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岔沟墓地位于辽宁省北部偏东的西丰县县城西北一处南临东西向小河谷、北依群山的小山岗上。该墓地在1949年前已经被当地一个村民发现，此后至1955年一直有断续的小规模盗掘。1956年5月，东北博物馆考古人员发掘清理了残留下来的63座墓葬，又从村民手中征集到一批从墓地盗掘的随葬品，共计得到出土遗物近14000件。根据残存墓葬和其他遗迹现象分析，该墓地原应有近500座墓葬，绝大多数为土坑竖穴

西岔沟墓地位于辽宁省北部偏东的西丰县县城西北一处南临东西向小河谷、北依群山的小山岗上。该墓地在1949年前已经被当地一个村民发现，此后至1955年一直有断续的小规模盗掘。1956年5月，东北博物馆考古人员发掘清理了残留下来的63座墓葬，又从村民手中征集到一批从墓地盗掘的随葬品，共计得到出土遗物近14000件。根据残存墓葬和其他遗迹现象分析，该墓地原应有近500座墓葬，绝大多数为土坑竖穴墓，单人葬。

随葬品有剑、矛、箭镞等武器，车马器，陶容器，腰带具及穿挂在其上的铜铃、刀锥等小型工具，还有玛瑙、绿松石、琉璃等质地的串饰和金银质的耳饰，汉式的铜镜，半两钱，五铢钱等。西岔沟附近的居民将墓地所在的小山岗称为“金山”，因为当年墓葬被盗掘破坏时发现很多金器。在东北博物馆考古人员到达之前，这些金器大多数已被卖往他处，无法收回。西岔沟墓地出土遗物具有明显的西汉中期的风格，墓地年代不会早过西汉早期，最晚可到西汉中晚期。

西岔沟墓地长期受到国内外考古学界的关注，原因是什么呢？首先，西岔沟墓地是国内已发现规模最大、出土遗物最丰富的西汉时期北方民族墓地。与西岔沟墓地年代相当并且同样包含匈奴文化因素的墓地在内蒙古东北部、宁夏等地都有发现，但规模均较西岔沟墓地小很多，出土遗物也明显不如西岔沟丰富和精美。同样，在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也发现了与西岔沟墓地年代相当的匈奴墓地，其中有的墓地已经完整发掘并出版考古报告，但是那里的墓葬规模和出土器物的数量和精美程度均明显不及西岔沟。

其次，关于西岔沟墓地的族属一直存在争议，发掘者最初认定为匈奴遗存，之后又有学者分别提出族属应为乌桓、扶余。最近十几年，考古学界已经认识到西岔沟墓地包含多种文化因素，不仅包含汉、匈奴、扶余的文化因素，而且还有当地战国至西汉早期的土著文化、汉书二期文化、来自长白山地的以小型陶明器为代表的文化因素等。

西岔沟墓地位于长白山地与辽河平原的交接地带，其包含的上述文化因素中包括来自东部山地以及北面和西面草原两个方向的内容。在西汉时期，这里是乌桓、扶余分布的交接地区，同时匈奴的势力也曾影响到这里。因此，从文化因素构成、地理位置、古代民族分布等几个方面，都反映出西岔沟墓地的多元性。

两汉时期曾长期活跃在东北地区的古代民族有乌桓、扶余、鲜卑，此外，匈奴也曾短期进入东北地区的西部。扶余、鲜卑的考古遗存已经得到确认，对其族源和分期的研究已经陆续展开。匈奴遗存的主体虽然不在今天中国境内，但是近十年来国内对西汉时期匈奴遗存的研究已经取得较大进展，对东北地区考古遗存中包含的匈奴文化因素也已经有详细的分析研究。目前，只有乌桓的遗存还扑朔迷离难以确认，虽然有学者提出西岔沟墓地和冀东北的某墓地分别是西汉和汉魏之际的乌桓遗存，但并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它们是乌桓的而非其他民族所遗留。

西岔沟墓地南距西汉时期的辽东边塞只有约 30 公里，墓地出土大量金属兵器，很显然，它是当时活跃在辽东塞外的有强大军事实力的部族所遗留。在西丰县西北的东辽县也发现与西岔沟墓地文化内涵相同的墓地，此外再不见其他相关遗存。据《史记》和《汉书》记载，乌桓在西汉昭帝前期曾数次进犯边塞。元凤三年（公元前 78 年），辽东的乌桓造反，汉朝派遣中郎将范明友率骑兵出兵讨伐乌桓，斩首六千余级，其中包括三个乌桓王。但是，这次打击并没有完全挫败乌桓的锐气，元凤六年（公元前 75 年），范明友再次领兵征伐乌桓。

此后的西汉中晚期，乌桓不仅再无力犯塞，而且被迁到五郡塞外为汉朝监视匈奴。综合以上文献记载可以看出：第一，西汉中期乌桓居地已经接近辽东边塞，其军事实力非常强，经汉朝两次军事打击才被征服；第二，乌桓的构成很可能是多元的，因为范明友一次出征就斩杀了三个乌桓王；第三，昭帝年间汉朝的征伐使乌桓受到了沉重打击，此后他们实力不再，无力犯塞，很可能被迁离原居地。西岔沟墓地的年代、地理位置、文化因素构成、大量随葬武器以及不见后续遗存等方面，都与上述关于西汉时期乌桓的文献记载相符合。因此，相对于扶余和匈奴，西岔沟墓地是乌桓遗存的可能性更大。

虽然因种种原因，西岔沟墓地的发掘报告没有及时发表，但是当年的发掘者留下了详细的发掘文字记录材料，为我们重新开始编写发掘报告提供了最有利的保证。2011年，西岔沟墓地发掘报告得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目前，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博物馆和社科项目的承担方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正在积极合作编写发掘报告，将全面发表墓地的遗迹和遗物资料。相信该发掘报告的正式发表必将会给东北地区汉代考古研究带来期盼已久的惊喜，也会使国外匈奴考古学界的同行重新关注中国东北地区。

*本文作者系潘玲，图片为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本篇文章刊登于《大众考古》2013年9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