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议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9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4讲）《德国考古研究院在非洲的考古工作》讲座纪要
主讲人 Jörg Linstädter副所长
约克•林施塔特（Jörg Linstädter）博士讲到：
德国考古研究院于1829年4月21日成立于罗马。现在共有350名工作人员，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考古工作。研究院下设考古所（分两个系统），分布在12个国家。根据章程，研究院从事的主要工作包括：科学研究、科研基础设施的建立与维护（图书馆、档案室、办公室等）、出版刊物、能力培训、文化遗产管理和非法发掘活动记录。
主持人 刘国祥研究员
在非洲，德国考古研究院总共有约30个项目正在进行中，工作内容从田野发掘、文物修复、刊物出版、培训教育、调查研究到可持续性旅游，多种多样。这些项目由院里五个考古所分管，关注点各不相同。为更好地沟通、协调这些项目，2014年，德国考古研究院专门成立了“非洲跨区域协作”平台（TANA），管理的工作包括独立项目、合作项目和全体成员都参加的活动（如举办年会、研究理念的拓展、学术交流、公共关系、外界筹款等）。
协作平台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项目的专家聚合在一起。为此，我们每年都在合作国家举办年会。年会期间，通过相互交谈、共同制定项目计划、举办讲座、参观遗址等，为专家、学生和文保政策制定者提供相互交流、学习的机会。除自身常规活动外，平台还积极参加在非洲举办的各类考古活动，如在开罗举行的学术研讨会。
第二项任务是能力培训。这种能力培训的对象不是只针对大学生。考虑到有一部分对教育或培训感兴趣的人不能亲自参加，我们又建立了一个非洲考古和文化遗产网络学习平台。平台由德国考古研究院和非洲、欧洲的合作单位共建，以学生、大学老师和文保政策制定者为主要受众，公开、免费。
第三项任务是文化遗产的科学管理，这在我们所有研究项目中都有所体现。“非洲跨区域协作”平台成员定期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与各方专家交流经验。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委员会----国际考古遗产管理科学委员会（ICAHM）与非洲世界遗产基金（Global African Heritage Fund）合作，共同创建了“非洲倡议”项目（African Initiative），帮助非洲国家申请世界遗产地。
第四项任务是帮助当地完善科研基础架构工作。在斯威士兰国家博物馆文物库房，我们发现了大量以前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全部打包堆放，未加整理，未登记造册。于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与当地有关部门合作，帮助该馆搭建文物展架、整理出土文物，并为所有藏品建立了数据库。整理文物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200多处遗址，但很多遗址的名称和具体地理位置不详。今年这项工作将继续进行。
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最大的热情还是做研究。去年我们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介绍了所有德国考古研究院近些年在非洲所做的考古项目。大家若感兴趣，可以从德国考古研究院官网上下载电子版。下面我就选几个项目做个简要介绍。
第一个要介绍的是我所在的波恩考古所负责的“摩洛哥里夫东部地区”考古项目，始于1994年，主要研究该地区自中石器时代直至中世纪期间人类的生活，重点放在中石器时代、更新世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由食物采集向食物生产的转变）。德国-摩洛哥联合考古工作队负责所有的田野发掘，同时开展对年轻学生的培训工作。该项目缘于1994年的一次联合考古调查，由德国考古研究院波恩所和摩洛哥文化部下属国家考古遗产研究所共同完成，总指挥是约瑟夫•艾万格（Josef Eiwanger）和阿贝德萨拉姆•米克达德（Abedessalam Mikdad）。在过去的25年里，陆续有新的合作伙伴加入项目中来，包括德国和西班牙的一些大学，如德国图宾根大学。
我们研究的区域范围北到地中海，南到盖尔斯夫（Guersif），西至瓦德克特河（Qued Kert），东至木卢亚河（Moulouya）。这一地区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除查法里纳斯群岛（Chafarinas Islands）一处露天遗址和著名的Taforalt洞穴遗址外，梅利利亚半岛（Melilla Peninsula）以南的广大地区基本没有做过考古工作，是一片空白。
经过我们的努力，到目前为止已知遗址200多处，主要包括洞穴遗址、露天遗址和墓葬封土堆。确定遗址分布情况的主要依据，一是环境条件，一是考古调查。遗址分布的大致规律是：洞穴遗址集中在格鲁阿欧平原（Gerrouaou）喀斯特地貌区和梅利利亚半岛东海岸，而露天遗址则主要保存在木卢亚河谷下游冲击扇地带。北部沿海洞穴遗址主要是在配合新沿海道路基建工程所做的调查中发现的，沿木卢亚河谷分布的露天遗址则是在2006-2009年做一个地质考古科研项目时发现的，当时发掘遗址20余处，发掘资料已发表。
中石器时代阿玛洞穴遗址（Ifri n’Ammar）是我们最重要的发掘项目之一。发掘工作始于1996年，由约瑟夫•艾万格（Josef Eiwanger）和阿贝德萨拉姆•米克达德（Abedessalam Mikdad）主持。堆积层厚6米余，校正年代距今17万1千---3万年。出土上千件独特的人工制品，如有孔织纹螺贝壳、赫石等（距今约8万3千年），反映出当地智人（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的生活。
另一处非常重要的遗址是乌达町洞穴遗址（Ifri Oudadane）。2005年在约瑟夫•艾万格（Josef Eiwanger）和阿贝德萨拉姆•米克达德（Abedessalam Mikdad）带领的一次沿新沿海道路所做的调查中发现。新修的道路把洞穴遗址和大山分隔开来，遗址上覆盖厚厚一层施工渣土。洞穴的个别地方尚能看到渣土覆盖前的形态，但整个原始样貌已难以确定。最上面土黄色地层即为施工渣土堆积。
大约在距今7600年—5000年，陶器出现，这是当地开始进入生产型经济的标志。对动物骨骼的研究表明，当时已有了羊，但驯养动物的比例最多不超过10%。古植物学和孢粉学在研究中也很重要。2010年，我们克服种种困难，开始对发掘现场全部沉积物做浮选工作。目前已获得大量种子（主要是野生物种）。非常幸运，这些种子中还包含有栽培物种，如小麦和大麦；豆类里的豌豆和小扁豆也被甄别出来。目前初步研究结果表明：该遗址出土非洲最早的农作物；最重要的栽培物种在摩洛哥和欧洲南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同时出现；但是栽培比例不超过1%。
这是乌达町洞穴遗址的花粉数据图表。最右侧黑色部分代表乔木，灰色部分代表灌木。图中红线表明，至距今7600年前也就是新石器时代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些树种急剧减少。图中人类种群分类数据（左侧）和孢子数据（中右侧）显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谷物和人类种群数量有一个突然的增长。遗址所含孢粉数量增多，说明农业生产活动离遗址不远。同时，动物粪便上生长的菌类数量也在增长。这些粪生菌类是动物被圈养在洞穴中的证据。
根据数据，我们可以解读这一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全新世中期的发展过程。在冰河时代晚期，狩猎采集者集中在内陆地区。到全新世早期，这些人也在沿海地带定居，并开始利用海洋资源。沿海定居的族群可能与欧洲沿海地区生产食物的族群建立了联系。受到非洲潮湿期晚期气候开始变干旱的影响，该地区文化结束。那么，食物生产的开始是否也是受气候和环境变化的影响呢？但环境资料显示在距今7600年左右气候和环境并没有变化。
那么在那段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是有外来族群迁入还是当地族群接受了新技术？要想搞清楚这一点，首先要确定当时当地族群的发展是否具有连贯性，这就必须仔细分析出土器物，尤其是那些在很长时间内被持续使用的器物。而当时出现的新物品或由新技术制造出来的器物则不适用，因为新的东西有可能通过外来族群的迁入、族群之间的贸易等出现在这一地区，但它并不能证明某一族群一直生活在这里。石器是最合适的研究对象。通过对石器工具进行分析，发现无论是所使用的原材料、石器打制技术还是石器工具种类等，都清楚地显示出当地居民生活的连贯性。所以，他们在保持原有生活状态的基础上，逐渐接受了外来技术，如制陶、种植等。
2001年，布鲁斯·史密斯（Bruce Smith）在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低水平食物生产”概念，很好地解释了从食物采集到食物生产这个漫长而复杂的转变过程。他特别强调这个过程中的中间阶段，他称之为“中间地带”。他在论文中解释了为何很长时间看不到这个“中间地带”。但是早期的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e）提出的“新石器时代革命”概念，却认为这种转变是一个迅速发生的过程。
史密斯用模型的形式阐述了他的观点，向农业过渡的过程就像翻越山脉，翻过山头，到达农业社会。图中最左侧浅灰色区域代表狩猎采集时期；最右侧深灰色区域代表种植栽培时期；中间半浅灰半深灰区域代表“中间地带”，是各种食物获得方式的混合区，其中左半边有狩猎、采集、渔猎，但没有动物驯养和作物种植，右半边则已出现驯养和种植。
大家已知，新石器时代文化到达这一地区的时间大约在距今7600年，但动物驯养和作物种植并没有在当地经济中迅速占领优势地位，狩猎、采集、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等方式仍均衡存在。
我们还发现，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从早期至晚期的时间轴恰与植被减少程度由小到大的变化相吻合，这正好发生在我们称之为“野生粮食作物主导阶段”，也就是史密斯观点中提到的“中间地带”。再结合这一地区半干旱的气候条件和动态环境变化，我们认为这种均衡组合式经济模式应当是当地族群为规避恶劣气候和环境条件下食物短缺风险而做出的最佳选择。
阿尔及利亚：从2013年开始，德国考古研究院罗马考古所在所长奥特文•达利（Ortwin Dally）的带领下，协助歇尔谢尔国家博物馆对展览进行重新设计。该馆拥有约400件精美的罗马雕塑。藏品图录出版后（4卷，Christa Landweh编著，1998-2008），受到瞩目。计划出版论文集，为所有藏品添加考古背景资料。
突尼斯：目前有一支柏林总部派出的工作队，主要在西北地区做发掘。自1965年起，德国考古研究院与突尼斯国家遗产研究所（INP）开始就斯米托斯（Simitthus）（今奇木图Chimtou）古城的研究开展合作。
研究重点是古大理石采石场及周边工地宿舍，还有古城本身的历史。这是著名的罗马万神殿，拥有2000年的历史。成千上万的人参观过这座建筑，但是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些漂亮的淡黄色大理石来自于北非。即来自于突尼斯的斯米托斯。项目将研究采石场的开发利用过程、建筑构件的预制以及经麦捷尔达河（Medjerda）、地中海直接到达罗马的水上运输情况。
第二个德突合作项目是迦太基古城遗址，始自1983年。项目调查了古迦太基时期至古代晚期该地区古老城市的发展变化。近几年，项目的关注点是罗马圆形剧场。
大家可能一眼就看出，我们在非洲大陆的工作，主要还是集中在埃及。这是因为德国考古研究院在非洲只有一个研究所，那就是成立于1929年、历史悠久的埃及考古所。
在埃及，我们做过的最早的项目之一始于1969年，对阿斯旺周边地区进行了考古发掘，首先做的是象岛（今埃及南部）。象岛（包括罗马时期居住遗址）坐落在尼罗河第一瀑布北边、今阿斯旺对面。岛上保存有自公元前3300年开始绵延不绝的人类生活遗迹，包括村落、神庙、墓地等。
由于以前的下努比亚现在已经几乎被阿斯旺大坝淹没，象岛就成为仅有的几个出土著名的努比亚陶器的地方之一。在象岛发现这种独特的陶器，说明当时与努比亚有贸易往来，或当地有努比亚人出现。除陶器外，还发现了努比亚士兵墓葬，随葬的有努比亚传统的象牙手镯。他们均为弓箭手，在埃及军队当兵。
除在军队效力外，努比亚人也融入到埃及的普通社会生活中，这在基波林（Gebelein）石碑上有文字记载。努比亚人保持他们自己的着装打扮，以此显示他们的充分自信和文化自觉，但是他们死后却按照埃及丧葬习俗下葬，看上去已在一定程度上被埃及文化所同化。
苏丹：德国考古研究院在苏丹也有好几个考古项目，其中之一是麦罗埃王国时期（Meroitic）哈马达伯古城（Hamadab）考古调查。古城年代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后3世纪。调查目的是希望了解城市建筑结构和使用历史。目前关注麦罗埃王国的城市生活、风俗文化、居民日常等方面，以及库施王国晚期人们的生活状态。
麦罗埃王国（库施王国），与后期埃及、罗马帝国和东边兴起的阿克苏姆王国为邻（约公元前1000—公元后350年）。它控制尼罗河谷中段以及向东、向西的大草原地带。
哈马达伯古城面积5公顷，离当时的首都麦罗埃非常近。在尼罗河中游沿岸人口密集地区，它是几个城镇定居点之一。遗址保存状况良好，发掘简便易行，被认为是研究大麦罗埃区居住遗址最好的案例。
哈马达伯城区分为两部分。上城有围墙环绕，105×105米，城内有行政建筑若干、神庙一座、居住区若干。南部是郊区，开放式，没有围墙，也建有很多居住区，还有若干工业区。
居住区人口密集，各街区之间以狭窄的胡同相隔。房子一般有好几间屋，用泥砖建造，住的是工匠和他们的家人，工匠在家里完成小型手工艺工作，大型生产则集中在城边工业区，那里发现有炉址和窑址。
城市有城墙、城门和多层房屋建筑。居住区的发掘获得很多出土器物，包括陶器、磨盘、小泥塑、铁质工具、纺坠、织机坠等，反映出当时的日常活动，如做饭、碾磨作物等，还有手工制作如纺线、织布等。在遗址中发现的窑址、矿渣堆、生产设备组件、玻璃器等，说明当时已开始冶铁、锻造、制作陶器、玻璃器。距哈马达伯不远就是著名的麦罗埃金字塔。对金字塔的研究项目由苏丹文物博物行政机构负责，结合考古研究和遗址管理。项目使用了德国考古研究院柏林总部所藏弗雷德里希汉高生前收集的大量档案资料。
多年来，德国考古研究院东方考古所一直在研究阿拉伯半岛南部的赛伯伊文化。在这里，自2009年起，他们开始研究赛伯伊文化在非洲的分支，即埃塞—赛伯伊文化。耶哈遗址是这个族群建立的城市中最重要的一个。工作重点是遗址发掘和埃塞—赛伯伊建筑的重建，同时研究非洲的分支文化与阿拉伯半岛南部母体文化之间的关系。
德国考古研究院柏林总部设有自然科学研究所，他们也积极参与非洲的工作。在这里简要介绍两个项目。一个项目是孢粉研究：科隆大学学者从乍得北部遥远的撒哈拉约阿湖中提取沉积物样本，植物学者莱德尔尼夫（Reinder Neef）和米歇尔迪尼尔斯（Michèle Dinies）研究样本的花粉记录，以便重建当地气候和环境变化以及绿洲经济的发展过程。
另一个项目是树木年轮学研究：自2015年起，树木年轮学者何无为（Karl-Uwe Heussner）和弗朗西斯卡斯劳塔（Franziska Slotta）开始分析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地区的猴面包树。这种树遍布南非大地，树龄可达2000年，极大丰富了陆地气候和环境数据库资料。他们采集多个样品，以充实当地的树木年轮学数据库，同时进行同位素分析。
在新近开始的工作中，有一个项目专门研究非洲南部科马提河（Komati River）下游地区（今南非、斯威士兰、莫桑比克境内）。主要研究石器时代晚期最后的狩猎-采集族群（桑人San）和游牧族群（科伊科伊人Khoekhoe）与早期铁器时代最早的农耕族群（EIA）之间的联系。工作重点是发掘与铁器时代聚居区有关联的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以便研究共存现象和知识的传播途径。
发掘工作从2017年开始，地点是南非东部姆普马兰加省（Mpumalanga）的多恩考普豪猪洞穴遗址（Doornkoop Iron Pig Shelter）。目前已调查了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第13个千年、第19个千年和铁器时代晚期的遗存。2018年夏，当德国正在遭受长久的热浪袭击时，我们已经来到南非凉爽的高地，开始对发掘出土的上千件石器进行分析。虽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结果已经呈现出来，比如这一地区狩猎-采集文化中石器打制技术和原材料供给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斯威士兰的工作在前面已有介绍。除了帮助当地完善科研基础设施外，我们还与当地合作伙伴一起开展科研项目。在开始考古发掘前，我们走访当地专家学者，并一同进行考古调查。目前已知的202处遗址信息中，有108处是通过整理文物获得（但遗址地点不详），有94处是通过调查获得，其中包括49处岩画遗址、45处其他类型遗址。邀请斯威士兰同事到德国访问也是合作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因为担心遗址可能被迅速破坏，目前已确定先发掘两处。一处是恩格温亚矿山（Ngwenya Mine）中石器时代文化层和赭石开采遗迹。碳十四测年为距今4万年以上，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矿址。第二处是恩格姆贝尼（Ngambeni）石器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遗址，正面临着盗掘和腐蚀的危险。
我们在非洲南部最新的科研项目是在莫桑比克。历史的原因造成这个国家在公共建筑和文化基础设施方面发展较慢，而传统习俗倒是保留了很多，比如在我们开始发掘前，必须得先祭拜祖先。
工作先从调查一处含有中石器时代、石器时代晚期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层的洞穴遗址开始。根据调查结果，给遗址3D建模（初步）。
第二处遗址在地表，因为周围集中分布着早期铁器时代遗存，所以很容易发现。这里可能是一处少见的2000年前的聚落遗址，那时正是班图族人（Bantu）在这里定居。为了验证这个假设，我们利用地磁学来对这一区域进行探查。探查提供了大量有意思的信号，但要进一步确定则还需进行考古发掘，已安排在2019年的发掘计划中。
讲座现场
最后，我再介绍一项新的大型科研项目，名为“相互关联的非洲----热带雨林和地中海之间非洲内部之关系”，由德国研究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为该基金会优先项目，为期六年。
之所以做这个项目，是因为目前国际上对非洲考古的研究仍以早期欧洲先入为主的观念为强，认为非洲文化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实际上非洲是许多文化和技术创新的发源地，比如制陶、冶铁、热带作物的种植栽培（秫、非洲稻、稷、咖啡及其他）。非洲内部关系对非洲人类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冲击力比我们以前认识到的要大的多。因此，该项目重点关注非洲内部的互动，以便审视北非地区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产生的多层次、多方面的关系。项目于2018年12月正式开始。
综上所述，德国考古研究院在非洲大陆开展了很多考古工作项目。我们期待着令人兴奋的研究成果。图中红点代表“非洲跨地区协作”平台管理的项目；黄点代表德国研究基金会资助的“相互关联的非洲”项目。
刘国祥研究员为Jörg Linstädter颁发讲座嘉宾聘书
受陈星灿所长的委托，刘国祥研究员对Jörg Linstädter副所长应邀到考古所演讲表示感谢，德国考古研究院在非洲的考古工作取得的考古成果令人瞩目。与会嘉宾们也就Jörg Linstädter副所长的讲演提出问题，并进行了热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