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9年6月3日下午14: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2019年度第8讲在考古研究所八层多媒体会议室举行，讲座由考古所刘国祥研究员主持，伊朗德黑兰大学考古学系教授哈桑·法兹里·纳什里（Hassan Fazeli Nashli）带来了题为“史前晚期（6000-3000 BC）的伊朗高原北部：离散型区域网络的兴起与衰落”的学术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温成浩博士担任本次讲座的翻译。主讲人 哈桑·法兹里·纳什里（Has ...

　　2019年6月3日下午14: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2019年度第8讲在考古研究所八层多媒体会议室举行，讲座由考古所刘国祥研究员主持，伊朗德黑兰大学考古学系教授哈桑·法兹里·纳什里（Hassan Fazeli Nashli）带来了题为“史前晚期（6000-3000 BC）的伊朗高原北部：离散型区域网络的兴起与衰落”的学术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温成浩博士担任本次讲座的翻译。

主讲人 哈桑·法兹里·纳什里（Hassan Fazeli Nashli）

　　纳什里教授首先开宗明义地指出此次讲座是关于考古学方法论的探讨，即如何通过考古材料来复原当时的社会。结合其过去十五年在伊朗中部高原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丰富经历，纳什里教授主要探讨了伊朗铜石并用时代社会不平等的起源等学术问题。他认为社会不平等主要通过聚落形态、空间布局和建筑内部的空间结构得以体现。墓葬资料当然也很重要，如墓葬的区位和随葬品的组成，以及其它象征社会复杂化的证据如威权品和贵重物品等。同时，农业发展水平和文字也是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

　　纳什里教授以美国学者萨林斯（Sahlins）和塞维斯（Service）提出的部落、游团、酋邦到国家的社会进化理论为切入点，并列出了几条他认为十分重要的社会复杂化的驱动因素，如环境因素、个人野心、合作、竞争、人口增长等。纳什里教授认为，手工业专业化对社会复杂化进程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手工业生产的不同模式其社会影响和结果也会不同。总体来说，手工业生产模式可以分为依附性（依附于酋长或部落首领）和独立性（家户自产自销）两种。同时，手工业生产专业化也可以分为产地专业化（如专门生产绿泥石石杯的手工业遗址），原料专业化（如青金石制品的生产），以及功能专业化等多种形式。

讲座现场

　　纳什里教授指出，伊朗中部地区铜石并用时代是一个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转变的过渡阶段。如果说新石器时代革命本质上是经济基础的革命，那么铜石并用时代的社会则更倾向于上层建筑的变革。即新石器时代人类驯化了动植物，而铜石并用时代人类驯化了自己，从而加速了社会文明发展的进程。

　　位于里海南岸的伊朗高原北部因其多样性的地貌和生态环境成为早期人类活动的理想区域之一。早在8000年前该地区就已经出现了定居的聚落。过去几十年的考古工作及所获取的丰富的考古资料使得探讨该区域铜石并用时代的社会成为可能。水土条件优沃的山麓冲积扇往往成为人类定居的首选之地。在一处遗址长达千年的定居便造就了伊朗境内富有特色的遗址类型-丘墩（Tepe）。伊朗考古学家通过对丘墩遗址的解剖和发掘可以建立起考古学文化长时段的发展序列。结合目前所获得的多达两百多个碳十四测年数据，伊朗高原北部从史前到铁器时代的时空框架得以确立。

讲座内容

　　考古证据表明，羊和猪大约在8000 BC在伊朗驯化，而牛则于5500 BC前后先在黎凡特地区被驯化，然后被引入伊朗。自6000 BC开始，伊朗才真正出现农业经济。如今伊朗仍以农业经济为主，70%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这种延续至今的农业经济生活方式也为伊朗考古学家提供了宝贵的民族志研究资料。

　　水利工程的兴建对社会复杂化的影响因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而被考古界所熟知。考古证据显示，伊朗中部早在5000 BC左右即出现了灌溉系统，并使得土地的生产力得到大幅增加。此外，这一时期制陶业也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封闭式窑炉的使用可以使窑温升高到1000摄氏度以上。陶质细腻，制作精致，一些陶器的器壁仅有2毫米之厚。陶器上大多施有彩绘，纹饰主题多为写实的舞蹈纹和动物（山羊）形象。但这一时期制陶业的生产组织方式仍以家户为中心。

　　除了以上所提及的有关手工业生产的间接证据，伊朗高原北部并不乏手工业生产的直接证据，比如聚落内部的制陶作坊以及位于聚落之外的陶窑。扎格丘墩（Tepe Zagheh）遗址就发现了一系列制陶专业化的证据。在该遗址厚达5米的文化层中堆积了大量陶片和动物形陶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遗址制陶业的生产规模。陶筹（圆锥形陶制品，用来计数）的发现则意味着当时的经济行为可能已经复杂化。

讲座内容

　　这一时期，一些指示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考古证据也开始出现。最主要的表现便是墓葬中随葬品的差异化现象。比如有些墓葬中随葬了远程贸易物品--来自印度的红玛瑙珠。同时，一些儿童富葬的现象也暗示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

　　这一时期的聚落中还发现了类似神庙性质的祭祀建筑。建筑内发现的排列有序的孕妇陶人偶像表明，该神庙可能是专门用来为孕妇举办某种祭祀仪式的场所。该神庙周围还发现了随葬品丰富的墓葬。

　　铜石并用时代经济领域的另一个巨大变革便是冶铜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伊朗中部高原金属矿藏丰富，为冶金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目前已有的证据表明，伊朗高原很可能是除近东之外的一处重要的早期冶金中心。冶铜生产过程包含了从采矿、冶炼到铸造等一系列复杂的技术流程。因而，冶铜生产往往对社会组织能力有较高的要求。伊朗的冶铜技术发展经历了从冷锻到冶铸完整的演进路径。伊朗境内最早的冶铜证据出现在公元前六千年前后。4000 BC左右开始出现金银制品。在加布里斯坦丘墩遗址（Tepe Ghabristan）就发现了大规模冶金生产的证据（如坩埚、石范和铜器制成品）。在西阿克遗址（Sialk）也发现了多种金属（铜、银、铅）的冶金证据。伊朗高原虽然以山地为主，但不同山间盆地之间多有通道和走廊相沟通。散布于其中的游牧民族则将伊朗生产的金属器输出到了两河流域平原地区。这种高地和低地之间的贸易联系促生了西南亚地区史前时期的经济全球化。

讲座内容

　　讲座最后，纳什里教授主要阐述了伊朗境内早期文字和书写系统的起源和发展。早在十九世纪，考古学家在发掘苏萨（Susa）遗址的时候发现了大量的空心陶球，有些表面还见有镶嵌的陶筹或楔形的陶筹印痕。当时考古学家对这种陶球的功能和性质还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后来，随着空心陶球内楔形陶筹的发现，考古学家才逐渐意识到空心陶球其实相当于一个装有物品交换信息的“信函”。其中所包含的不同形状的陶筹则代表着不同的商品种类。这种空心陶球的使用在公元前五千纪的时候达到了顶峰，这表明当时区域间的经济贸易行为已经相当频繁。这种印在陶球上面的计数符号其实就是伊朗境内发现的最早的书写系统。由此可知，伊朗早期书写系统的产生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而与祖先崇拜或祭祀鲜有关联。

　　通过以上多方面考古证据的归纳和整合，纳什里教授总结道，从公元前六千年到公元前三千年，伊朗中部高原社会复杂化进程在考古学上有明确的证据可循，如社会分化、手工业专业化、冶金技术的发展、远程贸易以及早期书写系统的出现等。伊朗境内史前文化的进程更符合多线进化而非单线进化的理论过程。社会发展总伴随着社会崩溃。铜石并用时代之后伊朗中部高原的社会总体呈现出衰落的趋势，本地人口规模大幅缩减。他们很可能迁移到了南部的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并参与到了当地青铜时代兴起的社会进程中。

刘国祥研究员为哈桑·法兹里·纳什里（Hassan Fazeli Nashli）教授颁发讲座证书（孙自法 摄）

　　讲座结束后，听众们还就早期中国和伊朗的物质文化交流、以粟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的传入时间、印度红玛瑙珠在伊朗的出现时间、绘有舞蹈纹彩陶的年代及其象征意义等问题与纳什里教授展开了互动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