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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诃耽与隋末唐初政治——固原出土史诃耽墓志研究之一

摘要: 《唐会要》卷六一《弹劾》云:“永徽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史诃担宅,监察御史韦仁约劾之。”这是史籍中关于史诃担的唯一一条记载,只是作为监察御史韦仁约劾不畏权贵的例证而出现,其生平事迹不详。1986年,史诃耽墓志在固原南郊出土,史诃耽的家族来源、在唐生活及仕宦履历,始清晰展现出来。由于史诃耽是一名在唐为官的粟特人,所以他的墓志一经刊布,就受到重视,中日学者研考、引用颇多。其中,罗丰 ...

《唐会要》卷六一《弹劾》云:“永徽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史诃担宅,监察御史韦仁约劾之。”这是史籍中关于史诃担的唯一一条记载,只是作为监察御史韦仁约劾不畏权贵的例证而出现,其生平事迹不详。1986年,史诃耽墓志在固原南郊出土,史诃耽的家族来源、在唐生活及仕宦履历,始清晰展现出来。

由于史诃耽是一名在唐为官的粟特人,所以他的墓志一经刊布,就受到重视,中日学者研考、引用颇多。其中,罗丰先生贡献最大他的《固原南郊隋唐墓》1书,不但详细地介绍了1982-1987年固原南郊八座隋唐墓葬的形制、出土遗物、墓志、壁画、石刻等,是准确翔实的八座墓葬考古发掘报告,而且对这些新资料进行了深入研讨、细致分析,提供了考古报告和学术专著相结合的成功范例。该书释录了固原南郊出土史氏家族墓志,并逐句详细注释考证,其考释和解说,成为中外学者利用这批资料的基础。本文分析的史诃耽墓志,也主要以此书为基础。之后,罗丰先生继续修订旧作,在2004年出版的《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考古》一书中,对史诃耽墓志录文进一步修订2,更为准确。此外,《全唐文补遗》第7辑也著录了这方墓志的录文。3日本学者荒川正晴4、山下将司5以之研究粟特聚落和贸易、粟特人存在形态等,将氏一族墓志置于北朝隋唐粟特入居中原的大背景下,也推进了史诃耽墓志本身的研究。2004年以来,日本粟特墓志研究读书班发表了史射勿6史诃耽7、史道洛8、史铁棒9、史索岩10等墓志的系列译注,综合了中日学者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解读固原出土史氏系列墓志,为粟特墓志研究的最新成果。

经过中日学者从各个层面的努力,史诃耽墓志研究不仅成果丰富,而且对墓志本身探讨逐渐深入,解读日趋准确,墓志意义也得到充分发掘,史诃耽家族来华经过及史诃耽在隋唐仕宦经历,逐渐清晰起来。本文在中日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继续补充考释史诃耽墓志,主要探讨史诃耽归唐的过程,并考释史诃耽与唐前期政治的关系。

一、史诃耽与“平凉奴贼”

《唐故游击将军、虢州刺史、直中书省史公(诃耽)墓志铭并序》记载了史诃耽降唐的经过,其文云:

君讳诃耽,字说,原州平高县人,史国王之苗裔也……隋开皇中,释褐平原郡中正……属隋祚栋倾,蝟毛俱起,黠贼薛举,剖斮豳、岐。拥豕突之奇兵,近窥京辅;假狐鸣以挺祸,充仞王畿。高祖太武皇帝建旗晋水,鞠旅秦川。三灵之命有归,万叶之基爰肇。君遂间行险阻,献款宸极。义宁元年,拜上骑都尉,授朝散大夫,并赐名马锦彩。特敕北门供奉进马。武德九年,以公明敏六闲,别敕授左二监,奏课连最,简在屡闻。

据墓志,知史诃耽在隋朝担任过乡官――中正。墓志中的“平原郡”,可能是“平高郡”之误。《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原州云:“后魏太武帝太延二年于今县理置平高县,属平高郡。隋开皇三年罢郡,以县属原州。大业三年,以原州为平凉郡。” 开皇三年(583年)十一月废郡11,史诃耽所任,应是原州平高县正(隋文帝避其父杨坚讳,给中正为正),志文中称“平原(高)郡中正”,乃沿袭旧称,并不确。开皇十五年(595年),“罢州县乡官”12,史诃耽短暂的县中正官生涯也在此时终结。据其墓志,史诃耽应生于开皇四年(584年),任县正时可能刚刚十岁出头,可见隋乡官选任之一斑。

罢黜乡官后,年轻的史诃耽可能赋闲在原州(平凉郡),直到隋末,他才再度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史诃耽与隋末兴起的唐政权建立联系,与平凉郡归唐直接相关。关于平凉归唐,史籍有所记载,即:义宁元年(617)年十一月壬戌(15日)李渊入长安,拥立隋代王为皇帝,改元义宁之后,乙丑(18日)平凉郡派使请降。十二月,平凉郡守张隆亲自来降。《资治通鉴》卷一八四义宁元年条云:

(十一月)壬戌,李渊备法驾迎代王即皇帝位于天兴殿,时年十三,大赦改元,遥尊炀帝为太上皇。甲子(17日),渊自长乐宫入长安,以渊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改教称令,日于虔化门视事。乙丑,榆林、灵武、平凉、安定诸郡皆遣使请命。

(十二月)乙未(19日),平凉留守张隆,丁酉(21日),河池太守萧瑀及扶风汉阳郡相继来降。

史诃耽墓志中的“君遂间行险阻,献款宸极”,表明其亲历了从平凉冒险东行的路程。由于当时河西被薛举占据,平凉受到威胁,自平凉降唐,可以称为“间行险阻”。平凉留守张隆独守孤城,坚不降薛举,固原出土史索岩墓志可以为证。志文云:

大业九年,又授公平凉郡都尉。自炎历数极,隋纪告终,逐鹿者多瞻靡定,纵莽卓之事刘汉室,夷羿之倾覆忧家,未足辟此。奸回方兹,昏乱由是。九州百郡,称帝称王,各署衣冠,俱行正朔。公资忠殉节,固守危城,耻面伪庭,确乎不拔。义宁二年,献款宸极,武皇帝拜公朝请大夫,兼授右一军头。仍与平凉太守张隆,同讨薛举。13

张隆在义宁元年十月降唐,留在平凉坚守的部将史索岩等在义宁二年才归唐,授唐官职。史诃耽在义宁元年“献款宸极”,当是离开平凉,“间行险阻”至唐的结果。据《通鉴》,义宁元年十一月乙丑平凉“遣使请命”句,不难推知张隆曾派使至长安,史诃耽是否即是这次所遣之使呢?答案应是否定的。因为志文所谓的“献款”,是在“高祖太武皇帝建旗晋水,鞠旅秦川”之时,唐尚未入主长安。据此,史诃耽降唐的时间,显然比平凉遣使归附的时间更早。

    史籍中的“平凉奴贼”,颇值注意。《资治通鉴》卷一八四义宁元年九月条略云:

(李)渊从弟神通在长安,亡入鄠县山中,与长安大侠史万宝等起兵以应渊。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园为盗,有众数万,劫前尚书右丞李纲为长史,李氏使其奴马三宝说潘仁,与之就神通,合势攻鄠县,下之。神通众逾一万,自称关中道行军总管……李氏又使马三宝说群盗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皆帅众从之……西京留守屡遣将讨潘仁等,皆为所败……李氏徇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众至七万。左亲卫段纶,文振之子也,娶渊女,亦聚徒于蓝田,得万余人。及渊济河,神通、李氏、纶各遣使迎渊,渊以神通为光禄大夫,子道彦为朝请大夫,纶为金紫光禄大夫,使柴绍将数百骑并南山迎李氏。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及关中羣盗皆请降于渊,渊一一以书慰劳授官,使各居其所,受敦煌公世民节度……李氏将精兵万余世民于渭北,与柴绍各置幕府,号“娘子军”。

先是,平凉奴贼数万围扶风太守窦琎,数月不下,贼中食尽。丘师利遣其弟行恭帅五百人负米麦持牛酒诣奴贼营,奴帅长揖,行恭手斩之,谓其众曰:“汝辈皆良人,何故事奴为主,使天下谓之奴贼!”众皆俯伏曰:“愿改事公。”行恭即帅其众与师利共谒世民于渭北,世民以为光禄大夫。

“平凉奴贼”在义宁元年九月,被投靠李渊女(柴绍妻)的丘师利之弟丘行恭收编,成为李世民的部下,受李渊官命,正式“献款宸极”。据《通鉴》,义宁元年九月丙寅(18日),李渊遣“敦煌公世民帅刘弘基等诸军数万人徇渭北,慰抚使殷开山等受其节度”,“平凉奴贼”正是这时归附李世民。史诃耽是否是有可能为数万的“平凉奴贼”中的一员呢?

“平凉奴贼”,为隋末称为“奴贼”的反隋势力中的一枝。“奴贼”最早起于灵武。《隋书》卷四《炀帝纪》云:

(大业九年正月乙未)灵武白榆妄,称“奴贼”,劫掠牧马,北连突厥,陇右多被其患。遣将军范贵讨之,连年不能克。

据《通鉴》卷一八二大业九年《考异》,灵武贼帅之名当从《略记》作“白瑜娑”,当是西域胡人。也许由于这支队伍的组成多以胡人为主,时人谓之“奴贼”。

“奴贼”善战,势力不断壮大,将进攻矛头指向陇右监牧。《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记载隋末形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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