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田野考古发掘之重要性刍议

摘要: 在考古学日益发达,门类日益众多,队伍日益壮大的今天,我提田野考古发掘这个考古学的基础问题似乎不合时宜,但我觉得越是在这种时候,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考古学的根本所在,如何更科学地获取田野考古第一手资料才是更需要重视的根本,只有这样我们的考古事业才能更加健康地蓬勃发展。中国近现代考古学走的是田野考古学的路子,因此田野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根基。田野考古的教学实习,不仅是大学本科阶段的最重要内容,而且也是 ...


在考古学日益发达,门类日益众多,队伍日益壮大的今天,我提田野考古发掘这个考古学的基础问题似乎不合时宜,但我觉得越是在这种时候,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考古学的根本所在,如何更科学地获取田野考古第一手资料才是更需要重视的根本,只有这样我们的考古事业才能更加健康地蓬勃发展。

中国近现代考古学走的是田野考古学的路子,因此田野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根基。田野考古的教学实习,不仅是大学本科阶段的最重要内容,而且也是研究生阶段的必修课程之一。

大河口墓葬清理


田野考古缘何重要

众所周知,田野考古发掘是考古学研究和文物保护的基础之基础,它是考古学获取科研资料的一种主要手段,是对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一种科学揭示,它提供的资料就是书写历史的基本素材和客观证据,在某种程度上它比狭义的史学文献资料更真实和更具说服力。若没有田野考古发掘,考古学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无所谓近现代考古学。田野考古发掘水平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考古资料的价值大小,甚至直接影响考古研究和学科的发展水平。假如在田野考古发掘中我们把遗迹现象挖错了,挖漏了,或者层位关系搞反了,或者遗物没有按照最小堆积单位收集搞混了,或者没有科学地设计如何全面提取信息,或者没有较强的文物保护、科技考古多学科合作意识,等等,这些失误都会给后续的考古学研究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甚至会起到一定的误导性负面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我们发掘的资料本身很重要,即便我们在后续的报告整理编写和研究中“尽善尽美”,但不难想象这样的考古报告其真实性程度和科研价值会有多高,也不难想象这样的考古学研究终极成果和看似堂皇的科学结论会是什么样子。

清理棺痕


随着田野考古发掘工作量的不断积累,我对田野考古发掘愈发感到“敬畏”,我深感考古发掘对文物遗存的“破坏”十分严重,面对各种无奈的被动发掘,却又束手无策,只是感到沉重的责任和压力。记得当年一位具有丰富田野考古发掘经验的老师曾经告诫我们,在遗址发掘中,即便是高水平的发掘者,一般也会有百分之三十的失误率,当时我很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总认为有点夸大其辞,后来随着实践的增多和认识的不断提高,才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例如我们在剖面上划出地层线,这个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破坏了平面上的一部分遗迹,遗物也混入到了晚期遗存;发掘过程中的自然条件对田野考古发掘工作造成的影响也不可估量;打隔梁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加上我们认识的局限性,比如地层堆积的成因问题;以及提取文物资料信息的全面性程度问题;现场文物保护的深度问题,每个考古领队恐怕都有不同的理解和操作方式,更何况还存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错误。这些年来,我深深地体会到考古发掘“细节”和“资料完整”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田野考古发掘其实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不同发掘水平的人发掘同一处遗址,其结果肯定不会完全一样,即便是同样高水平的人,发掘结果恐怕也有差别,遗憾的是,田野考古发掘具有一次性和不可逆性特征,发掘过程无法进行验证和重来。多年前,我曾经有一个想法,就是建立人造模拟遗址作为学生的实习基地,即在一个专门的场所,人工制作专门的实习遗址,这样设计的地层、遗迹和遗物等堆积都是有标准答案的,可以验证,而且不会破坏真正的文物遗存。这种模拟遗址可以有若干种设计模式,难易程度都可以设定,也能更好的达到教学的目的,但不知这种想法是否可行,因为这会牵涉很多问题。

土里找土: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发掘


两个问题


由此使我想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缺乏批评精神,以往我们有商榷,有书评,也有批评,但大多难以做到真正的批评,要么在批评过程中夹杂人身攻击,火药味很浓,要么曲迂逢迎,极尽歌颂赞美之能事,能做到平心静气、客观公允、就事论事的批评文章并不多见,真正有学问的学者应该是虚怀若谷,希望听到别人批评的声音,而且心怀敬意与感激才是。批评他人也应抱着诚恳的态度,真正能从理论、方法和实践上严肃、中肯、公正地批评一个发掘、一篇论文、一篇简报、一本报告或学术专著的东西实在太少,个中的原因是什么,似乎值得我们深思。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举办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的事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文物局举办了多期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后来也举办过类似的培训班,但培训的学员对象不一样了,大多是非考古专业毕业的学员。现今的培训班培训内容也不一样了,更注重理论、方法和技术方面的提高,而忽视了田野考古发掘和整理的实际操作。其实当年国家文物局举办的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对于提高全国各地的田野考古发掘质量和理念,都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促进作用,为文物保护和科学研究提供了相当重要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当年的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前三个月进行田野发掘,后三个月进行室内整理,几乎每天晚上授课,并邀请了国内外名师来做讲座,学员们不仅系统地学习了知识,提高了田野考古发掘和资料整理水平,而且开阔了眼界,对田野考古学的发展程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因此我认为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的系统学习十分必要。

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


既然田野考古发掘非常重要,考古领队培训班十分必要,那么后来为什么停办或办班的性质不一样了呢,有很多人认为本科生特别是研究生在学校已经学过发掘,经过了系统的训练,用不着再上这个领队培训班了,言下之意是他们的田野考古发掘水平已经过关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与当年实际考古发掘工作量大而考古领队偏少有关。后来考古专业毕业的学生也都不用再通过这样的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了,经国家文物局专家按条件审核同意就发给一个考古领队证书。其实我们大家清楚,国内各大学田野考古实习的状况并不都很乐观,大学田野考古实习基地和实习质量良莠不齐,何况在大学实习难免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近年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考古被炒热了,至今还在发热,各大学纷纷创办考古专业,又是学院,又是研究所,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在扩招,还分了类别,招收了应用型的专业硕士和研究型的学术硕士,扩招的结果就是生源不足,跨专业来读考古的学生很多,他们在三年或两年内既要把专业知识学好,又要把田野考古和资料整理过了关,那似乎是比较困难的。那么就目前这种状况,大家想想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还应不应该办下去,还有没有必要办下去呢?

谢尧亭领队在考古驻地给发掘工作者进行培训

考古理论和方法的创新离不开科学系统的本科教育


客观地说,考古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没有田野考古,就没有近现代考古学,但这并不意味着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就不重要,恰恰相反,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是考古学的灵魂。为什么我们的考古学缺乏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探索,也值得我们深思,是因为中国史学传统的原因,还是因为现代教育体制的问题,或者是其他原因,我也说不清楚。但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应该首先从学科建设和思想认识上高度重视这件事情,鼓励每一位从事考古工作的同志来努力探索。长期以来我们主要依靠考古地层学(或层位学)、类型学进行考古实践活动,当然也吸收和总结出不少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比如区系类型、文化谱系、文化因素分析、聚落考古、年代学、阐释学以及科技考古方法等等。也译介了不少外国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著作,在指导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文物保护、科技考古和考古研究等方面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无论从考古实践中的调查、勘探、发掘,还是资料整理和研究,无论从文物保护,还是科技考古方面,我们在指导中国考古学自身理论和方法建设方面积极主动的探索性研究还很不足,除了借鉴国外已有的成果以外,更重要的是需要我们从实践过程中不断来进行总结和发明,探索出更适合于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用来指导我们的考古实践,只有理论和方法的不断进步和完善,才能提高我国考古学的整体研究水平。

谢尧亭领队在考古驻地给实习的考古专业本科生进行培训

  

当然,大学本科考古专业教育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在这个阶段主要应该抓好三件事情,第一要重视基础知识学习,第二要重视理论和方法论教学,第三要扎实做好田野考古实习。基础知识的学习在各大学本科阶段应该说都是比较重视的,但是考古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教学重视程度不一,田野考古实习又因各种条件制约而差异甚大,这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到了各大学本科学生的培养质量。只要做好这三点,考古专业的学生基本上就可以胜任考古工作了。


在此基础上,为了提高田野考古发掘的水平和质量,我认为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还有必要继续像过去那样办下去,在加强田野考古发掘培训的同时,加强理论和方法的培训,加强新的理念和技术的培训,只有这样高度重视起来,才能更好地获得第一手科学资料,才能把我国的田野考古工作做好,为考古学的健康发展打好坚实的基础。

从土中揭露出纹饰清晰的“荒帷”遗迹,这也是截止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周代“荒帷”遗迹,这也成为绛县横水墓地最重要的田野发现之一

编者按:谢尧亭,1989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系,2010年获吉林大学考古学博士学位。现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曾担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站长,主持或参与过侯马晋国都城遗址、浮山南霍墓地、绛县横水墓地、西部考古、翼城大河口墓地等考古项目。他结合多年的田野考古工作经验,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主持的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发掘获“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一等奖”。就如何扎实做好基本的考古及文物保护工作,他一直在实践中思考、探索,先后撰写《考古发掘过程中的文物保护问题刍议》、《考古资料整理过程中的文物保护问题刍议》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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