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0月19日下午，“秦汉考古与秦汉文明学术研讨会”进入主题汇报环节。本次主题汇报共四个主题，10月19日第一阶段“都城与城市”、第二阶段“聚落与遗物”，10月20日第一阶段“帝陵诸侯王陵列侯墓”、第二阶段“墓葬·墓仪·文化”。 10月19日下午，“秦汉考古与秦汉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进入汇报环节的第一阶段，本阶段的主题为“都城与城市”。由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信立祥、西北大学文化遗产研究

10月19日下午，“秦汉考古与秦汉文明学术研讨会”进入主题汇报环节。本次主题汇报共四个主题，10月19日第一阶段“都城与城市”、第二阶段“聚落与遗物”，10月20日第一阶段“帝陵诸侯王陵列侯墓”、第二阶段“墓葬·墓仪·文化”。

10月19日下午，“秦汉考古与秦汉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进入汇报环节的第一阶段，本阶段的主题为“都城与城市”。由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信立祥、西北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段清波主持。

首先，信立祥主任致辞，他代表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向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六十华诞表示祝贺，感谢考古院对秦汉专业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并预祝盛会圆满成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田亚岐研究员作了题为《雍城考古工作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发言。雍城系秦国“九都八迁”过程中置都时限最长、功能设施最为完善的一处都城。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今，雍城考古工作从点到面，全面认识了雍城格局，对雍城水系也有了新认识，这也是秦择雍城为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大遗址考古工作中，划分了雍城300年扩、改、建发展序列。聚族相居到聚族相葬，相对落后的平民聚落状态（半地穴式）等发现和研究，使考古工作者对城市聚落的考古学有了新观察。秦公陵园新发现在每座陵园的外部有一个大的中字形陪葬墓，确定了未来的研究目标。雍城郊外秦汉祭天遗址的发现是雍城完整布局的整体再现，勾勒出从秦都时期到秦王朝至西汉时期雍城格局在每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时空演变。最后，他畅谈了雍城大遗址考古项目的未来规划。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许卫红研究员作了题为《秦都遗珍·帝国府库——秦都咸阳城考古新进展》的报告。秦都咸阳城的考古工作清理了一批手工业、府库等遗存，出土了大量的遗物。“遗珍”指“骨惑人心”的制骨地点，出土了骨料600多公斤，种类丰富，各种铁制工具，不同制作环节使用的磨石，借此可完整复原骨器制作过程。“府库”指胡家沟遗址的建筑，经过3年发掘，本体基本全部揭露，呈L形，长105米、宽20米左右，存在严重人为破坏现象，屋内有挖掘现象“掘地三尺”，并有严重烈火焚烧痕迹。发现大量带有文字的遗物，为北宫乐府的石磬。由此可认识到咸阳宫以西存在官署机构，可能是少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振东研究员发表了题为《汉长安城的居住空间与埋葬空间》的报告。汉长安城的中部和南部布满宫室建筑，有未央宫、长乐宫、桂宫、北宫和明光宫。宫殿区主要被皇室占据，同时分布有大量官署，在官署附近有数量可观的“庐舍”，供离家较远的各级官吏和家属及其他服务人员居住。在长安城内，比较集中的居住区是闾里，但在未央宫东部和和其他地方分布着大量的贵族宅第和郡国邸、蛮夷邸等。此外，城内还有屯卫城墙、城门、宫墙、宫门、宫殿、殿门及兵士居住空间，在手工业作坊区和市场附近可能有工匠和商人的居住空间。长安城内的人口散布在宫殿、官署、第邸、作坊、市场和闾里之中。皇帝及嫔妃们，主要安葬在帝陵区。因政治原因而导致非正常死亡的皇族以及不便归入帝陵区的外戚，一般被安置在城郊之内。上层官吏大多陪葬到皇帝陵区。一般居民和下层官吏可能葬在离城较近的郊内。在长安城的北郊、西郊以及南郊的西半部很少发现西汉时期的墓葬（可能存在一些西汉早期墓葬），中小型墓葬集中发现于城东和城南的东半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韦正教授的发言题为《从两宫制到一宫制》，指出从曹魏时期开始，都城开启了单一宫城制。至迟从东周开始，两宫制已经存在于都城之中，东汉洛阳城是否是两宫制还需论证。匹敌之国的联姻使太后拥有与君主等同的权力是两宫制存在的根本原因。皇帝权力的进一步加强乃至独尊，皇后之族实力和地位的下降，是单一宫城制度出现的主要原因。从两宫制到一宫制，应从曹操法治思想的背景下考察。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讲师周繁文在《欧亚大陆城市体系视野中的汉长安城》中指出，公元前后三世纪，欧亚大陆以秦汉和罗马为代表的广阔的地域性帝国，对世界历史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都城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都城形态乃至都城模式最能体现文明的特质。因此，她以比较研究为切入点，通过与欧洲都城对比来理解汉长安城的都城模式。汉长安城是内陆农耕文明稳定秩序特质的反映，体现为封闭、专制、世俗性；罗马的海洋商业文明特质使其呈现外向、开放的特性，加之宗教地位突出，又使罗马城宗教性与世俗性并重。长安城和罗马城各自具有的特质，对于其帝国疆域内的城市模式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对帝国之前和之后的城市模式也都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因此这两种都城模式也体现在两大文明体系内其它城市形态之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建锋副研究员发表了题为《宫与宫城之辩初论》的发言。中国古代都城一般存在多层结构，其中作为帝王居住、生活与行政区域的宫和宫城的地位尤其重要。据文献记载，宫是最早出现的古代都城设施，外围是宫墙，有隔挡作用；宫城则到南北朝时期才有记录，外围是城墙，有防御作用。首次记载宫与城连在一起的是《晋书》，隋唐以后成为都城的固定配置。而根据考古发现，南北朝以前的都城内仅有宫的存在，隋唐长安城是第一座明确有宫城建制的都城，其宫城城墙的高度采用了城墙“三丈六尺”的定制。以此推断，新石器时期乃至三代的许多所谓宫城，其实应该是宫；秦汉以后的都城中也是有宫无宫城。二者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瑞研究员在题为《汉唐昆明池的水网及相关问题》演讲中梳理了汉唐昆明池文献资料、历年考古发现与学术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根据2012—2018年开展的昆明池考古勘探与试掘，对昆明池的水系及相关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2012年始，依据昆明池是水利工程的观点，探明了出水口、入水口等设施。勘探发现了昆明池取水于南侧，确定了池岸线，发现了漕渠，找到了镐水（人工开凿，入镐池）所在位置。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熊昭明研究员的发言题为《水陆兼程：从合浦港到汉长安城》，介绍了汉王朝对外交往的主要窗口和水陆交通枢纽——合浦。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正是以此为节点，向我国内陆及东南沿海延伸和辐射。合浦汉墓出土很多玻璃珠饰、玛瑙珠饰，应来自东南亚或南亚，是间接从地中海输入的器物。长安城附近陵墓外藏坑发现的犀牛骨骼、百戏俑也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存在提供了佐证。《后汉书·郑弘传》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即指在东冶（今福州）转运，之后可能溯闽江水系经江西入长江，再走武关道抵达长安。之前研究多指向往北这一路。官方的大型船只和大宗货物，多取道东南沿海，因而合浦通往长安的线路，尤显其特殊的重要性。结合文献记载和沿线考古出土遗物，可以对合浦到长安这一条水陆兼程的漫漫长路进行复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建华副研究员作了题为《汉河南县城东郊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发言。汉河南县城遗址位于洛阳市，是利用和改造东周王城而形成。1954年发掘了一些战国、西汉和东汉时期的房址、粮仓、水井、制石场等遗迹。1954—1956年，在此做了大量工作，确认了其沿用了东周王城的城圈。2015年大遗址考古项目开启后，在县城东部陆陆续续发现汉代砖瓦窑遗迹，以单窑为主，结构为地穴式。目前窑址的分布范围东至定鼎北路，南至中州路，北至道南路，西至汉河南县城东墙。初步判断是一处东汉时形成的大型砖瓦生产区。另一重大发现是“引谷工程”的水渠。东汉都洛阳时，汉河南县城作为京畿重地扩大城市建设而引谷水。扩大城市建设，需要砖瓦，就近原则，故选择东郊有水源、又近邙山黄土丘陵的有利条件，形成了砖瓦生产区。

厦门大学历史系葛威副教授作了题为《有关武夷山城村汉城年代的新资料》的报告。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是福建省规模最大保存状况最好的汉代城址，2006年被列入大遗址保护项目。考古工作揭露了宫殿、官署、作坊等重要遗迹，但年代却一直未有定论。文献对于此地的记载较少，可供参考的有《史记》中关于汉武帝灭东越国的记载。2014年，在城村汉城北城门遗址开展的发掘工作中，对北城门遗址中出土的炭化水稻和建筑倒塌堆积中的竹篾进行了碳十四测年，结合相关考古学背景分析，为城村汉城的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另发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考古现象，如出土青铜器150件以上，铁器156件，大量完整陶容器，推测当时居民迁徙后，并未对原本所有的器物进行继续利用。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白岩研究员发表了题为《2018年北京地区战国秦汉城址的调查勘探》的报告。北京地区已知的战国秦汉城址有10座，其中尚有城墙遗迹的有8座，地表无迹可寻的有2座。2018年，为推进汉代城址的保护与研究工作，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怀柔区郑家庄、房山区长阳镇和蔡家庄村开展了考古调查和初步钻探工作，基本探明了汉广阳城和蔡庄土城两座古代城址的位置、范围、形制和保存情况。采集标本表明，蔡庄土城应是从战国沿用到西汉，保存状况很差。在广阳城的勘探发现了宽22—28米左右的城墙（东、西、南，一小段北）、城内道路，分析城的始筑年代不会早于战国晚期。广阳城附近曾发现100多座汉墓，墓葬区的发掘还在进行中。

第一阶段诸位学者发言结束后，信立祥主任总结了以上十一位学者的发言要点，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提出，考古学家应有作为一个考古人、学者的傲气，不能跟着形势走。

整理：赵海晨，朱晨露

摄影：赵汗青，是江柳

编辑：王 沛，杨 淼

审核：种建荣，曹 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