多座古墓，将埃及文明的源头提早到公元前4500 年。

　　其次是他对考古技术和方法的创新。皮特里采用严格的科学方法在埃及进行考古发掘。1885 年，他根据在埃及发掘的经验总结出四项原则：保护好发掘的遗址——发掘要谨慎细致，收集所有遗物，并给出详尽说明——所有遗迹和发掘过程要有精准的绘图记录——尽快整理并出版发掘报告。19 世纪80 年代起，英国埃及三角洲勘察基金会便采用了这四项原则，这意味着从那时起，埃及考古发掘开始走向规范化和科学的轨道。

　　第三，为了解决埃及考古的年代问题，皮特里自己创建了“序列断代法”。直到今天，这个方法依旧是划分和判断埃及史前文化年代的重要依据（埃及早期考古研究全都采用类型学，而埃及考古发现的墓葬几乎都在一个层位，缺乏明确的地层关系。因此皮特里的“顺序年代法”也存在一定误差，他所定义的不同时期的年代重叠也很严重）。

　　最后，皮特里还培养了整整一代的考古工作者，这也是他在埃及学领域所做的最大贡献。

　　据说埃及每一处重要遗址的发掘几乎都有他的身影，作为埃及学之父，皮特里当之无愧！

　　序列断代法

　　“序列断代法”，或“顺序年代法”，即考古类型学加上地层学以判断出土文物的年代早晚。1903 年，瑞典考古学家蒙特留斯的《古代东方和欧洲的文化分期（第一卷）：方法论——器物类型学》一书出版，其研究对象多为传世品，未免有所局限。1905 年，皮特里的《考古学的方法与目的》一书将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向前推进了一步。但过去我们在介绍考古类型学时，多提到的是蒙特留斯，对皮特里则鲜有提及。

　　皮特里在研究涅伽达挖掘出的3000 多座古墓时发现，这批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品可大致分成三类。其中，A 类墓某些随葬品与B 类墓某些随葬品相似，B 类墓某些随葬品又与C 类墓的部分相似。通过对出土物进行分类、比较和排队，可确定各墓之间的年代相对早晚关系。他采用这种方法将该墓地先分了两期：一期的文化面貌与阿姆拉期（el-Amra，也称阿姆拉文化）相似；二期为格尔塞期（Gerzean，或格尔塞文化）。在后来的发掘中，皮特里又在这两期的基础上追加了第三期。这三期分别代表了涅伽达墓地的A、B、C 三类墓，也代表了该墓地的年代先后发展顺序。

　　“序列断代法”是皮特里最早利用进化论原理采用相对次序的技术，对随葬陶器的出土位置和特征加以分类、排序，再系统观察器物形态、组合的差异以及与地层之间的联系，最后经比较确定各墓的年代早晚。之后，他还通过与希腊迈锡尼出土陶器的比较，采用交叉断代法，将该技术推及对某些未知年代遗址的出土陶器判定。

　　直到半个世纪以后，“序列断代法”才被美国考古学家所采纳。后者经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某种特定陶器形态的出现频率——犹如某处聚落相继层位所见证的——往往是开始时为数较少，到最流行阶段达到顶峰，然后逐步走向衰败，呈现出一种“军舰曲线”模式。利用这一规律，考古学家可对不同遗址出土的陶器及组合进行比较，确定其演变规律和年代顺序。

　　学院研究

　　1892 年，皮特里返回英国，任伦敦大学学院埃及学教授。他在就职演说中敏锐地察觉到，埃及考古将成为欧洲各国的竞争领域，法国已主导了艺术史的研究，德国在文献研究领域占优，英国应大力拓展物质文化的研究。他设想并构思了英国如何从物质文化领域进军埃及史的研究方案，并将埃及串珠研究作为前沿课题之一，认为“串珠与陶器乃是考古研究的字母表”，“古埃及串珠的研究，将是埃及学发展中的关键性课题之一”（皮特里：《埃及文物手册》）。从这些言辞和认识不难看出皮特里所具备的惊人判断力、清晰的头脑和强烈的事业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皮特里前往埃及孟菲斯、耶路撒冷等地做考古发掘。1923 年，皮特里在英国封爵。

　　皮特里在长达40 年的学术生涯中，几乎每年都有新作出版。由他所撰写的考古报告、著作、论文和评论多达上千种，其重要著述有：《埃及十年之发掘》（1893）、《埃及史》三卷（1894~1905）、《古代埃及的宗教意识》（1898）、《叙利亚和埃及》（1898）、《考古学的方法和目的》（1904）、《海克索斯和以色列城市》（1906)、《古代埃及的宗教》（1906）、《埃及的艺术与工艺》（1909）、《第一王朝的王陵》（1900）、《文明之革命》（1911）、《史前埃及》（1920）、《古代埃及的社会生活》（1923）等。

　　1894 年，皮特里在伦敦创立埃及学研究会，1905年发展为伦敦考古学院。他在这里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考古学家，其中就包括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吴金鼎和曾昭燏。

　　夏鼐与考古学

　　说来有趣，当年清华的高材生夏鼐从未想过要做一名考古学家，按他本人的意愿，最想学的是中国近代经济史，这个选择也非常符合头脑精明的温州人。夏鼐的本科毕业论文题目是《太平天国前后之长江流域田赋情形》，指导老师蒋廷黻先生建议他毕业后先去研究院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再去伦敦经济学院留学。不巧的是，夏鼐毕业那年，清华历史学的赴美留学名额仅有考古方向，而且仅有一个名额，为能出国深造，他只好委曲求全。

　　1934 年8 月13 日，夏鼐择定应考了“考古学”门。21 日获悉，在录取的15 人中便有他。在10 月2 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今天留美考试在报纸上发表，自己果然获取，前几天的传言证实了。不过自己本来预备弄的是中国近代史，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学，这样便要改变我整个一生的计划，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改变，我并没有预料到，我有些彷徨无主。”9 月4 日又记道：“我初入大学的一年是弄社会学的，后来转入历史系，已经是十字街头钻入古塔中，但是对于十字街头终有些恋恋不舍，所以要攻中国近代史，以便进一步剖析当前的社会。现在忽而改读考古学，简直是爬到古塔顶上去弄古董。离十字街头更远了，喧扰的市声，渐隐渐微了。”

　　留学事既定，但纠结的情绪仍在延续。次年3 月17 日他记道：“阅报知今年留美公费生有经济史一门，殊自悔去年之投考考古学也。自家本是埋首读书的人，考古学的田野工作，注重组织及办事能干，殊非所长也。”

　　尽管夏鼐对改学考古一直心存抵触，但其人生轨迹似乎在冥冥之中早已注定。他出生后被起名为“鼐”，此字意为“鼎之绝大者”，而他的字为“作铭”，也就是在铜器上制作铭文之意，有时真的不得不承认，“人如其名”。夏鼐先生日后成功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他是做考古研究的最佳人选。

　　按照当时的规定，留学之前须在国内实习一年。1935 年，夏鼐前往河南安阳参加梁思永主持的殷墟西北冈墓地发掘，这预示着夏鼐从此开始了考古生涯。他明白此事木已成舟，便开始尽力用功补习，大量阅读考古专业书籍，并就留学一事多次倾听李济、梁思永等前辈的意见。3 月25 日，梁思永建议他：“若赴英，去爱丁堡大学随柴尔德学习为佳。若赴美，以加州大学攻人类学为佳。”4 月1 日，征得有关方面的同意，夏鼐决定改去英国留学。4 月11 日，李济劝他“早日出国为佳，拟入学校以伦敦大学为最佳。”随后，夏鼐复信给李济，并致函学校托办入学手续及代领出国护照事宜。

　　曲折的求学之路

　　8 月7 日，夏鼐从上海搭船前往英国，在意大利登岸，经由法国于9 月3 日抵达伦敦。安定下来后，经过一个月的深思熟虑并征求在英的吴金鼎、曾昭燏的意见，决定入考陶尔德艺术学院（Courtauld School of Art） 随叶兹教授（Yetts）学习中国考古。当他第一天和导师接触后，却感觉非常不快。他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我知道自己又酿了一个重大的错误，报考考古学已是一错，从读叶兹教授乃是二错。前者由于想留学，后者由于想学位，虚名误人。将来如何补救？可惧！可惧！”这个初次印象一直伴随他，使他异常的矛盾、纠结、苦恼，想另谋出路。他在1936 年1 月24 日的日记中写道：“曾昭燏君谈起叶兹教授问她，我是否满意此间学校，我发了大批牢骚，表示要离开此间。曾说她也不满意，不过为了学位，又不得不屈就。学位，学位，你真害人不少。我想脱开你的毒手，不知能如愿否？”此后他还曾一度想转到爱丁堡大学随柴尔德学习史前考古。

　　1936 年3 月11 日，夏鼐应约去伦敦大学学院拜见格兰维尔（S. Glanville）教授。格氏对他说，若转习埃及学，未必见得适合你将来从事中国考古。但你可以和惠勒博士（Dr.Wheeler）商洽，学点近东考古。夏鼐还得知，若随格氏转学埃及考古，拿硕士学位至少需要三年。

　　4 月12 日，夏鼐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写了封长信。主要谈了如下的问题：一来无论转学爱丁堡学史前考古，抑或转学伦敦大学学院搞埃及学，都至少再需2 年时间，为此申请将留学年限再延长一年。二来相较两所大学的情况和自身发展，还是在伦敦学习有史以后的考古（即埃及学）为佳，并谈及此前已与格兰维尔教授接触。

格兰维尔教授（庄奕杰博士提供）

　　7 月7 日，夏鼐前往伦敦大学学院拜见印度考古教授理查德，理查德教授不赞成他学印度考古，还是转学埃及学并注重近东考古为好。理查德教授还表示愿意写信给格兰维尔教授推荐夏鼐。翌日，夏鼐便到伦敦大学学院办理了转学手续，同时他也收到了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同意他延长留学申请的复信。

　　7 月21 日，夏鼐被安排去市郊参加由惠勒博士主持的梅登堡（Maiden Castle）城址的考古发掘。皮特里爵士退休以后，其教职由惠勒教授承接，同时也接过了皮特里所讲授的田野考古学教程。这以后，夏鼐才正式转入到埃及学研究领域。

1973 年9 月夏鼐重访英伦晋见83 岁高龄的惠勒老师（取自《夏鼐日记》）

　　1937 年2 月6 日，夏鼐请格兰维尔教授代为修书一封，希望清华大学能再准其延长留学期限一年。8 日，他拿到格氏的信后给当时正在伦敦访问的李济过目，后者看后允诺可给梅校长写一封信，以助夏鼐延长留学年限的申请能获批准。

　　4 月2 日，夏鼐陪李济到伦敦大学学院与格兰维尔教授会晤，乘机谈到他想去埃及发掘，拟以“埃及串珠”为题求得学位。李济说，学位并不重要，若能以伦敦大学学院收藏的埃及珠子为基础材料作一比较研究，殊为值得。同时提到，他看过吴金鼎的博士论文，用力虽勤但所得不多。相比较而言，李济赞许夏鼐的论文选题较吴氏为佳。

　　5 月21 日，曾昭燏告诉夏鼐，李济和她谈到叶兹教授，说此后绝不会再送学生来英国随他念书。还说吴金鼎人太老实，不知变化，反之非常赞成夏鼐去年的转系行为。

　　12 月8 日，夏鼐随英国调查团赴埃及，在阿尔曼特（Armant）参加调查发掘。随后去巴勒斯坦，参加了在杜维尔丘（Tell Duweir）的发掘。工作结束后，1938 年4 月8 日在亚历山大港经那不勒斯返回伦敦。5 月1 日开始将皮特里爵士收集的珠子进行编目、分类，计划一年完成。5月21 日，夏鼐和格兰维尔教授会面谈自己的研究计划，内容包括“伦敦大学学院皮特里收藏”的丰富串珠，以及另外两组出土资料（埃及开罗博物馆、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的藏品）。这个计划深得格兰维尔教授赞许，遂表示愿意向学校推荐夏鼐进一步攻读博士学位。

　　再后来，夏鼐开始在格兰维尔教授的指导下，以埃及串珠为选题的博士研究生学习。他采用皮特里的分类和统计法将“上千件”串珠进行了登记，制作索引卡片1760 张，分别记录每粒珠子的8 项信息——登记号、出土地、日期、用途、参考文献、备注、线图、照片号。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对每种类型的珠子新增一组信息，包括形制、穿孔、颜色、材料、装饰、编码。这些工作不仅让他谙熟各类埃及串珠，也使很多宝贵的考古信息免遭丢失，对日后的研究者来说，他所做的这些工作本身就很有价值，包括串珠制作工艺、断代、考古价值，及古埃及与其他地区交流等多方面的系统深入研究。

　　1939 年10 月21 日欧战爆发，伦敦大学学院停办，夏鼐已决定返回国内。此时格兰维尔教授为他申请到一笔经费，可资助他去埃及继续研究。就这样，夏鼐再赴埃及，在开罗博物馆从事研究一年有余。

夏鼐在埃及大金字塔前

　　1940 年5 月9 日，夏鼐给皮特里爵士写了封信，在日记中他写道：“此事久已有在心中，也为大师的大名所震，虽一方面极力企图获得他的手迹，同时却觉得如果没有问题提出，恐难得复信。延迟至今，始决定不管回不回信，先试试再说。”他在信中还向皮特里爵士请教了一些埃及考古的问题。6 月15 日，夏鼐收到这位埃及考古泰斗的亲笔信，非常高兴。

　　12 月7 日，夏鼐抵达耶路撒冷。9 日上午，夏鼐办理了申请约旦的过境签证后去医院见到了皮特里。“他躺在床上，银白色的头发垂在肩上。虽然年事已高，身体虚弱，但镜片后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他谈论了一下珠子，接着转向自己的考古生涯。谈到他在涅伽达开创的墓葬排序和陶器分型方法，前王朝的年代序列也是他所奠定。他赞赏布伦顿和惠勒的工作，但对迈尔斯提出严厉批评。他指出吴金鼎能出色地完成交给的任务，唯一的弱点是脑筋开动不够。最后还用了大约半小时持续讨论叙利亚的古文字。”和皮特里爵士道别后，皮特里太太对夏鼐说：“这不是永诀，而是再会，你还得再来看他。”

　　1941 年1 月24 日，夏鼐取道西亚、印度、缅甸回国，最后经腊戌入境云南。2 月3 日抵达昆明，开始了国内的工作，并抓紧撰写博士论文。

　　1943 年9 月14 日，夏鼐完成了博士论文《古埃及串珠》的写作，修改完竣后，他在日记中写道：“该年来心愿，至此作一结束，殊为欣快。”随后他将论文寄往英国。

　　1946 年，伦敦大学学院复课，鉴于当时的情况，特许夏鼐的论文免予答辩，缺席通过，直接授予学位。1946 年7 月，伦敦大学学院给夏鼐颁发了埃及考古学哲学博士证书。

夏鼐论文中的线图

　　夏鼐的研究取得了优异的成果，也扭转了考古界长期以来鲜有人做埃及珠子专题研究的历史。不知是因为他的论文写得太出色，还是该领域的研究太过艰深，以至于此后再也没有从事埃及考古或非洲考古的学者发表过有关该地区串珠研究的专著。遗憾的是，这部重要的论文一直深藏在伦敦大学和皮特里博物馆的图书馆，很少有人看到。

伦敦大学颁发给夏鼐先生的博士学位证书（夏正楷先生提供）

　　考古大师的长眠地

　　这个故事写到这儿也该打住了，但意想不到的新枝又生了出来。

　　2016 年初春，应罗森教授邀请，我前往牛津大学考古系讲学。与此同时，收到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亚洲研究系吉迪（Gideon Shelach）教授的邀请。3 月下旬，我结束牛津大学的讲学，直接从伦敦飞往以色列。

　　在以色列的十天，吉迪教授利用教学之暇带我参观古罗马遗址伯珊城（Bet she'an）、国家博物馆、以色列国家文物局、大马士革城外的考古工地及我一直想看的基布兹公社等。一天，在参观的路上，吉迪一边开车一边和我聊，我告诉他在希伯来大学校门外不远处看到一处英军阵亡将士墓地（Jerusalem War Cemetery）。吉迪冷不丁地对我说，英国考古学家皮特里就葬在这里，听到此话我很震惊。忙问皮特里怎么会死在耶路撒冷？他为何葬在这儿？没运回国呢？吉迪说，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是没办法吧！遗憾的是，我当时竟误以为他说的皮特里葬地就是我提到的那处英军墓地。

　　3 月29 日，离开以色列的前一天清晨，我特意来到希伯来大学门外的英军墓地，目的是祭拜著名的埃及学大师——皮特里爵士。墓地门前的纪念碑文显示，该墓地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的英军将士。为此我很纳闷，皮特里为什么要葬在这儿？

　　走入墓地大门，中轴线的尽头高处建有一座纪念碑，更高的地方还有纪念馆。道路两旁是成排的墓碑。我记得皮特里卒于1942 年，如果他葬在这儿，应在这个年份找。我走了一圈，发现基本是一战时期阵亡的军人。无奈，只好去管理墓地的工房求助。听我说明来意，两位吃早餐的工人一脸茫然，完全不懂他们面前这个外国人要找谁。我请他们拿出墓地花名册翻阅，仅有极个别二战阵亡者，但根本没有皮特里的名字。我不死心，接着出去再找，最终一无所获。此时，我对皮特里是否葬在此地产生了怀疑。

耶路撒冷锡安山新教墓地——皮特里墓碑

　　回去网上一查，果不其然，皮特里确实病故于耶路撒冷，但葬地在锡安山的新教墓地（Mount Zion Protestant Cemetery）。结果有了，反倒令我有些沮丧，白白忙活一早上，而且也没时间再去锡安山了。只好请中国学生抽空去那座墓地帮我拍几张照片。

　　再后来，我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又了解到皮特里死后发生的一系列故事，非常的刺激且富有传奇色彩。

　　1933 年皮特里退休后就住在耶路撒冷的美国东方学院，安度晚年。直至逝世前，这位考古大师一直活跃在学术研究领域。他生前不止一次地表达出对以色列的热爱，这在他传记最后一章的开头有充分的体现：“佛林德斯享受着耶路撒冷的生活，他多次说过想在这里终其一生。他爱这里璀璨的阳光反射在雪白的墙上、穿透古城阴暗的巷子；他爱美国学院院子里飘出的紫丁香花香；他爱听谢赫贾拉清真寺宣礼塔中穆安金的召唤；他爱夜莺清脆的歌唱和山斑鸠一遍遍熟悉的重复咕咕叫声。他喜欢教义和种族的交集，新与旧的混杂。学院的生活很惬意，饭在大食堂吃，下午茶在花园的阴凉下喝。除了交很少的房租，他们没什么花钱的地方。耶路撒冷的朋友邀请喝茶、聚餐，他们总是走去走回。佛林德斯继续保持着他超人的精力，尽管以往矫健的步履已变得拖沓，但他还能慢慢征服耶路撒冷古城内高低不平的坡道。他在日记中（现在主要记录其身体状况）提到，有时会被腹痛和疟疾折磨，但头脑却始终活跃，他的勤奋令人惊讶。”

　　1940 年10 月26 日，皮特里患了严重的疟疾，此次病后，皮特里已无法行走，这位一向以活力四射著称的考古学家决定就在医院坚持写作。他曾多次表示，希望死后能将自己的头颅捐献给英国皇家外科学院（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基斯爵士（Sir. ArthurKeith）代表皇家医学院也表示愿意接受这项殊荣。

　　1942 年7 月28 日，皮特里在耶路撒冷逝世。当晚，医院首席细菌学家汤普森（Tompson）博士将其头颅取下，并做防腐处理。汤普森医生急切希望能将皮特里的头颅尽快送往伦敦，甚至想亲自去护送。他认为这将有助于人们尽快了解皮特里为何具有超乎常人的记忆力，就在皮特里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仍能记住诸多事件的细微末节。无奈时值二战，皮特里的头颅只能在德国战败投降后才能运回去。

　　战后，皮特里的头颅被运回伦敦，身体葬在了耶路撒冷的锡安山新教墓地。遗憾的是，二战之后，百废待兴，英国皇家外科学院满目疮痍，解剖部教授也是刚刚到任，这种情况致使解剖皮特里头颅的研究计划一再被推迟，以至于后来竟无人问津。

　　1948 年12 月，在皮特里夫人一再追问下，医学院回信说研究工作正在展开。但实际情况是，由于时间太久，装有皮特里头颅的箱子外表的标签竟不翼而飞，当时医学院可能为体质人类学研究搜集到一批头颅标本，因此也没人能认出究竟哪一具头颅是皮特里的。直到20世纪70 年代，以色列考古学家吉布森（Shimo Gibson）才通过照片和皮特里额头的伤疤辨认出他的头颅。但极为令人震惊的一幕也随之发生，死去的皮特里爵士头颅再显奇迹，他的头发竟然变成黑色，可他生前早已是满头银发。这在夏鼐先生的日记中有清晰的记述。

　　后记：

　　夏先生生前，我仅在几次会上见过他。最频繁的是1984 年在成都锦江宾馆召开全国首次田野考古工作汇报会，几乎天天都见，但从未有交流。印象最深的是一天下午，苏秉琦先生尚未到场，夏先生略显不快地让某位先生解释一下什么是“中国考古学派”？刹那间会场寂静无声……第二天，夏先生和苏先生一起去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省文管会参观，当时我正在川博工作，因此有机会一直跟随两位先生。他俩先看了省博的四川省历史文物展，继而到考古队库房观看三星堆遗址和川西北石棺葬的出土文物。参观时，夏先生只是看，很少说话。不料一年以后，夏先生便作古了……

　　仅以此文，纪念作铭先生！

　　本文的写作得到夏正楷教授（北京大学城环系）、王群女士、刘睿良（牛津大学博士）、庄亦杰（伦敦大学考古学院高级讲师）、俞雨森（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候选人、时任希伯来大学“蒙古时期的欧亚交流”项目访问学者）等的热忱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作者：李水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原文刊于：《大众考古》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