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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于四裔:汉唐边疆与民族考古——历史考古青年沙龙(成都)第九期纪要

2019-6-4 16:16| 发布者: 文心雕龙| 查看: 48| 评论: 0

摘要:   2019年5月11日,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主办的“历史考古青年沙龙(第九期)”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博物院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者、师生共4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期沙龙主题为“观于四裔:汉唐边疆与民族考古”,旨在从考古发现出发,在广泛的历史联系中讨论汉唐时期边疆 ...

  2019年5月11日,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主办的“历史考古青年沙龙(第九期)”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博物院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者、师生共4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期沙龙主题为“观于四裔:汉唐边疆与民族考古”,旨在从考古发现出发,在广泛的历史联系中讨论汉唐时期边疆考古与民族考古的研究与其方法等问题。本期沙龙延续此前的方式,六位报告者先做专题报告,随后进行讨论。

 

沙龙海报

  (说明:单月英博士在沙龙召开时已经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由于主办方信息滞后也未想到事先向单博士求证,在海报上仍标注其原单位,为主办方过失,特此说明并致歉)

  本次沙龙由王煜教授主持,王煜教授他首先对出席本次活动的专家学者表示感谢,随后转达了霍巍教授对于本期讨论的期许和建议:认为由于受到西方考古学的影响,以往对中国考古学理论和方法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史前阶段,但除了西方传统外,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建构还应尤其注重自身特点与传统,历史时期考古在中国考古学中不仅在研究上具有重要地位,在理论方法建设中也应具有相应的位置和贡献,需要我们研究者不断探索和自觉思考。而汉唐民族考古既可以发挥考古学的专长,也可以体现历史考古特点,其讨论的问题与汉唐文明的形成发展直接相关,同时也与今天的边疆与民族问题有更为直接的传承,既是探索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的重要途径,也是讨论中华文明形成发展及其特点的重要方面。

王煜教授开场发言

  沙龙讨论正式开始,吉林大学潘玲教授首先以“东汉至十六国时期的鲜卑遗存”为题做了主题发言。她谈到,之所以选择此题目进行研究,一方面是出于自身的研究兴趣与知识基础;一方面是因为东北地区古代民族是现代中华民族的重要来源,与欧亚草原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对于其族属来源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潘玲教授主题发言

  报告主体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为“早期鲜卑遗存的概念及文献记载简述”。早期鲜卑遗存在东汉时就有发现,曹魏西晋时期同时存在拓跋鲜卑遗存与慕容鲜卑遗存,后分别发展为代魏政权与三燕政权。历史文献中对于鲜卑的记载,东汉魏晋时期较少,十六国时期开始增多。

  第二部分为“早期鲜卑遗存的来源”,分别对中国境内最早鲜卑遗存、云中代北拓跋鲜卑遗存、辽西慕容鲜卑遗存的来源进行了探讨。早期鲜卑遗存主要分布在呼伦贝尔地区,包括扎赉诺尔、拉布达林等墓地。经检测,人种为北亚蒙古人种。墓葬地表无封石和封土,普遍使用梯形墓圹和木棺,以树立木棍支护棺板,流行桦树皮器。随葬品以弓箭、腰带具为多,陶器多与匈奴相似,但也有自身特点。呼伦贝尔地区东汉以前的遗存较少,西汉中期的完工墓地呈现出汉书二期文化与匈奴文化的融合状态。东汉前期开始出现最早的鲜卑遗存,根据与俄罗斯佐戈尔文化的对比,推测其可能为呼伦贝尔地区鲜卑遗存的渊源。

  关于拓跋鲜卑的历史,文献中从曹魏初年开始有确切年代可考。《南齐书》与《宋书》认为其来源于匈奴,《魏书》则认为其来自于大鲜卑山,即今呼伦贝尔地区嘎仙洞。长城地带中段的鲜卑遗存,年代相当于曹魏西晋时期,与呼伦贝尔地区东汉前期的早期鲜卑遗存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其相似程度明显高于辽西慕容鲜卑遗存与呼伦贝尔地区之间的相似程度。拓跋鲜卑的遗存主要包括三道湾、东大井、善家堡等地遗存。

  对于慕容鲜卑,《晋书》中有所记载,但文献对于其与中原政权接触的最早时间、与西晋政权的关系等方面的记载,均与拓跋鲜卑相似。考古遗存方面,慕容鲜卑与呼伦贝尔东汉前期鲜卑遗存的相似程度低于拓跋鲜卑。但二者遗存之间也有相似性,如大口深腹罐、梯形棺的使用,随葬弓箭,带具较发达等。但也有其独特性,如陶壶形态不同于呼伦贝尔和拓跋鲜卑,有明显的展沿;有一定比例的与魏晋时期中原相似的陶器;较高级墓葬常随葬马具;有一定比例的石棺石椁等。从陶器形态、质地、大口深腹罐比例较低、发达的暗纹等方面来看,慕容鲜卑文化与东汉时期匈奴文化有明显的渊源关系,但两者之间有较大的年代缺环。

  在第三部分“断代研究”中,潘玲她特别指出,对于早期鲜卑遗存断代的探索,不能以鲜卑自身陶器分期,因为鲜卑陶器与中原陶器没有共性,无法判断演变节奏,容易出错。也无法以少量中原式陶罐作为断代依据,因为其在东汉晚期至西晋时期的墓葬中都有沿用,形制变化不明显。而如果以汉镜、五铢钱为依据,往往容易将年代判断过早。因此,在鲜卑遗存的断代研究中,当以金属器物作为主要的分期对象,包括马具、工具、武器、服饰及装饰品等。

  第四部分为“鲜卑与匈奴遗存的对比”。总结了鲜卑与匈奴之间的共性与差异。差异主要体现在时代差别、历史命运差别、影响范围差别、考古遗存差别上。而共性,主要体现在鲜卑与匈奴具有社会发展的同步性、文化发展的同步性。

  报告结束后与会师生就考古学遗存与早期族属的对应关系,边疆民族遗存的断代依据及考古学上反映出的早期鲜卑与历史文献上勾画的早期鲜卑的关系问题展开了交流和讨论。

赵德云教授参与现场讨论

  随后,单月英博士以“蒙古国中央省车勒苏木石特尔匈奴墓地的发掘与研究”为题进行报告。首先,单月英从历史文献出发介绍了匈奴帝国三百年的历史以及不同时期的疆域,展现了汉匈势力强弱的对比变化,认为匈奴帝国的本土疆域大致与石板墓的分布范围相当。接着,对匈奴帝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进行了简要介绍。从帝国时期考古遗存的分布情况来看,目前中国境内已发掘的匈奴墓葬基本位于阴山以南,为“降汉匈奴人”墓葬,匈奴帝国时期的墓葬集中分布在蒙古国和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而石特尔墓地就位于匈奴帝国的核心区域。随后,介绍了蒙古国石特尔匈奴墓地的发掘情况。

单月英博士作主题发言

  2018年6—8月,中国国家博物馆和蒙古国立博物馆联合成立考古队,对石特尔匈奴墓地进行发掘。该墓地分Ⅰ、Ⅱ两个墓区,Ⅰ区大约有近200座墓葬,Ⅱ区大约有墓葬250余处(地表以下的墓葬未计算)。此次发掘在石特尔墓地Ⅱ区,选择墓地不同位置的大、中、小型墓各一座进行发掘。三座墓葬均被盗。其中M1为带有殉人墓的墓葬综合体,主墓为中型墓,竖穴土坑,一椁一棺,墓主应为青壮年,出土遗物有陶器和铁制品。附属两个殉人墓,人骨不完整,有劈砍痕迹,推测为肢解葬,被殉者均为青少年(12-14岁左右)。M2为大型墓,竖穴土坑,一椁一棺,虽然被盗,但仍出土丰富的随葬物品,包括陶器、漆器、骨器、铜器、铁器、织物残块和黄金饰件等,墓主应为中老年。M3为小型墓,竖穴土坑,单棺,人骨保存较差,墓主应为青年,出土遗物较少。本次发掘的3座主墓及2座殉人墓中,死者年龄构成从青少年至中老年。根据墓葬规模、葬具及随葬物品看,M2的墓主地位最高,其次是M1的墓主,M3墓主的地位比较低。M1的两个殉人均被肢解,应有特殊的含义。对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和蒙古境内已发掘的殉人墓葬进行分析,认为匈奴帝国时期的无墓道墓葬的殉葬人没有年龄和性别的特别限制,但社会地位比较低,葬具时有时无,埋葬方式至少有三种情况:1)与主人同穴合葬;2)与主人并穴,共用一个封丘;3)殉人墓围绕在主墓周围,有的有墓上建筑,有的没有墓上建筑。匈奴无墓道墓葬的殉人与甲字形贵族墓葬的殉人有较大区别。

石特尔墓地

M2中部封石下面的橙色垫土

  最后,根据墓地中墓葬位置及墓内出土物推断,石特尔墓地的年代偏晚。随葬陶器属于匈奴帝国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陶罐,包括小口细颈鼓腹罐和大口短颈罐,其中不少陶罐底部有方形或近方形戳印。根据墓主头向、殉牲、随葬物品的位置、棺或尸体下垫石等丧葬形式,认为石特尔墓地Ⅱ区的埋葬习俗不是匈奴帝国时期最流行的葬俗,既有匈奴帝国时期墓葬的一般特点,又有自身的特色,尤其是大型墓葬的墓上建筑有特殊的规划,现在地表呈现的石圈实际为棺椁腐朽塌陷所致,原来墓上应堆建有完整的石封堆;石特尔匈奴墓地的发掘丰富了匈奴帝国时期墓葬的内涵。

  报告结束后与会师生就石圈外观的形成,匈奴的特殊丧葬习俗及动物纹牌饰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上午最后一场,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陈晓露副教授以“月氏考古的思考”为题,从大月氏简史、月氏考古研究现状、塔里木盆地的贵霜大月氏三个方面进行了报告。

陈晓露副教授作主题发言

  早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就有对月氏的记录。但早期文献中关于月氏的记载少且模糊,其研究尚难以形成具有共识的结论。从汉代文献开始,对于月氏的记载逐渐清晰,《史记》与《汉书》中都有关于月氏的记载。从文献可知,月氏是一个在敦煌祁连之间游牧的民族,与匈奴有很多纠葛。匈奴两次出兵打击月氏,终使月氏人西走中亚,到达大夏。这部分西迁的月氏史称大月氏,留下的人称小月氏。本次报告所涉及的仅是大月氏人。大月氏迁于大夏后的情况在《后汉书》中有记载:“迁于大夏,分其国休密、双靡、贵霜、肹顿、都密,凡五部翕侯。贵霜翕侯丘就却攻灭四翕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但汉依然将其称之为大月氏。

  关于月氏原始居地的问题,文献记载月氏人在敦煌祁连之间活动。目前学界认为汉代文献中的祁连山指的是现在的天山,而敦煌的位置则存在争议,月氏故地大致在东天山地区。近些年关于月氏的考古工作主要是西北大学在东天山地区进行的,陈晓露她以红山口——石人子沟遗址群为例进行了简单介绍。另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萨扎干和拉巴特地区,也发现了古代月氏人的遗存。

  随后主要讨论了塔里木盆地的贵霜大月氏人,首先介绍了塔里木盆地发现的佉卢文书。佉卢文本是犍陀罗地区的古文字,因为贵霜崇信佛教,故而变成贵霜的官方文字。佉卢文书在龟兹、于阗、鄯善均有出土,以尼雅遗址出土数量最多。文书内容多样,有国王谕令、籍帐、信函、碑铭与题记。从目前所获的佉卢文书看,佉卢文的使用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书写材料由丝绸皮革发展为简牍,书写内容也由商业、佛教用语到官方文书,总体来看是一个从非官方到官方的使用过程。而佉卢文的使用者应该不是统治者,书写佉卢文的人应是小规模、分批次来到塔里木盆地的贵霜月氏人,他们有文化、懂佛教。同时可以看到,塔里木盆地佉卢文书的书写形式有受到汉文的影响。

塔里木盆地出土的佉卢文书

  关于塔里木盆地贵霜月氏人的墓葬,可以确认的是楼兰壁画墓。该墓葬为长墓道前后双室洞室墓,前室有中心柱,墓上有土坯垒成的佛塔。墓门东侧绘有供养人,西侧绘一独角兽。前室东壁绘饮酒图,西壁绘骆驼相咬图。前室中心柱上绘有法轮。后室北壁也有壁画。葬具为木棺,部分有彩绘。根据木棺的数量推测为家族合葬墓,墓葬年代在汉晋时期。该墓葬既有汉文化因素又有贵霜文化因素,以贵霜的文化因素为主。前室东壁饮酒图中人物所佩戴的腰带,与中亚发现的贵霜雕塑上的腰带一致,人物手持的酒具也与贵霜酒具一致。最有力的证据是,在这幅壁画的角落处发现有佉卢文题记,应为壁画作者签名。由此确认该墓为大月氏人的墓葬。在此墓附近还有数座形制类似的墓葬,无壁画,暂未发掘只有调查资料。推测这片墓地可能是大月氏移民的墓葬。

楼兰壁画墓前室东壁“饮酒图”

  东汉曹魏时期,西域长史府设在楼兰。楼兰尼雅出土文书中也记载有“兵胡支鸾十二人……泰始二年(266)”;“胡支得失皮铠一领”;“兵支胡薄成、兵支胡重寅得”;“兵支胡管支、赵君风明省”。说明历史上确实有一批月氏人移入此地。在洛阳地区也有一座月氏人墓葬,即河南偃师西晋支伯姬墓。西域诸国人们多以国为姓,所以支姓为月氏人的姓氏,墓主支伯姬当为大月氏人。该墓形制较为特殊,为竖穴墓道,这在同时期洛阳地区是极为少见的。

  在且末扎滚鲁克墓地中,魏晋以前流行竖穴土坑墓,魏晋时期集中出现偏洞室墓,认为这可能与月氏人迁入有关。营盘墓地1999年发掘工作中也发现有一批偏洞室墓。其中一座墓葬出土有化妆盒,盒内的纸上书写有佉卢文。营盘M15为竖穴土坑墓,该墓出土的器物显示出多种文化因素。墓主衣物上的图案有明显的西方文化色彩。墓主人可能是本地首领。受到了大月氏的影响。察吾呼三号墓地,发现有16座偏洞室墓,墓葬中可见到魏晋时期陶罐。以往多认为是匈奴墓,但其采用偏洞室墓的形制,也存在是月氏人墓葬的可能性。交河沟西墓地也发现有偏洞室墓,可能与月氏人有关。以上所列举的墓葬材料,除楼兰壁画墓外,其他墓葬只能说有可能是月氏人的墓葬,并无法肯定。

古代塔里木盆地

  最后,陈晓露她谈及考古学中常使用的文化因素分析法。遗存的性质是由主导文化因素来判断,但什么是主导文化因素,没有绝对的标准。认定塔里木盆地贵霜月氏的文化因素,偏洞室墓可能是一个较好的标准,同时还需要与佉卢文和西方文化因素结合起来分析。

  报告结束后与会师生就西域民族和文化因素的复杂性和杂糅性,西域民族遗存的断代依据及绿洲文明的特征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下午第一场由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赵俊杰副教授带来题为“高句丽墓葬研究的反思与展望”的报告。赵俊杰他首先简单介绍了高句丽的历史,回顾了高句丽墓葬的发现与研究。文献记载高句丽建国于公元前37年,都城曾两迁三治,初治纥升骨城(考证为辽宁桓仁五女山城),公元3年迁国内城(吉林集安),427年又迁朝鲜平壤。目前确认的高句丽墓葬超过15000座,主要分布于上述三地及其周边地区,韩国也有少量分布。

赵俊杰副教授作主题发言

  高句丽墓葬分为积石墓与封土墓两大类,从桓仁到集安,再到西北朝鲜地区,再到今韩国境内积石墓的数量逐渐减少,封土墓占比不断增加,这种现象很好地反映了由积石墓向封土墓的转变过程。积石墓的演变从早到晚经历了无坛石圹、方坛石圹、阶坛石圹、方坛石室、阶坛石室几种主要类型,方坛阶段已出现石室,阶坛石室墓则完全为横穴石室形制(图一〇)。封土墓均为横石室。带有石坛的封土墓可视为积石墓向封土墓的过渡形制,但这类墓存在时间很长。

高句丽积石墓的主要类型

1.无坛石圹墓(集安下和龙M8) 2.方坛石圹墓(集安禹山M3241) 3.阶坛石圹墓(桓仁高力墓子村M15) 4.方坛石室墓(桓仁高力墓子村M1) 5.阶坛石室墓(集安将军坟)

  报告第二部分,赵俊杰副教授他反思了上世纪初以来高句丽墓葬的调查、发掘历程以及相关的学术成果,指出目前对于高句丽墓葬的研究面临几个瓶颈。

  首先是高句丽文化起源问题。利用文献进行的研究难以有进一步突破。根据《好太王碑》、《牟头娄墓志》、《魏略》等记载,高句丽文化出自其北部的夫余,但在被认为是典型夫余遗存的吉林榆树老河深中层墓葬中,最有代表性的斜颈壶绝不见于高句丽墓葬,高句丽文化的主体因素与夫余无关。鸭绿江中游的干沟子墓地是东北地区积石墓发展演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但其墓葬形制及随葬陶器与高句丽早期积石墓差异很大。此外,认为高句丽早期积石墓来源于沿渤海湾北上的山东地区文化的观点,也与距离较近反而年代较晚的情况相矛盾。

  《史记?朝鲜列传》、《后汉书?东夷传》等文献以及考古发现表明,大约从战国晚期开始,汉文化对于东北地区的影响和辐射开始逐步增强。主要存在两种模式:1. 东北西部地区主要是燕文化的点状楔入式扩张,以及当地或邻近地区土著文化与燕文化的交流。2. 东北东部地区则似乎更多地出现了因躲避战乱而大规模迁入的中原流民,流民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赵地。干沟子积石墓应源于旅大地区,其在鸭绿江中游地区的出现,与战国晚期流民从旅大向长白山腹地迁徙有直接关联。作为旅大地区土著文化的墓葬形式,积石墓在干沟子出现的原因仍然值得深入探讨。

  对于战国晚期东北东部的社会变迁问题,目前有四条有迹可寻的脉络:1. 燕文化势力的推进与辽北吉南地区宝山文化势力的迁徙、重组;2. 嫩江流域汉书二期文化势力的南下与吉长地区西团山文化的终结;3. 中原汉人流民的浮海避祸与旅大地区积石墓向长白山腹地的传播;4. 柳庭洞文化的衰落、裂变与团结文化、干沟子墓群、黄鱼圈珠山M1类型遗存的形成。

  瓶颈二,由于东汉魏晋时期墓葬材料的不足导致对高句丽国家形成期认识的匮乏。目前所见集安国内城与丸都山城内出土的遗物上限均不早于4世纪,虽然有一些积石墓(如集安万宝汀M242)的时代被推定为2、3世纪,但依然缺乏系统性的材料。

  瓶颈三是关于积石墓王陵研究中的关键假设,即预制寿陵的问题。高句丽晚期积石墓王陵中,从千秋墓到太王陵,再到将军坟的演变序列最为清晰。关于最晚期积石墓王陵——太王陵与将军坟的墓主,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太王陵为好太王墓,将军坟为长寿王墓。主要依据有二,一为太王陵出土的“愿太王陵安如山固如岳”铭砖,一为长寿王“预制寿陵”说。

  赵俊杰副教授他认为“好太王”应为对广开土王的专称,而“好太圣王”这一称号很可能是牟头娄墓墓志书写者对广开土王的溢美之辞。若将其割裂开来,则“好”、“圣”或“太王”中任何一个均不足以专门指代某位高句丽王,因此仅凭太王陵出土的铭文砖尚无法断定该墓为广开土王陵。而关于长寿王预制寿陵的观点则有对文献的附会之嫌,太王陵中出土的“辛卯年”铭文铜铃很可能是广开土王即位当年为父亲故国壤王陵墓制作的随葬品,该墓应为故国壤王陵。

  瓶颈四是积石与封土石室壁画墓单个墓葬年代互证、随意交叉断代问题突出,二者的编年以及过渡时段不清,缺乏编年的整体框架体系。

  例如舞踊墓与角觝墓,长期以来两墓被认为是高句丽最早期壁画墓的代表,时代被推定为4世纪中叶至5世纪初。实际上舞踊墓中的仙人及高士,与江苏丹阳金家村南齐帝陵拼镶砖画中的人物形象非常相似,二者年代应相近。舞踊墓与角觝墓的年代要后推至公元480~490年左右。根据泡饰(步摇附云珠)及四耳展沿壶的演变,只能宽泛地将太王陵出土的泡饰年代定为4、5世纪之交,其陪葬墓出土的四耳展沿壶年代定在5世纪前叶早段,较通行的断代晚50-100年左右。

  他对部分高句丽墓葬形制的发展编年如图。

部分高句丽墓葬的谱系与编年(1-2.积石墓 3-13.封土石室墓)

  4-7世纪朝鲜西北地区封土石室墓仅有安岳3号墓(357年)与德兴里壁画墓(408年)两座纪年墓,其他墓葬的编年分歧颇大。此地墓葬形制演变的普遍趋势是:四壁逐渐竖直化,天井逐渐由四阿、平行叠涩的复合结构转变为平行、抹角叠涩的结构,天井所用石材尺寸也渐趋增大;墓室单室化。

  其中德兴里壁画墓系统(华北北部系)墓葬的形制演变如图。

德兴里壁画墓系统(华北北部系)墓葬的形制演变

1.德兴里壁画墓(408) 2.平壤驿前二室墓 3.龛神塚 4.东山洞壁画墓 5.玉桃里壁画墓 6.药水里壁画墓 7.八清里壁画墓 8.东岩里壁画墓 9.双楹塚

  墓室壁画主题演变的普遍趋势是:以人物风俗为主题,到人物风俗与四神共存,再到四神为主题。以主室正壁为例,其壁画的主体内容变化过程,从只有墓主图像到墓主图像与玄武共存,再到只有玄武图像。辽东城塚玄武位于壁画主体墓主像上方,药水里壁画墓的墓主与玄武像并列,双楹塚与梅山里四神塚为双玄武与墓主像并列,八清里壁画墓双玄武位于墓主像下方占据主要位置,德花里1号墓墓主坐像消失改为立像,而到铠马塚,墓主像已非常边缘化,再往后墓主像完全消失只剩四神图像。

  药水里壁画墓的年代是德兴里壁画墓系统(华北北部)石室墓编年的关键节点。北朝、高句丽墓葬中轺车(辇)的车厢从早到晚不断增高,通过对比,药水里墓的年代晚于477年宋绍祖墓,该系统的其他墓葬年代也大致可以确定。安岳3号墓系统(辽东)石室墓的演变与编年方法与前者相似。

安岳3号墓系统(辽东)石室墓的演变与编年

  瓶颈五是朝鲜西北地区封土石室墓的认定存在“泛高句丽化”。

  实际上在313年、314年乐浪、带方二郡覆亡后,高句丽并未实际控制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根据文献记载高句丽进攻乐浪,很大程度上是为劫掠人口而并非“拓地”,只是恰好成为了乐浪、带方二郡覆亡的导火索;4世纪前叶的乐浪、带方故地迄今也并未发现任何一批时代早于5世纪的高句丽遗物。342年鲜卑慕容皝率军攻陷丸都,高句丽在其后近30年的时间里无力再向外扩张。

  此时在相对缓和的外部环境下,流亡的二郡遗民以黄海南道信川郡青山里土城为中心,在带方郡故地形成聚居区(非“自治领”),同时也迎来了内地的新移民集团。

  按籍贯不同,新移民可分为华北北部和辽东两支。如348年“带方太守”张抚夷墓为前后二室,前室呈长方形,代表了同时期华北北部的墓葬形态;357年冬寿墓代表的是辽东墓葬系统。新移民集团聚居区在4世纪中叶迎来了繁荣期。4世纪后叶乐浪、带方故地汉人使用的纪年铭砖室墓出现急速衰落,被石室墓取代,显示出社会巨变,汉人大量出逃。黄海南道韩氏家族墓地的兴衰,也昭示着这一时期当地汉人社会的变局。高句丽与百济在当地的激战是造成这一局面的最重要原因,根据《广开土王碑碑文》、《续日本纪》等记载,这些出逃民众很可能被倭人接回了日本。

  台城里3号墓、1号墓的出现,代表了南浦地区又形成了一个内地移民聚居区。408年的德兴里壁画墓使用了高句丽年号,说明此时朝鲜西北地区社会发生了高句丽化转型。平壤高山洞壁画墓群标志着至迟从5世纪后叶开始,旧都集安的壁画墓营造方式已经移植到了平壤一带,集安高句丽势力集团已在此形成稳定的家族墓地,反映出高句丽政权建设的强化。东山洞壁画墓时代约为5世纪后叶晚段,出土狮形器与石闸湖晋墓的出土品相似,生产年代可能为4世纪初。江南地区生产的青瓷狮形器,随葬于一个多世纪后西北朝鲜的大陆移民墓葬中,这表明当地与东晋政权重心所在的江南地区已长时间失联。

  6世纪前叶以后,二室墓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单室的“高句丽封土石室墓”成为高句丽统治区内唯一的墓葬类型。其形制为墓室平面略呈方形或纵长方形,四壁壁面竖直,藻井为2层或3层的平行加抹角叠涩结构,且以平行叠涩与抹角叠涩各2层者占大多数。墓葬等级差异显著,标志着以王为金字塔顶点的高句丽政权制度化建设完成,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稳定的高句丽社会秩序最终得到确立。

  最后是对高句丽墓葬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反思。一是南浦德兴里壁画墓(408)与酒泉丁家闸5号墓(十六国)的壁画格局十分相似,但二者之间可能并无文化传播关系,而是都受到中原的直接影响。二是文化传播中谁为终点、谁为节点并非绝对。三是边疆地区文化的“夷化”、“汉化”或“本土化”是不断进行的。

  报告结束后在场师生就韩国境内古代贵族墓与匈奴文化之间的关系、高句丽石室墓来源、“好太王”的指代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沙龙第五场,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杨勇研究员以“近年来云贵高原‘西南夷’考古的新进展”为题进行了报告,主要涉及2000年以来云贵高原有关夜郎、哀牢、句町、漏卧等古代族群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报告分为五个部分。

杨勇研究员作主题发言

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分布图

  第一部分为“赫章可乐与夜郎考古”,杨勇指出,夜郎考古是西南夷考古中一个重要但又悬而未决的问题。他首先对《史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等文献中有关夜郎的史迹进行了说明,随后梳理了贵州西部发现的相关考古遗存,重点介绍了赫章可乐墓地。该墓地1976-1978年清理墓葬207座,2000年又清理墓葬111座,墓葬分为两类,甲类为汉式墓,乙类为土著墓。由于赫章可乐土著墓不仅可以归纳出一套代表性的器物,而且使用“套头葬”、“覆面葬”等奇特葬俗,杨勇研究员他曾提出“可乐文化”的命名。 “可乐文化”出土器物以铜器为主,陶器较少,多属明器,铜器包括容器、兵器和装饰品等,代表性器物是立耳鼓形铜釜、饰牵手人形图案的无胡直内戈、镂空牌形茎首剑。同时在赫章可乐土著墓中,也发现有受中原文化影响的铜镜、五铢钱、印章、铁器等汉式器物。赫章可乐土著墓最具特色的是套头葬,可分为多种形式。覆面葬则主要是用铜洗盖在死者面部。杨勇认为,赫章可乐墓地可分为战国中晚期、战国末至西汉早期、西汉中晚期三个时期,从考古发现看,血缘关系在“可乐文化”社会组织结构中起着纽带作用,当时有较稳定的定居生活,存在农业和商业贸易,可乐族群剽悍好斗,军事活动重要,有特定的审美取向、生活习俗和精神信仰。

  同时杨勇也指出,从时空关系和文化特征看,“可乐文化”与文献中关于夜郎的记载有很多吻合之处,但由于缺少像“滇王之印”那样的确证,学术界多主张不宜将“可乐文化”等同于“夜郎文化”,但这并不代表两者没有关系,“可乐文化”目前虽不能确定为夜郎主体人群的遗存,但至少与当时夜郎的“旁小邑”有关,对它的关注和研究是进一步探索夜郎文化的关键所在。其后,杨勇讨论了可乐文化的影响和变迁,在云南江川李家山、曲靖八塔台、广南小尖山、陆良薛官堡等遗址都有镂空牌形茎首剑的零星发现,这些可能是“可乐文化”流传出去的。而在中南半岛也有可乐文化因素的发现,一是在2008-2009年发掘的柬埔寨波赫(Prohear)墓地,其中有套头葬、覆面葬现象,墓葬年代在东汉时期;二是在越南北部,清化省有镂空牌形茎首剑、圜底敞口立耳铜釜发现,在一些铜筩里发现有人头骨和五铢钱,义安省鼎乡(langvac)墓地也有铜筩压扁后覆面的现象。结合《汉书》、《后汉书》的记载来看,西汉晚期曾有一部分夜郎人向南迁徙到达中南半岛南部,这也进一步说明“可乐文化”与夜郎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

赫章可乐M273套头葬

  第二部分为“昌宁大甸山与哀牢考古”,杨勇研究员他先对《华阳国志》、《后汉书》中有关哀牢的史迹进行了梳理,随后对昌宁大甸山墓地进行了介绍。该墓地于2012年发掘198座墓葬,大多数为竖穴土坑墓,另有20余座极富特色的土洞墓以及1座瓮棺墓,根据有关报道,土洞墓属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代表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很可能是历史上哀牢夷的遗存。这些土洞墓的形制奇特,墓坑为竖穴,底部为斜坡状,人头朝向墓口,整个墓坑的纵剖面呈靴形,部分墓葬发现木质葬具痕迹。随葬品以铜器为主,包括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礼乐器和装饰品等,典型器物有不对称形铜钺、宽弧刃铜钺、铜弯刀、束腰铜盒、铜牛角形器、挂铃铜镯和管形铜镯。从上述特征来看,当时应为定居的部族社会,社会有分化,与文献记载中的哀牢特征相符,而在昌宁境内及邻近地区也有类似的铜弯刀、不对称形铜钺、束腰铜盒等发现,说明该文化是有一定分布范围的。关于土洞墓,宁夏固原杨郎文化墓葬的土洞墓,形制与昌宁大甸山相近,被认为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戎人有关;同时《太平御览》引《永昌郡传》,记载僚民:“死人有棺,其葬竖埋之”,这种“竖棺而埋”可能与大甸山斜坡式土洞墓有关;而北京大学李仰松先生50年代在西盟佤族地区做民族调查时,记录佤族有两种墓葬,一种为竖穴土坑墓,“一种为斜坡掏洞墓,墓室大小与木棺相仿或稍大一些。尸体的头像均为日落方向,尸头均倾斜向坡洞的上端”,这些材料与大甸山土洞墓的关系都值得注意。

  同时在缅甸北部的萨蒙河(Samon River)和钦敦江(Chindwin River)流域,也有不对称形铜钺、宽弧刃铜钺、束腰铜盒等发现,从《华阳国志》等文献记载来看,汉代前后缅北和滇西诸族群关系密切,加之两地都处在古代西南丝绸之路上,贸易通道也促进了彼此间的联系。另外在越南南部同奈省也有束腰铜盒、铜牛角形器的发现,这些发现多在湄公河下游,由此可以推测汉代前后哀牢文化曾向南传播进入中南半岛,甚至沿湄公河南下,一直到达越南南部,族群迁徙可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也有不对称形铜钺、宽弧刃铜钺、挂铃铜镯、管形铜镯的发现,所以哀牢人可能与东山文化的骆越有密切的联系,其交流可能会从保山一带沿澜沧江到滇西南,然后沿越南北部的一些河流向东进行,《汉书》中所说的南越国通“桐师”,很可能也是利用此线路联络滇西横断山区的。

昌宁大甸山M2平、剖视图

昌宁大甸山土洞墓出土器物

  第三部分为“广南牡宜与句町考古”,杨勇研究员他先介绍了《汉书》、《华阳国志》、《后汉书》中关于句町的记载,随后对1972年发现的广西西林普驮铜鼓墓进行了说明,该墓为四面铜鼓套合的二次葬,随葬品400余件,主要为铜器和玉石器(珠饰),置于铜鼓内外,年代在西汉早期,墓主推测是句町首领。其后介绍了近年来句町国遗存调查与发掘工作取得的重要进展,2011年牡宜发掘清理5座汉代封土墓,这些墓均是于平地挖浅坑作为墓室,墓底中部挖腰坑,墓室底部栽木桩以支撑椁室,棺椁放置好后,再用黑膏泥掺入大量大石块砌于椁室四周和顶部,最后用土堆筑其上。随葬品以铜器、漆木器为主,另有铁器、金器和玉器等,其中铜器中有不少鎏金的,铜鼓面径86厘米,制作精致,是目前已发现的石寨山型铜鼓中级别最高的。从M5出土五铢钱看其年代在西汉中晚期之后,发掘者根据文献记载以及墓葬规格,判断这几座墓是汉代句町国贵族或王族的墓葬。在这些封土墓的周围,近百年来曾陆续出土过铜鼓、铜筩、铜卮杯以及各种铜兵器、铜工具和玉玦等遗物,因此广南一带很可能是句町国的中心。同时,广南地区与周边也存在密切联系,在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有发现与其相似的铜鼓、羊角钮钟,其中铜鼓的铅同位素比值相同,另外越南北部也发现有铜鼓葬和铜筩葬,说明当时双方文化交流可能比较紧密。

云南广南牡宜汉代封土墓出土器物

  第四部分为“师宗大园子与漏卧考古”,杨勇先首先分析了《汉书》、《华阳国志》中有关漏卧的记载,其后对大园子墓地进行了介绍。该墓地2015年和2016年先后进行过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402座,埋葬方式特别,墓地外形呈大型土堆状,地势明显高出周围,是在不断埋墓过程中逐渐堆筑起来的人工遗迹,堆内上下均埋有墓葬,下层密集,土堆平面近椭圆形,地层堆积杂乱。出土青铜器、玉石器等各类随葬品600余件(组),很多出土器物尤其是兵器出土时呈弯折状态,或断为两截,这可能与毁器习俗有关,典型器物包括空首一字格曲刃剑、牵手人纹无胡戈、带翼有胡戈、曲刃矛、宽尖叶形锄、串式镯等。这些墓葬年代在战国至西汉时期,从墓葬形式看,当时实行聚族而葬,流行毁兵(器)习俗,从无格铜剑、带翼铜戈、扣饰等看受到滇文化和八塔台文化的影响,而邻近的泸西石洞村和大逸圃墓地也流行毁兵(器)习俗,出土有类似的空首一字格曲刃剑、牵手人纹无胡戈、串式镯和扣饰。师宗大园子墓地出土的串式镯,在赫章可乐、江川李家山、华宁小直坡、陆良薛官堡等墓地都有类似的发现。另在泰国呵叻高原班诺洼(Ban Non Wat)等遗址也出土有串式镯,而且这种佩戴手镯的方式在班诺洼遗址可以早到公元前8世纪,当时是海贝制作的手镯,同时镯前常有大理石制作的有领环,这一点与大园子墓地的串式镯很接近,只是材质存在差别,所以这类串式镯很可能源于泰国地区。

师宗大园子墓地下层墓葬

师宗大园子墓地出土器物

  最后,杨勇研究员对西南夷考古进行了一些总结思考。他指出,对于汉代边远地区考古,白云翔先生曾提出“一个立足点,两个着眼点”的观点,自己也是按照这一思路进行“西南夷”考古。一个立足点,是指立足于西南夷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来揭示、研究西南夷的考古学文化及其发展演进,即首先立足于研究本土文化,将考古学文化研究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在社会组织结构、生产技术、生产组织、资源控制与交换机制、人体装饰、特殊习俗(葬俗)等方面进一步深化研究,同时还需要重视民族志材料、人类学方法理论和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两个着眼点,一是着眼于西南夷地处中原王朝边远地区的地理区位特点,来研究西南夷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以及与中原文化的互动、融合,认识当地的“中原化进程”,要避免模式化和概念化,另外也要加强汉文化遗存的调查发掘和研究;二是着眼于西南夷地处中原王朝对外交往的前沿地带的地理区位特点,来关注西南夷文化与域外文化的联系,认识当地文化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以及在中原王朝对外交往中的“桥梁”作用,云贵高原地区是中国通往印度、内亚通往东南亚的十字孔道,童恩正先生很早就提出,在研究中国南方时需要重视对东南亚的研究,这是很有见地的,从这些考古遗存中我们可以揭示出文化交流、贸易、族群迁徙等历史信息。

  之后,与会师生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展开讨论。王煜教授认为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童恩正先生以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遗存系统性地对应西南夷民族族属和分布以来,这一体系虽在不断深化和填补,但由于材料的限制,总体上的突破以往还难以见到。而这一报告向我们显示了近年来的新发现和研究对这一体系可能产生的重大发展,而且已经开始突破平面、静态的对应,考察纵向、动态的分布变迁等问题。赵俊杰副教授提出,中国古代边疆地区的系统性经营,是从汉武帝时期才开始的,边远地区汉式器物的大规模进入应是在汉武帝以后。杨勇研究员对此表示赞同,并指出汉武帝对边疆的治理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式关系密切,同时边疆地区的资源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师生们就西南夷地区的秦文化因素、铁器的出现、花山岩画与骆越的关系、骆越与西南夷族群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李帅博士参与现场讨论

  沙龙最后一场,由来自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的周繁文博士带来题为“南越国海上贸易网络的考古学观察”的报告,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从史前文化圈来看南越国开展海上贸易的客观条件,之后是秦汉和南越国关系考证,最后以番禺港为例介绍了南越贸易的文献和考古材料。环南海文化圈主要指华南沿海和东南亚地区,这个地区文化交流频繁,所以又有“亚洲东南海洋地带”或者“亚洲地中海文化圈”之称。

周繁文老师博士作主题发言

环南海文化圈

  旧石器时代在百色盆地—南江流域已有古人类活动。晚更新世活动范围扩大至粤北一带,珠三角也发现了零星的打制石器线索。旧石器时代的华南地区人种体质特征相近,石器工业体系和技术特征也有相似性。新石器时代长江中下游的考古学文化影响到两广地区,但是在这一时期,环南海地区也出现了一些有地域特殊的文化现象,如复合石器工具、树皮布石拍、人骨拔牙现象等。青铜时代环南海地区的器物也有相似性,如靴形月钺、人面弓形格铜剑在环华南地区都有发现,印纹硬陶在东南沿海和越南地区均有发现,凸饰玉玦与东南亚地区出土的玉器之间也有密切联系。

环南海地区的凸饰玉玦

  周繁文博士她认为旧石器早中期所表现的相似性可能来自于对相似自然环境的体质和文化适应;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中期,岭南西部地区与东南亚大陆及海岛地区可能存在技术上的交流或是人群的扩散;新石器晚期环南海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互动十分频繁且广泛,珠三角地区似乎逐渐成为最具文化辐射力的地区;青铜时代,环南海地区的交流更加普遍和深入,呈现网络状、多向性的特征。

  之后周繁文博士她介绍了百越族群与南越国,以及秦汉中央政权与南越地区的关系。东周时期楚文化的影响还只停留在洞庭湖以南的地区,秦朝开始对百越的征服和经营。南越国时期的人口基本上是由中原移民和当地土著居民构成,但本土的文化遗存发现较少。认为秦汉时期对南越地区的征服和经营除了出于中央集权的需求外,还因为觊觎其地的物产和经济。南越地区为多元化的生业类型,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战国之前,岭南物产多非日常物资,内部存在经济交换,但难以产生高额利润。战国以后,岭南与岭北地区的交流增多,加之交通网络的打通,关中和关东地区都有相当规模的人口达到了一定的财富积累程度,开始以猎奇的心态来追逐超出生存需要的远方“异物”,亦即催生了“奢侈品”经济的发展。武帝平南越后,“以其故俗治,无赋税”,但是通过物产直输中央、朝贡、均输制度等方式来获利。南越国则是通过与中原、夜郎、巴蜀、闽越、东越、海外等地的贸易来获利。南越国向中原地区输送的主要是果蔬、禽兽、海产等产品,向海外地区则主要引进香料、工艺品、花木瓜果、珠宝等。

合浦望牛岭M1出土串饰

  最后,结合文献和考古材料介绍了南越地区对外贸易的中心港口——番禺。史书记载,番禺在两汉时期即为著名都会。番禺对外交流的陆上交通有新旧两道,新道指的是文献中提到的五岭山道,旧道指的是自新石器时代就存在的长江流域文化传播的道路。而水运是番禺对外交流的主要方式:一方面,番禺是内河水网的中心;另一方面,当时的海岸线较现今更靠北,番禺地处海滨。番禺对外的东线海路可到浙江地区,西线海路可到东南亚地区。因此番禺在当时成为岭南地区的水陆交通枢纽,是岭南最大的货物集散地,同时也是海外进出口产品的消费地和生产地。南越国时期,本地物产和舶来品由地方政权统一调配,以关市或通贡的形式运往中原内陆。番禺身兼地方政治中心和枢纽港口,加之气象条件优良,甚少遭受恶劣自然灾害的影响,能够停靠大型船队,应是当时海上贸易船队的始航地。西汉平南越后,贸易路线调整,岭南地区的中心港有西移的趋势,番禺港的地位也逐渐衰落。

  报告结束后,与会师生就平定南越的历史背景与考古材料反映的南越的历史文化与对外贸易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赵德云教授表述了自己对南越王墓出土凸瓣纹银盒的观点,认为在国外的材料中并没有发现完全一致的器物,其为本土仿制的可能性更大,不是直接从海上输入的域外物品。吕红亮教授也参与了本场讨论。

罗二虎教授作总结发言

沙龙现场

与会学者合影

  沙龙最后,罗二虎教授进行了总结发言。他首先感谢了六位学者精彩的报告,六位学者所研究的领域基本上囊括了中国的大陆板块,真正是四方荟萃,自己也是收获颇多,感想颇丰。罗二虎他主要从三个方面谈了自己的感想,一是学者们的研究都非常有深度,不管是宏观还是微观层面,都将所研究的问题细化并进行深入研究,而研究的深度就在于对材料的掌握及熟悉度,强调除了对基础知识的掌握,还要学会对材料的消化吸收,这样才能有所创新;二是历史时期考古的特点,要先从考古学学科的特点出发,按照考古学的基本方法来研究,浩瀚如海的文献记载是我们研究的后备力量,要全面、合理、正确地利用这些宝贵的文字信息,反之,如果一开始就以文献材料为预设去附会对应考古材料,这就违背了我们考古学的基本原则;三是民族考古的研究应该注意主位跟客位的关系,过去总是以中原地区为中心,认为周边民族的发展都是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提到少数民族,也总是喜欢以“野蛮”、“落后”这些词汇去形容概括,但科学技术有先进和落后之分,而文化没有,应该客观公正地去看待各个古代民族的文化,尽量从主位客位的角度去探讨,同时将视野放大,去讨论中华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及外来文化的关系。另外,在进行民族考古研究的时候,可以尽量把民族学的方法和材料更多地结合起来,在研究过程中要善于借鉴多种研究方法,这些方法都能使我们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也会使我们的研究更为深入。(说明:文中部分图片在征得同意的情况下采自老师们的PPT内容,在此对所有老师表示感谢)

撰稿:齐广、孙宇、祝铭、焦阳、李孟雅、王文波、吕瑞东、康轶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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