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张忠培先生（1934—2017年）是中国当代考古学的主要领导者和导师之一。张先生为探索人类历史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学界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财富。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考古学思想仍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指引中国考古学与文物保护事业继续奋力前行。 张忠培考古学思想始于马克思主义，立足中国大地，植根田野考古，创新研究方法，定位学科发展，求索文明历程，引领文保理念，指导人才培养；既从实践上构建了中国考 ...

2017年7月5日，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辞世，文博、考古界陷入巨大悲伤中。

张忠培先生（1934—2017年）是中国当代考古学的主要领导者和导师之一。张先生为探索人类历史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学界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财富。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考古学思想仍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指引中国考古学与文物保护事业继续奋力前行。

张忠培考古学思想始于马克思主义，立足中国大地，植根田野考古，创新研究方法，定位学科发展，求索文明历程，引领文保理念，指导人才培养；既从实践上构建了中国考古学关于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国家形成等课题的宏大体系，又于理论上论述了中国考古学的基础方法、研究对象、学科局限等基本范畴，更在根本上阐明了中国考古学从哪里来、走过的路、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他发现、提出、践行了“传承、吸收、融合、创新”的文化演进规律，实事求是地揭示了古代遗存的内在联系，阐释并总结成符合中国具体实际又体现着人类发展共同规律的“文化演进论”“社会发展论”；他尊重和把握规律，传承发扬、不断创新，提出了指导考古学发展的“考古方法论”；他倡导将考古工作纳入到文物保护体制中来，提出了引领文物保护理念的“遗产保护论”；他导人思考、激发智慧、言传身教、甘当人梯、培养人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考古教育论”。先生坚持真理独立思考，开放兼容反对教条，开辟出具有坚实基础、富有深厚底蕴的中国考古学之道。

张忠培考古学思想来源于实践，经过了实践的严格检验。他以宽广无私的学术胸怀、高屋建瓴的学术布局、辩证睿智的学术智慧，为中国考古学注入了灵魂。理论是思想的体现，方法是理论的延伸；个案研究应用了方法，支撑着理论。他始终亲自实践，进行了大量的个案研究；始终尊重规律，科学地创新了研究方法；始终实事求是，通过扎实的基础研究创建出系列学术理论。

田野考古是张忠培考古学思想的不竭源泉。他始终深入田野考古第一线，坚持“让材料牵着鼻子走”，在系统构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既符合中国具体实际又体现人类共同规律的文化演进论，展现出考古学的中国深度。

一、深入实践的学术起点

1958年秋—1959年秋，张忠培先生参与主持了渭河下游的陕西华县、渭南两县的考古工作，试掘了老官台、南沙村等26处遗址，揭示出该地区前仰韶时代至东周时期的文化面貌［1］，重点发掘了华县元君庙墓地［2］、泉护村遗址［3］。这是他田野考古工作的开端。

张先生在这次田野考古工作中，进行了方法上的新探索。他完整揭露了元君庙墓地，显现出聚落研究的理念；使用某墓葬或灰坑在“某层下露出坑口”等术语把地层和灰坑、墓葬、窖穴等单位及其内部依土质土色区分出的堆积分为不同的层位，突破了当时流行的“某一地层所属单位”或“大文化层”的做法，为研究遗存共时的平面空间布局和历时的发展阶段贡献了客观精确的层位学方法。他从层位学提供的时间刻度出发，对比同一考古学文化各单位的器物组合，辨析具有分期意义的标准器形，以类、型、式的术语深入探讨遗存形态表达的功能、年代等意义及其文化源流、关系等问题，生动地体现了苏秉琦类型学的谱系思想。他在此次工作中产生了一系列新认识，确认了系半坡文化前身的老官台文化与河南发现的磁山、裴李岗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是年代相近的不同考古学文化；发现了晚于西阴文化的泉护二期文化，在元君庙和泉护村等遗址找到了半坡文化向西阴文化转变的线索，辨识出半坡四期文化。这些认识将李济先生揭示的西阴文化（即庙底沟一期遗存）、苏秉琦先生指称的开端庄“文化二”（即客省庄文化）等的谱系关系接续了起来，证实了“仰韶文化”的本地起源，认清了“仰韶文化”的内涵，建立起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面向内陆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也为后来阐释面向海洋的以磁山、裴李岗文化为源头的文化谱系埋下了伏笔；还提出了元君庙M451代表的遗存属“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认识。这些认识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及三代考古的重要基石。

二、中国考古的坚实基础

张忠培先生开展了大量田野考古工作，奠定了东北考古的知识基础，开创了“求大同、存小异”的考古合作模式。

1958—1960年，他在吉林市郊发现了西流松花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一”（即左家山下层文化）、“文化二”（即青铜时代的西团山文化）和“文化三”（即汉夫馀时期的东团山文化）［4］，并于1962年调查和发掘了含西团山文化的两半山遗址［5］。在嫩江流域的白城傲包山清理了三座“细石器文化”墓葬，辨识出长岗子和东山头两类青铜时代遗存［6］，并在1974年主持的大安汉书遗址发掘中确认了二者的相对年代，命名了“汉书一期”和“汉书二期”文化［7］。这些工作揭示出新石器时代的东北地区可划分为南、北两个文化区，确认了西流松花江和嫩江流域青铜时代的文化面貌。1971年，他在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主持了乌苏里江流域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发现了三江平原前仰韶时代的小南山文化［8］，并沿乌苏里江从饶河至虎林做了调查，发现了新石器时代至唐渤海时期的多处遗址［9］。1975年，他主持了黑龙江东宁团结遗址的整理工作，区分出团结文化和靺鞨文化［10］。同年，他还在内蒙古兴安盟和通辽市进行考古调查，认识到此地交织着嫩江流域、西拉木伦河、辽河、松花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他主持了奈曼旗沙巴营子城址的发掘，发现了战国晚期至西汉的遗存，为寻找年代介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和战国晚期之间的东胡遗存提供了参照［11］。1986年，他主持了黑龙江肇源白金宝遗址的发掘，揭示出嫩江流域夏至西汉时期的小拉哈文化、古城类型、白金宝文化和汉书二期文化［12］。1996—1998年，他主持了内蒙古赤峰大山前遗址的发掘，揭示出夏家店下层、上层和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强调以路土为线索寻找不同时期的古代地面［13］。1999—2001年，他任队长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对赤峰以西的阴河、半支箭河下游至英金河流域进行了区域性考古调查，本着“求大同、存小异”和让实践检验是非的态度，获得了700多处古遗址的资料，培训人才、探讨方法，成为区域性调查研究的范例［14］。

他领导了系列田野考古实践，在华北、西北等地树立了多个重要剖面，成为先秦考古的标尺。

1975年，他参与指导了湖北江陵县纪南城的考古大会战”，发掘了春秋中晚期到战国中期的松柏区30号宫殿建筑遗址［15］，使东周时期“南国第一大城”呈现在了世人面前［16］。1976年，他指导了河北燕下都的发掘，理清了易县商至汉代的文化面貌和燕下都遗址的分期。1979—1981年，他带领吉林大学张家口考古队，对河北张家口的筛子绫罗、庄窠、三关等遗址进行发掘，在蔚县境内壶流河沿岸展开考古调查和试掘，厘清了该地区仰韶时代至周以前的诸考古学文化面貌［17］，在苏秉琦描述的链接关中西部、晋北、内蒙古河套地区、冀西北和辽西地区的“Y”形文化带［18］的核心交接点上树立起重要的标尺，展现出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吸收融合与斗争的图景［19］。1980—1981年，他领导的晋中考古队，发掘了山西太谷白燕遗址［20］。1982—1983年，在山西汾阳、娄烦、孝义、离石、柳林进行了考古调查、试掘，发掘了汾阳杏花村遗址，建立起半坡文化，西阴文化，义井文化，白燕一期文化，杏花文化，白燕四期遗存，二里岗上层末期至殷墟时期，柳林高辿H1类遗存、东周时期遗存共计八期24段的文化序列，认识到太原盆地西周以前的考古学文化存在一脉相承的源流关系，预见到吕梁山区半坡至夏代早期文化的传承关系应与太原盆地一致，辨识出吕梁山区高辿H1类遗存的出现引起了该地与太原盆地文化发展的分野［21］。1987、1989年他任领队的忻州考古队两次发掘了山西游邀遗址，展示出忻定盆地龙山时代晚期以杏花文化侧装鋬手鬲为标识的游邀早期遗存被属永兴店文化的以正装鋬手鬲为代表的游邀中期和以正装鋬手高脖鬲为代表的晚期遗存代替的情形［22］，指出龙山时代后期与忻定盆地隔恒山相望的桑干河流域被吸收了游邀以高脖鬲为代表的文化及先商文化的某些因素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占据了”［23］。1987年，他任甘肃东灰山遗址考古领队，在河西走廊上揭示出一处夏商时期的四坝文化墓地，这次发掘发现的炭化麦粒、日晒砖等遗存加大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研究的信息量，为先秦时期“一带一路”区域的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点［24］。

先生指导了大量田野考古课题，足迹遍布长城内外、江河之滨，在全国各地辨识了大量新发现，为考古工作指明了方向，是中国田野考古的参与者和研究者，更是中国田野考古的重要指导者和带头人。

他将内蒙古发现的庙子沟文化置于西阴文化解体后的背景下，指出内蒙古中南部定将发现相当于马家窑文化时期连接西阴与庙子沟文化的遗存；认为庙子沟文化的庙子沟、阿善三期、海生不浪等类型的后继者演化成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勾画出内蒙古中南部仰韶至龙山时代谱系研究的蓝图［25］。2001—2009年，他组织内蒙古、陕西、山西的考古工作者，聚焦于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文化、生业与环境研究。在他的指导和推动下，陕西神木新华［26］，内蒙古岱海地区忻州窑子墓地、小双古城墓地、水泉墓地［27］，山西省吉县州川河流域［28］等的考古发现不断地被刊布出来，建立起河套地区后冈一期文化至东汉时期17个阶段的文化序列，填补了山西此区域考古学文化发现的空白，丰富了陕西和内蒙古的材料；生动地阐释了半坡文化向东挤压后冈一期文化、杏花文化与陶寺M3015类遗存的对峙等课题，提出了夏商时期的朱开沟蛇纹鬲遗存的源流，西岔、高辿、桃红巴拉等遗址晚商至战国时期遗存的发现对“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概念提出的挑战等问题；敏锐地发现使用朱开沟方体单把鬲的居民与殷墟晚期时的高辿H1遗存的居民的年代和文化谱系虽存在差距，但生业方式均与牧业相关，是研究河套地区牧业起源与发展的重点［29］。

先生从文明研究的高度出发，认识到良渚文化已迈入了文明的门槛，多次指导浙江良渚遗址的发掘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2007年1月22日，他在考察良渚葡萄畈现场后指出“良渚文化的玉器是中国玉器的代表，在国内空前绝后，在世界独一无二。无论是从全国还是从浙江的角度，文化遗产都不能缺了良渚文化这一环”［30］。2007年，他数次亲临第一线，为良渚城墙和城址的发现提出了关键性的指导意见。2007年11月16日，他提出要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持续性考古，要有“百年谋略、十年设想、三年规划”，成为良渚城址的发现、发掘和保护的指导思想［31］。1994年，他就指出，良诸文化的起始是在公元前第4千纪晚期，延续到公元前第3千纪前半［32］。2006年，他在上海召开的“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暨广富林遗存学术研讨会”上提出，年代上晚于良渚文化、早于马桥文化的“钱山漾一期文化”和“广富林遗存”可分别称为“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33］。这一认识在广富林遗址和钱山漾遗址第三、四次发掘中均得到验证，在环太湖流域进一步完善和建立起了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的编年序列，推动环太湖地区的考古学研究进入新阶段［34］。

2009年和2011年，他两次到江苏张家港东山村指导田野考古工作，认识到东山村崧泽文化遗存所表述的社会应是“良渚文明之源”，他认真对比东山村遗址具有西阴文化形态特征的马家浜文化尖底瓶（M97︰7）和具有本地文化特征的陶罐M97︰8）的质地，得出了两件陶器都是使用本地黏土制成的结论，得到了陶器化学成分分析的证明。他还指出，二者“是用不同批次的本地黏土（取土的具体地点或有区别）制作和不同窑次烧造的”，令陶器的研究进入了更贴近历史真实的具有“分子水平”的新领域［35］。他欣然为《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作序，成为他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序文。

上述仅撮举了张忠培先生的部分田野考古工作，无法涵盖他的田野考古历程。但是，我们可以窥见，他的田野考古工作生动地诠释了“挖一个好遗址”与“挖好一个遗址”的辩证关系。他通过一生的实践，为中国考古学总结出了代表中国水平的田野考古工作方法，被形象地比喻为“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相结合［36］。张忠培先生身体力行、创造性地开展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