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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热潮中，这三本新著作如何？
侯杨方（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2月16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评新出的三本丝绸之路著作 》）
这三本书都是传统的历史类著作，共同特点是主要利用了纸面材料的研究或叙述，缺乏建立在实地考察基础上详细的地理座标、地图。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第一个创造了名词“丝绸之路”（德语Seidenstrasse；英语Silk Road），他根据《汉书·西域传》与古希腊托勒密《地理志》记录的汉朝与中亚、西亚间的贸易交通路线，画出了世界上第一张丝绸之路地图，时间为公元前128年（汉元朔元年，这年张骞启程回国）至公元150年间（托勒密《地理志》成书年代），因此这里的“丝绸之路”有着严格的时间和空间限制。
从时间来看，丝绸之路开辟于西汉，始于张骞通西域，当时丝绸价格昂贵，且便于陆路运输。那时，陆路运输的成本很高，高到如果不运昂贵的丝绸就会无利可图，所以销往西方的大宗商品只能是丝绸。
空间上，《汉书·西域传》第一次记载了丝绸之路南道和北道的路线：“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近年来，由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再次掀起了丝绸之路的热潮，两年内，先后有三本丝绸之路著作问世。
耶鲁大学历史教授芮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的《丝绸之路新史》（张湛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8月），以简洁流畅的文字介绍了丝绸之路上几个重要的地点：楼兰、龟兹、高昌、撒马尔罕、长安、敦煌、于阗，主要依据的材料是近一百多年来考古发现的文书、文物，正如作者所言：本书的目的是描绘每个绿洲，简述贸易的性质，最终讲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丝路故事，一个常常被写在“废纸”上的故事。也正因为此，本书并不是丝绸之路的一部全史，应加上一个副标题“写在出土文书中的几个绿洲故事”更加恰当。本书提到在汉朝和唐朝，“丝绸便有了另一种重要的功能，很多西北地区的军饷是丝绸”，实际上丝绸已经成了西域的流通货币，且数量极为巨大，这又一次证实了李希霍芬将中国通往中亚、西亚的道路称为“丝绸之路”的准确性、恰当性。但这个结论又与本书的另一个结论矛盾：“本书中的很多材料证明丝路贸易常常限于当地且规模不大，……难以否认的是，并没有大量证据支持丝路上曾出现繁荣的大规模贸易。”其实这个原因并不难解释，考古发现的文书都是极其偶然、随机、片断的，很难利用它们来复述一个宏大的历史故事。本书是一本非常易读的丝绸之路入门书。
与《丝绸之路新史》相比，刘迎胜的《丝绸之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篇幅要大得多，内容全得多，空间广得多。作者本人精通、掌握多种语言，特别是丝路沿线的波斯语、土耳其语等，因此利用了较多的多语言参考文献，这是本书的一大优势。本书描述的丝路时间、空间范围远远超过李希霍芬对丝绸之路的定义，上篇是“草原丝绸之路”，下篇是“海上丝绸之路”，而这两条路都并非李希霍芬定义的经典的丝绸之路，也不是《汉书·西域传》中经过玉门、阳关、葱岭的西域南道、北道；时间则下延到明清欧洲传教士东来，这些显然是与作者本人的专业研究领域密切相关，但从丝绸之路的完整性来讲，缺少了非常重要的河西走廊以及塔里木盆地的内容，以及丝路的黄金时期汉唐的内容也远少于蒙元时代，这些令人遗憾。本书内容厚重、繁杂，且缺乏必要的地图、图片，可读性不高，但可以作为一本专业的参考书。
英国牛津大学学者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与以上两本著作完全不同，本书包罗万象，上下几千年，纵横八万里，包括了张骞通西域、亚历山大东征、罗马帝国崛起、波斯帝国辉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斗争、十字军的东征、成吉思汗的西征、美洲大发现、英国殖民扩张、两次世界大战、美苏冷战、中东战争、一直到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这本书的副标题显然更恰当，它只是借丝绸之路的旧瓶，装作者的通俗版全球通史的新酒，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并不大，最多算本书的由头。
丝绸之路本质上是穿越高原、盆地、荒漠、草原、绿洲、湿地、雪山等丰富多彩地理环境的道路，而这三本书都是传统的历史类著作，共同特点是主要利用了纸面材料的研究或叙述，缺乏建立在实地考察基础上详细的地理座标、地图，以及地理环境的描述，这也是绝大多数丝绸之路论著的共同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