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第四届国际思辨遗产研究协会双年会

今年9月在杭州浙江大学举办的第四届国际思辨遗产研究协会双年会，作为国际遗产界盛会，也是该会议第一次在亚洲举行。本文作者谭镭为英国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威尔士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在本次双年会中主持了其中一个独立分会场，并就其博士研究内容进行了发言。作为清源特约观察员，谭镭在本期将就遗产研究中关于个体局限与多学科交流、理论研究和行业实践之间的关联、遗产研究相关的性别与地域多元问题等方面，分享其对所聆听到的会议发言及会下交流的一些观察与思考。

编者按：近年来，思辨遗产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越来越受到遗产研究学科领域内研究者的重视。2017年，95岁高龄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戴维·洛温塔尔(David Lowenthal)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新成立的思辨遗产研究中心发表演讲，直言“遗产不是历史：遗产是人们利用历史让自己感觉良好的东西。”他指出历史试图识别真相，而遗产则夸大或者无视、发明或者遗忘，以制造过去带有偏见的自豪感。遗产被塑造成是为了“证明我们的身份和确认我们自身价值”。但为了所有人的利益，遗产必须是普遍的。

思辨遗产这一研究思路在英国、澳大利亚及瑞典的学者首先提出之后，被多个学科及地区的学者应用，已逐渐发展出一套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及研究思路强调突破此前基于传统主流学科（历史、考古、建筑、艺术史等）、专家主导、西方文化背景、国家政权等语境下对遗产价值的认知所带来的遗产与一般民众或边缘人群之间的隔阂，对与遗产相关的“主流学科”及“边缘学科”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的思考与定位，并把遗产及其形成、生产、变化，以及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和一切与遗产相关的干预的后果放置在一个更广泛的时间空间维度中来判断。如Rodney Harrison在《文化与自然遗产：批判性思路》（英文版书名为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中文翻译版预计将于明年出版）一书中提出，建立这一研究思路的目的并非去讨论已有遗产研究或保护工作的对错，而是提醒研究者及从业人员在判断及决策过程中不断反思及挑战已有的价值认知及理念，在思辨的过程中认识并探讨我们为何要进行遗产研究、采纳某种对策或干预行为的原因和目的、以及这些研究和干预给不同人群所可能带来的影响(Harrison, 2013)。

思辨遗产研究协会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2010年前后成立的。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他山之石”（Heritage Across Borders），也正反映了思辨遗产研究致力于打破隔阂、兼容并包的主旨。会议囊括了上百个涉及不同学科、不同遗产类型、不同地区的分议题，吸引了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及遗产从业人员前来参会。会议提供了同一领域的研究者深入讨论某一些议题的机会，同时也提供了不同领域、不同专业的研究者和从业人员互相交流的场所。

个体局限与遗产“跨界”

遗产研究领域所涉及到的内容几乎涵盖了所有现代学科的范畴。这在一方面反映了遗产学科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同时也反映了研究遗产及从事相关行业工作所面临的困难。目前并没有一套成型的学科体系能囊括与遗产研究及保护相关的所有内容，任何一个学科既可与遗产发生联系，又无法解决与遗产相关的所有问题。传统遗产研究中学科的专业化区分及世界遗产和国家遗产管理体系等对遗产类型的强调加大了不同类型遗产研究之间的隔阂。遗产研究的这一多学科特性已被不少国内外学者所认识到，并尝试探索归纳出一套符合这一特性的研究方法，如由Marie Louise Stig Sørensen 及John Carman主编的《遗产研究：方法及途径》一书中所收纳的涉及到多种学科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遗产的研究方法及思路(Sørensen & Carman, 2009)。本次的会议从参会者多学科的背景到话题的多样性均让我开阔了视野，也呈现出遗产研究的乐观前景。

同时会议过程中的观察也让我不断对自身的研究和工作进行思考。作为个体，我们的教育及专业背景、所掌握的专业知识的程度，以及我们在遗产研究和实践过程中常常扮演的多重角色，均会影响到我们个人对遗产的价值判断，这或许是我们作为个体无法脱离的限制。在面对多学科及多面性的议题时，这种限制就显得格外明显。会议过程中聆听不同主题的发言并与各领域研究者之间的讨论和交流成为了对每个个体自身专业局限的挑战。这种挑战反映了要达到遗产研究和实践中的多学科融合，把各领域的研究者和从业人员聚到一起仅仅是对话的开始。思辨遗产研究的思路，正是不断地提醒我们在研究和实践过程中对这种限制要有自我意识，从而引导我们在行动与决策时主动寻求多学科、跨领域、跨文化的交流合作，在集体层面上克服个体限制。此外，作为从业者和研究者，我仍然坚信理论研究与实践在遗产学科中是无法分割的，如何使两者之间能互相促进、共同发展，除了更多地举办这种囊括多元化议题的国际会议之外，或许还需要营造出更多的平台让学术研究与行业的从业者，包括管理人员乃至更广泛的公众，可以平等开放地交流。

遗产研究理论与行业实践的对接

在遗产领域所关注的内容越来越广泛的同时，作为研究遗产或从事遗产行业的大部分“遗产专业人员”（heritage professionals），包括本人在内，也常常对自我定位产生疑问——例如“我研究的课题是否会对我的研究对象产生影响？”，“我的学术研究会在/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在行业内工作中的决策？”，或“我的专业知识是否足够支撑我的工作决策？”等等。会议中在“遗产：理论与实践”的大主题之下有好几个分主题集中讨论遗产的“专家”与“专业人员”在遗产研究和实践中的角色及专业性的问题。参会人员中既有在理论研究领域著作颇丰的学者，也有从事多年遗产管理或相关实践的“行业专家”，还有更多的是身兼多重角色的遗产专业人员。很多发言和会下的交流也涉及到遗产理论研究与实践对接之间的挑战问题。

会议中有一段小插曲或许能从侧面反映出遗产理论研究与行业实践需求之间的关系。某一场分主题的其中一个发言是关于杭州大运河保护与发展中所呈现的遗产化过程中的民族主义。该研究主要通过运用“权威化遗产论述”（Authorised Heritage Discourse，以下简称AHD）(Smith, 2006)的理论探讨大运河保护发展过程中这种论述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对当地的居民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发言过后的提问环节中一位参会的大运河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向该研究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希望研究者能就大运河的保护工作提出一些建议。面对管理人员诚恳的提问，研究者表示自己其实无法在此问题上提出明确的建议。事实上，“如何能让大运河被更好地保护”并非这位研究者进行这项研究时主要希望回答的问题。该研究运用AHD理论对大运河的遗产价值的赋予过程及其保护和发展本身的合理性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尽管并没有明确地判断其“对错”）。从这一角度来看该管理部门的工作也是这一研究的研究对象，研究者通过采访及调查了解到的信息来分析回答研究问题，并没有要直接通过此研究的成果影响其研究对象（如大运河管理部门的工作）的意图。另一方面，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其实也很容易理解：这毕竟是他们每日要面对的工作。他们并不会去质疑自己工作的目的——即“保护好大运河”。然而他们的工作恰恰是会直接影响到该遗产及其周边的环境及人群的。作为从业者和管理人员，常常希望学术研究的成果能协助他们做出“更好”的决定。这不禁让人反思，遗产研究中所探讨的问题是否需要/如何能反映到我们对遗产的干预中呢？这其中是否还缺了一些“翻译”的过程？而这翻译的角色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性别平等与地域多元

大会期间还进行了思辨遗产协会的常规会议，主要讨论协会日常管理工作并对一系列相关的提案进行表决，同时也提供让协会会员对会议或协会提出建议的机会。在提议过程中一些参会者提出本次会议从主题演讲人到参会者的组成中都反映了地域、性别、年龄多元代表性的不均衡。

尽管这些讨论并非在本次会议学术环节之下发生，这些建议的提出事实上反映了在遗产研究及行业实践中仍然对多元和平等重视不足的问题。思辨遗产研究的主旨恰恰主张在对待遗产时要扩充视野，考虑到边缘人群或弱势群体的代表性问题。会议的其中一个大主题乃至其中一位主题演讲人的发言便是以遗产与社会公义为讨论焦点的。参会者对于本次会议主题演讲人的组成所提出的疑议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不仅在学术研究时要呼吁平等和多元，且更重要的，是在遗产行业的每日实践中身体力行。

作者：谭镭

目前为英国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威尔士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东亚木结构建筑的可持续保护。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及比利时鲁汶大学雷蒙·勒迈尔国际保护中心，发表文章主要涉及建筑遗产的保护利用、遗产旅游及可持续发展、遗产保护的公众参与等方面。

参考文献：

1. Harrison, R., 2013. 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 1st Edition ed. Oxon: Routledge.

2. Sørensen, M. L. S. & Carman, J., 2009. Introduction: Making the means transparent: reasons and reflections. In: M. L. S. Sørensen & J. Carman, eds. Heritage Studies: Methods and Approaches. s.l.:Routledge, pp. 3-10.

3. Smith, L., 2006. Uses of Heritage. 1st Edition ed. Oxon: 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