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说起敦煌，对近代中国学术史有所了解的读者一定会联想到陈寅恪关于“敦煌学”的一段话。这门基于莫高窟藏经洞文献大发现而形成的学问，既是“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　　 最近有幸拜读徐俊先生《鸣沙习学集——敦煌吐鲁番文学文献丛考》（中华书局，2016年11月），自然想起陈氏的名言。徐先生曾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现为中华书局总经理，该书是他近三十年研治敦煌文学论文的汇

　　

　　 说起敦煌，对近代中国学术史有所了解的读者一定会联想到陈寅恪关于“敦煌学”的一段话。这门基于莫高窟藏经洞文献大发现而形成的学问，既是“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

　　

最近有幸拜读徐俊先生《鸣沙习学集——敦煌吐鲁番文学文献丛考》（中华书局，2016年11月），自然想起陈氏的名言。徐先生曾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现为中华书局总经理，该书是他近三十年研治敦煌文学论文的汇编，分上下两册。笔者学殖浅陋，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主要读了下册，这里分享的是一个门外汉的学习体会。

至于全书的精义，请参阅两篇序文，尤其是陈尚君教授的序。陈教授和本书另一序文作者荣新江教授一样，格外推重作者2000年出版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结合《辑考》，陈教授对本书做了深入细致的介绍和准确周到的品评，非常有助于读者把握徐俊先生“工作的成就和特色”。附带值得一提的是，原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先生为兰州大学教授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中华书局，2001年）作序，坦承自己的《唐代科举与文学》“仍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并褒扬王著的价值和贡献，展现了前辈雍容大度的学术风范。这次是北大历史系和复旦中文系的两位著名教授为学术型总编的著作撰序，衡文论艺，如切如磋，为学林新增一曲佳话。

敦煌文献卷帙浩繁，该如何整理呢？视角不同，整理方法自然有别。具体到藏经洞发现的文学作品，徐俊先生采用了迥异于前贤的整理方法。“历来对敦煌文学作品的整理方式，主要有两类。一是以写本为单位的提要叙录式；一是以作品为单位的分类辑录式。”“随着敦煌文献的大量公布于世，对敦煌文献的分类辑录成为最通行的方式”（355页），但传统的集部分类整理法有一个致命的缺憾，它忽视了敦煌文学文献本身的性质和特征。借用荣新江教授在序言中的概括，“徐俊指出敦煌诗歌是写本时代的产物，不能用宋以后的分类方式去整理，而应当按照写本的性质和特征，依写卷的原式，一卷一卷地整理，把与诗歌写在同一卷子上的其他内容，不论正背，统统记录下来，这才是唐人诗卷的原貌。”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概念，即“写本”。印刷术发明并广泛使用之后，文本是比较固定的，且可以大量复制，这是宋以后“刻本”留给世人的印象和观念。反观“写本时代”的敦煌文学文献，绝大部分都是“规模相对短小、从形式到内容均无定式的传抄本”（324页）。“写本”、“刻本”，是就文本制造形式而言的，而在文本内容上，同样关键的一点是“敦煌诗歌写本的绝大多数是以个人诵读为功用的民间文本”（331页），这种“民间文本”跟“刻本时代”的“经典文献”也大有区别。基于这些原因，在作者看来，“敦煌文学写本的整理应该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其原有的可供研究的信息为目标”（358页）。

尤为难得的是，作者并没有因为这种新观念而贬低传统整理方式的学术价值和学术贡献，相反，他对集部整理方式的利弊都有深切的体会。这种分类辑录法后来成为敦煌文献最通行的整理方法，一方面是“出于学科分工和专业研究的需要”，另一方面应该是学术理念上的盲区造成的，前人没有清楚地意识到重新按类编排文献所造成的后果，即“完全看不到写本的整体面貌和作品之间原有的关联”（358页）。如果理解无误，以上所述大体即是下册开篇《身临其境的诗坛——关于敦煌诗歌写本特征、内容及整理方式的考察》一文的主旨。敦煌学的权威荣新江教授认为这是“一篇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鸿文”，值得“年轻学子的重视”。

就我个人而言，最感兴味的一篇论文是《唐词、唐曲子及其相关问题——一段敦煌学公案的学术史观照》。所谓“公案”，是指任半塘先生与饶宗颐先生等围绕唐五代时期一种新兴的文学体裁的名称而展开的论争。饶先生等人从传统的词史观念出发，将宋词视为词体的成熟形态，往前追溯，把唐五代时期的作品看作词体的初始形态，沿用宋人的说法，称为“唐词”；任先生则以曲学家的身份进入敦煌文学文献的研究，强调作品的演艺特征，坚持“主艺不主文”的学术立场，认为唐五代歌辞的正名是“曲子”，主张废弃“唐词”的名目，恢复“唐曲子”之称。对于这段学术史公案，作者做了细致的梳理和辨析，一方面高度评价任氏的研究，认为他“将唐五代曲子词作品纳入‘唐代音乐文艺’的研究系统，开辟了唐五代歌辞研究的新境”（405页），另一方面从词学观念和研究传统上肯定了“唐词”之称的学术合理性。这种讨论很容易偏向一方，沦为“学术站队”，而作者对敦煌文学文献研究有年，观察入微，论断明晰，令人信服。而且文章写得颇有情致，不像一般学术论文那样寡淡、干瘪，从中不难看出任先生的性格，以及这种性格形成的肇因之一——长期压抑人性、扭曲学术的“文革”大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饶宗颐先生在听闻任先生仙逝的消息后对这段往事的追忆：

记七十年代，余在星洲，任君始屡贻书讨论谓将以用韵为曲子断代，余复札深不谓然，媵以《敦煌曲》一书，君终放弃是说。八〇年冬，余过维扬，与曾宪通至扬州师院趋候起居，荏苒十载，遂成隔世。君秉性倔强，坎坷一生，勇于排外，与余诤论，竟成敦煌学一段公案，非始料所及也。君力学不懈，老而弥笃，讥诃当代，虽被视为学风偏颇，然于曲学揄扬之功，终不可没。（395页）

　　又是一段学坛掌故。

　　

此外，对于任半塘先生学术遗产的评析，书中其他篇章（如《法藏P. 2506曲子词钞》《<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书评》《敦煌文学作品整理本提要》等）兼有论及，参互阅读，领会当更上一层。

《伯希和劫经早期传播史事杂考》与《书札中的雪泥鸿迹》两文也是我所喜欢的，坦白说，也是我自以为较能读懂的。《杂考》所述的故事就不赘言了，这里单说两处注释，一处是479页脚注2：“此条日记由荣新江先生于《北京大学与敦煌学》一文（1998年5月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中首次揭示，《敦煌学新论》99—100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笔者所见有关著述中，理解正确的有：王冀青《国宝流散·藏经洞纪事》（94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年；荣新江、王楠《伯希和在中国（1906—1909）》（打印稿），法国巴黎伯希和纪念会会议论文，2009年10月。”同页正文表示：“上引最后一则日记，被广泛引用，但大多误以为伯希和在北京期间的事。”另一处是482页脚注5，“关于端方向伯希和所借文书，今人多误与刘师培《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牵连”，接着举了两例，即万仕国《刘师培年谱》和陈奇《刘师培年谱长编》。据我揣测，479页脚注只列举两个理解正确的例子，以及482页举出两个理解错误的例子，都是就学术论学术的态度，而且是真正有益于学术研究的态度。前者不一一列举误解的例子，是因为提供正确路径就已足够；后者明确指出两种年谱的讹误，我想是因为年谱的史料性质，学者必定参考，指出其误，以免他人重蹈覆辙。

《书札中的雪泥鸿迹》系作者利用中华书局所藏向达致舒新城书札，释读其中涉及的主要事件，尤其是与向达学术撰著相关的内容，让我们对向先生这样纯粹的学者更多一点了解（有兴趣者，还可参读三联版《向达学记》和商务版《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比如，向达离开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转任北平图书馆编辑后，于1931年2月10日写给舒新城信中的一段话让人动容，也代表我此刻的心声，就抄录在这里，权当本文结语：

在北方能住多少时候，此时很难说。我想尽这可能的时间，稍稍收敛自己的放心，做一点寻章摘句的工夫。这固然是渺小的工作，但是在我这渺小的人生过程里，已竟是一桩伟业了。（494页）

　　

　　（2017.1.26录入微信个人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