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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科知识成长的视野下审视近代中国
摘要: “变”乃近代中国历史的基调所在，其中极为显著且影响至今的，无疑即是以分科为标识的近代学科知识的成长。学科知识的“援西入中”，对于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进入近代，中国社会有关现实世界及社会理念合法性论证的基础，渐次脱离传统的“学术资源”，转而采纳近代学科知识所提供的“知识资源”。这一过程不仅决定了中国当代学术的理论和实践，从20世纪初开始，更通过以分科知识为“专史”的书写样式，重新塑造了 ...
“变”乃近代中国历史的基调所在，其中极为显著且影响至今的，无疑即是以分科为标识的近代学科知识的成长。学科知识的“援西入中”，对于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进入近代，中国社会有关现实世界及社会理念合法性论证的基础，渐次脱离传统的“学术资源”，转而采纳近代学科知识所提供的“知识资源”。这一过程不仅决定了中国当代学术的理论和实践，从20世纪初开始，更通过以分科知识为“专史”的书写样式，重新塑造了“中国之过去”。
8月18日，“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出版座谈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来自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上海社科院、浙江工商大学、台北“中研院”以及日本成城大学、关西大学、青山学院大学等科研院所的20余位学者与会。“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章清教授组织，分别由六位教授撰写，耗时数年完成，旨在基于近代学科知识成长的视野审视近代中国的历史，并把这一过程视为近代中国接受西学的一个特殊结果来分析；促进对近代学科知识形成的复杂过程的理解，同时致力于解决与此相关的方法论和概念上的难题。
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
座谈会上，各位作者分别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和研究对象。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历史学院教授孙江著《重审中国的“近代”：在思想与社会之间》。回顾近四十年来的中国历史学，社会史兴起于前十年，概念史凸显于后十年。社会史探究文本背后的情境，概念史聚焦于文本的语言与结构。本书共四编十二章，第一编考察清统治下的满汉关系，第二编爬梳西方近代知识的传入与再生产，第三编以宗教为视角讨论内在于中国“近代”的自/他关系，第四编涉及历史认识的方法问题。作为诠释中国“近代”轮廓的实证研究专著，本书认为，社会史方法与概念史方法的交互使用，不失为摆脱形而上学纠缠的可行路径。
日本关西大学教授、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沈国威著《一名之立 旬月踟蹰：严复译词研究》。本书从何为“译词”起笔，继之评述严复译词创制的方法及其得失，其后数章的讨论广泛涉及严复翻译的环境资源、文体革新、社会反应以及若干不为人知的工作。既有译词创制的理论总结，又有新史料的发掘和考证。译词研究需将视野扩展至东亚近代语言接触、词汇环流及民族国家国语建构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是本书一以贯之并努力践行的研究理念。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章清著《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近代中国学科知识的成长，构成全球范围内文化迁移的一环，并深刻影响到中国历史的走向。本书的中心旨趣，即是以中外文化交流背景下“中学”与“西学”的会通为切入点，检讨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守望于“历史的维度”，本书大致勾画了近代学科知识成长的历史脉络，同时也致力于检讨哪些因素影响了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
会议现场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文化与语言系汉学教授阿梅龙（Iwo Amelung）著《真实与建构：中国近代史及科技史新探》（孙青等译）。本书以开阔的跨学科取径为讨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整合了科学技术史与环境史的方法，融入历史编纂学的角度，以期超越传统史学研究的范畴。通过这种方式，本书也尝试从“个人”“集体”或“专业的”“国家的”层面，对确立“历史真实”与身份定位所必需的建构性叙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新见解。由此，科学技术及其应用与普及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讨论这些问题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和历史编纂学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一些功能。
日本成城大学教授陈力卫著《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本书第一编“西学东渐再东渐”着眼于19世纪英华字典以及《博物新编》《万国公法》和江南制造局的西学新书在日本的影响。第二编“东学激起千层浪”则看20世纪日本是如何影响中国的。通过分析梁启超《和文汉读法》、政治小说《雪中梅》以及《共产党宣言》的翻译问题，认识汉语欧化过程中的日语因素，以及辞典是如何应对日语新词的。第三编“语词概念定尘埃”则具体描述“民主”“共和”“主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金字塔”等概念形成的过程。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胡适纪念馆主任潘光哲著《创造近代中国的“世界知识”》。在近代东亚世界里，有心知晓世事，探究世变由来，思考因应之道的士人，不知凡几。在他们具体身处的生活世界里，确实存在着前所未知的知识天地，乃至于新式传播媒介提供的讯息，好似广袤无涯，总可吸引有心好奇之士探其究竟，明其奥妙。他们就像是进入了一座包罗万象的“知识仓库”，只要愿意信步直入，披卷展读，随意阅览，各色信息、思想与观念，斑斓眩目，应接不暇，迎面扑来，总可撼动挑拨观奇览胜者的心怀意念，汲引足可激荡多样思考想象的“思想资源”。他们共向同循的，乃是可以名曰追求“世界知识”的思想道路。
会议现场
接下来，与会学者对“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给予高度评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教授葛兆光认为，近代历史研究材料丰富，不仅涉及到中国，也涉及全世界，古今中外在此交融，而且也与现在的经验有直接的联系。作为一名研究古典的研究者，他非常关注“冲击”、“重组”、“再定义”这三个关键词，这三个词可以解释现代中国的转变，而“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就是“冲击-重组-再定义”这样一个过程。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戴鞍钢认为，在教学方面，“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对他助力颇多，可以更好地解答学生关于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问题；在科研方面，本书系对于深化经济史研究，也有很大的帮助；本书系对于当下学术热点问题的关注亦有帮助，比如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西文化的关系这样的重要问题，“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给出了回应。
8月18日，“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出版座谈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来自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上海社科院、浙江工商大学、台北“中研院”以及日本成城大学、关西大学、青山学院大学等科研院所的20余位学者与会。“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章清教授组织，分别由六位教授撰写，耗时数年完成，旨在基于近代学科知识成长的视野审视近代中国的历史，并把这一过程视为近代中国接受西学的一个特殊结果来分析；促进对近代学科知识形成的复杂过程的理解，同时致力于解决与此相关的方法论和概念上的难题。
座谈会上，各位作者分别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和研究对象。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历史学院教授孙江著《重审中国的“近代”：在思想与社会之间》。回顾近四十年来的中国历史学，社会史兴起于前十年，概念史凸显于后十年。社会史探究文本背后的情境，概念史聚焦于文本的语言与结构。本书共四编十二章，第一编考察清统治下的满汉关系，第二编爬梳西方近代知识的传入与再生产，第三编以宗教为视角讨论内在于中国“近代”的自/他关系，第四编涉及历史认识的方法问题。作为诠释中国“近代”轮廓的实证研究专著，本书认为，社会史方法与概念史方法的交互使用，不失为摆脱形而上学纠缠的可行路径。
日本关西大学教授、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沈国威著《一名之立 旬月踟蹰：严复译词研究》。本书从何为“译词”起笔，继之评述严复译词创制的方法及其得失，其后数章的讨论广泛涉及严复翻译的环境资源、文体革新、社会反应以及若干不为人知的工作。既有译词创制的理论总结，又有新史料的发掘和考证。译词研究需将视野扩展至东亚近代语言接触、词汇环流及民族国家国语建构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是本书一以贯之并努力践行的研究理念。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章清著《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近代中国学科知识的成长，构成全球范围内文化迁移的一环，并深刻影响到中国历史的走向。本书的中心旨趣，即是以中外文化交流背景下“中学”与“西学”的会通为切入点，检讨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守望于“历史的维度”，本书大致勾画了近代学科知识成长的历史脉络，同时也致力于检讨哪些因素影响了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文化与语言系汉学教授阿梅龙（Iwo Amelung）著《真实与建构：中国近代史及科技史新探》（孙青等译）。本书以开阔的跨学科取径为讨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整合了科学技术史与环境史的方法，融入历史编纂学的角度，以期超越传统史学研究的范畴。通过这种方式，本书也尝试从“个人”“集体”或“专业的”“国家的”层面，对确立“历史真实”与身份定位所必需的建构性叙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新见解。由此，科学技术及其应用与普及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讨论这些问题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和历史编纂学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一些功能。
日本成城大学教授陈力卫著《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本书第一编“西学东渐再东渐”着眼于19世纪英华字典以及《博物新编》《万国公法》和江南制造局的西学新书在日本的影响。第二编“东学激起千层浪”则看20世纪日本是如何影响中国的。通过分析梁启超《和文汉读法》、政治小说《雪中梅》以及《共产党宣言》的翻译问题，认识汉语欧化过程中的日语因素，以及辞典是如何应对日语新词的。第三编“语词概念定尘埃”则具体描述“民主”“共和”“主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金字塔”等概念形成的过程。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胡适纪念馆主任潘光哲著《创造近代中国的“世界知识”》。在近代东亚世界里，有心知晓世事，探究世变由来，思考因应之道的士人，不知凡几。在他们具体身处的生活世界里，确实存在着前所未知的知识天地，乃至于新式传播媒介提供的讯息，好似广袤无涯，总可吸引有心好奇之士探其究竟，明其奥妙。他们就像是进入了一座包罗万象的“知识仓库”，只要愿意信步直入，披卷展读，随意阅览，各色信息、思想与观念，斑斓眩目，应接不暇，迎面扑来，总可撼动挑拨观奇览胜者的心怀意念，汲引足可激荡多样思考想象的“思想资源”。他们共向同循的，乃是可以名曰追求“世界知识”的思想道路。
接下来，与会学者对“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给予高度评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教授葛兆光认为，近代历史研究材料丰富，不仅涉及到中国，也涉及全世界，古今中外在此交融，而且也与现在的经验有直接的联系。作为一名研究古典的研究者，他非常关注“冲击”、“重组”、“再定义”这三个关键词，这三个词可以解释现代中国的转变，而“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就是“冲击-重组-再定义”这样一个过程。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戴鞍钢认为，在教学方面，“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对他助力颇多，可以更好地解答学生关于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问题；在科研方面，本书系对于深化经济史研究，也有很大的帮助；本书系对于当下学术热点问题的关注亦有帮助，比如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西文化的关系这样的重要问题，“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给出了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