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8月30日下午，由敦煌研究院主办的第56期“敦煌读书班”在兰州院部一楼敦煌文献研究所阅览室举办。宁夏社会科学院张玉海研究员、宁夏社会科学院魏淑霞副研究员、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段玉泉教授分别作了题为《黑水城文书与11—13世纪黑水城社会》、《制度史视域下的西夏监军司探析》、《西夏佛教序跋题记的史料价值分析》的报告。三场报告分别由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张海娟馆员、兰州文理学院赵天英副教授、敦煌研究院编辑部主 ...

8月30日下午，由敦煌研究院主办的第56期“敦煌读书班”在兰州院部一楼敦煌文献研究所阅览室举办。宁夏社会科学院张玉海研究员、宁夏社会科学院魏淑霞副研究员、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段玉泉教授分别作了题为《黑水城文书与11—13世纪黑水城社会》、《制度史视域下的西夏监军司探析》、《西夏佛教序跋题记的史料价值分析》的报告。三场报告分别由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张海娟馆员、兰州文理学院赵天英副教授、敦煌研究院编辑部主任党燕妮副研究员主持并评议。

张海娟馆员

赵天英副教授

党燕妮副研究员

张玉海研究员首先回顾及总结了近三十年来黑书城文献的研究状况：相对而言，目前的研究更多的是对文献的整理，社会历史方面的研究较少，而在社会历史研究中，从横向上来看，对西夏社会整体状况研究多，对西夏时黑水城当地的局部研究少；从纵向上来看，尤重元代研究，对西夏黑水城的侧重较少。其次，张老师在出土文献的基础上对黑水城的行政建制、经济与赋税、社会文化与宗教信仰四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其视野宽阔，收集资料丰富，为我们勾画出了11—13世纪黑水城的社会人文面貌。此外张老师指出西夏基层行政组织类似于宋代保甲法；其商品经济发展有限，以物易物的情况还较为普遍；造成当地粮食短缺，不能维持生计的主要因素与生产力低下，粮食产量不高有密切关系。此外，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黑水城地区存在一批类似裴松寿式的商人或地主从事典当、放贷活动；寺院经济较为发达；黑水城地区主要居民以汉族、党项族、吐蕃、契丹族为主，呈现出多民族杂居的格局，且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多民族杂居当是普遍现象。

另外，张老师特别强调在利用出土文献，尤其是黑水城文献的过程中，需要谨慎得当，避免过度解读，以点带面。如对于部分学者根据武威等地出土首领印和汉籍史料的相关记载，推断包括黑水城地区在内的西夏境内还保留有部落制。对于这一推断，他认为还缺乏更为直接的证据，尤其是目前所知的出土文书尚不能对此证实。

张玉海研究员

魏淑霞副研究员主要讨论了在制度史的视野下西夏监军司的设置及职能演变以及西夏监军司对唐宋监军制的承袭与发展。首先，魏老师在对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发现，西夏监军司的设置是出于对军事意义方面的考量，初期的设置以武职为主，反映出这一时期西夏监军司的职能是以征讨防卫为主。在后期的发展中，西夏监军司的职能逐渐丰富，所涉及的事物繁杂，包括选官、管理军籍、涉外事务、接待使者等，却不见军事作战的职能。这种职能的变化可能与西夏军事机构设置以及政治局势的变化有关，即西夏中后期军事机构的改革可能影响到了地方监军司职能的发挥。其次，魏老师梳理了监军一职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得出，监军制由来已久，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并由最初的不定职临时派遣到唐代逐渐形成监军制度，成为地方普设机构，监军的职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由单纯的军事监督延展到方镇的其他事物当中。而唐宋的监军制度对于西夏监军司的设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唐于“安史之乱”后在夏州设监军衙，西夏立国时，部分地承袭了夏州割据政权时期的旧制，因此西夏监军司的设置应该是在承袭唐宋监军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党项羌部落兵制的特点而形成的，并使监军司成为一个稳定的地方军事机构建制。此外，魏老师还提出由于西夏的文献有限，在对问题的深入研究的过程中会存在史料不足，无法佐证的现象，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魏淑霞副研究员

段玉泉教授主要介绍了西夏佛教序跋题记的价值。段老师指出佛教序跋题记作为佛教经文之外的附属文字，对于佛教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而西夏时期，佛教鼎盛，因为缺少正史和传世文献的记载，其佛教史的建构与研究绝大程度上倚仗于出土的文献材料，散布于大量出土佛教经文之外的序跋（含发愿文）、题记则显得尤为珍贵。西夏佛教序跋的价值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佛教史料价值；其二是非佛教史料价值。

在佛教史料价值方面，段老师认为主要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西夏佛教序跋题记为西夏佛教史构建提供了重要材料。在西夏的佛教序跋题记中大量涉及到某类佛经在西夏的流传、翻译、校勘、刊印、抄写等情况。明确记录了一大批文献的传译者、校经者、施经人，也保存了一大批文献翻译、校勘、施印的确切时间、重大法事活动的盛况以及施经的规模等。第二，西夏的佛教序跋题记补充了不少印度及吐鲁番佛教史料。第三，西夏佛教序跋题记中也保存了蒙元时期的一批佛教史料。如国图藏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 文中记载了元代至元三十年开始万寿寺河西藏开始刻印，并在大德六年、武宗朝、仁宗朝先后 三次刻印，出土文献材料中亦发现有武宗朝、仁宗朝施印大藏经的实物资料，此外还发现管主八出资施印刻印河西藏的相关记载。

在非佛教史料价值方面，段老师认为西夏佛教序跋题记中还涉及了一些非佛教的史料。例如在不少序跋题记中涉及到西夏职官的名称，有些名称可以与《天盛律令》相印证，并为《天盛律令》的翻译提供依据。

最后，段老师还指出利用西夏佛教序跋题记作为史料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因为有些材料中有不少地方存在讹误现象，需要辩正；有些材料中坑存在两可的信息或伪信息，需要分辨；也有些材料在阅读和理解的方面有所困难，容易造成误读，需要考证。基于以上史料中存在的客观问题，因此在利用史料的过程中需要使用者加以分析和辩别。

段玉泉教授

在发言结束主持人进行评议后，众人纷纷就关注问题进行了讨论交流。由于事先已将论文挂在“敦煌与民族读书群”和“敦煌读书班”两个群内，故大家在发言时思路清晰、表述明确，同时给予了听众充分的讨论空间，大家或提问、或批评、或质疑、或提供补充资料，取得了良好的研讨效果。

为了配合这次读书班活动，读书班负责人人文研究部部长杨富学研究员特意安排了《西夏研究》《宁夏社会科学》《西夏学》《敦煌研究》《吐鲁番学研究》五个有代表性的学术刊物之办刊人与作者、读者的见面会和互动，孙颖慧、张玉海、段玉泉、党燕妮、武海龙分别代表五刊就各自刊物的特点、用稿标准、学术规范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说，随后，作者、读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存在的疑惑，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座谈会由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杨富学主持。首先介绍了参加座谈会的各位专家学者、编辑、年轻学者，以及座谈会的缘起：“本次座谈会主要邀请的都是在学术研究方面一线的工作人，他们本身有发表文章的需求；同时年轻学者和学生也需要一个发表文章的平台，而对于我们的刊物来说也需要一线的学者来支持，因为这些需求的存在，也就有了这次的座谈会，希望本次的座谈会能起到交流的意义。”之后，五个刊物的负责人逐次进行了发言。

《西夏研究》常务副主编孙颖慧副研究员首先对《西夏研究》这本刊物进行了介绍，2010年新闻出版署将《西夏研究》特批给了宁夏，之后将其并在了宁夏社科院。《西夏研究》的涵盖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西夏”本身，从时间维度来看，与之相关的宋辽金元的历史内容都在其范围之内；从地域维度来看，与西夏相关的历史地域范畴也都在其涵盖之内。而就国内外文献使用和研究重点的情况来看，国外更偏向于最原始的西夏文献，如西夏字考释的相关文献，这类文献数量的增多带来的是国外订阅量的提升，但是就国内来看，这类文章是很难转载的。这当中其实存在一个矛盾，即“一方面来看，这类考释性质的文献在一些人眼中的价值含量略低一些，但是在西夏学界来说，价值实则是不可估量的。”

之后《宁夏社会科学》历史栏目责编张玉海研究员发表了讲话，他首先对历史西夏这个栏目进行了介绍，其次他希望各位学者老师能够更多的关注到《宁夏社会科学》，并能踊跃地向《宁夏社会科学》投稿。

《西夏学》编委段玉泉老师也对《西夏学》进行了简要的介绍，《西夏学》和《西夏研究》等期刊不同，是以书代刊的非公开期刊，一年发行两期。因为以书代刊的性质，所以稿源十分有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便将每年学术论坛的一些优秀文章收录进了《西夏学》。因此段老师也鼓励大家积极参加学术会议，并且积极投稿。

《敦煌研究》编辑部主任党燕妮博士介绍了《敦煌研究》的基本情况：“《敦煌研究》创刊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正值敦煌学振兴之时，在当时立足敦煌、放眼世界的理念支持和敦煌学期刊的需求下，于1981年和1982年试刊了第一期和第二期，1983年正式创刊，2002年改为双月刊，2014进行了第一次改版。”《敦煌研究》的栏目会根据实际约稿的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约稿的范围是广义的敦煌学的范畴，即包括丝绸之路沿线遗址研究、出土的文献、简牍等。

《吐鲁番学研究》负责人武海龙博士也对《吐鲁番学研究》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吐鲁番学研究》是由吐鲁番学研究院主办的学术期刊，2000—2008年为内刊，2008年后公开发行，一年出版两期，主要内容是关于吐鲁番学的历史、考古、宗教、语言文字、艺术、佛教壁画等方面。”武老师还指出目前期刊面临的问题：第一，缺少好的稿源，竞争力方面要弱于核心期刊；第二，刊物自身经济状况问题，稿费不高。

之后兰州财经大学高启安教授根据自身从事多年编辑工作和研究工作的经历出发率先发言，认为学习途径有四种，第一是向老师学；第二是自学；第三是向朋友学；第四是向刊物学。其中向刊物学是当今学习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途径。高老师指出：“学术刊物一定要有这样一种意识，就是要引领学术研究。”一个学者的研究一般有不同的时段，比如“游击区”和“根据地”，对于年长的学者来说普遍已经确立了自己研究的“根据地”，而对于年轻的学者来说，还尚处于打“游击”的状态，因此刊物的引领作用十分重要。其实刊物接受稿件的范畴、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指引着年轻学者研究的方向和方法。此外高老师还指出，学者不能将自己的研究范畴仅仅局限在某一个狭窄的领域，要注意到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贯通，如果不能扩展视野，只能固步自封，这对于刊物所涵盖的范围来说也同样适用。所以高老师认为创办刊物需要“大视野”，同时也要看到刊物自身对于年轻学者在撰写高质量文章和确定自身研究方向方面的潜在作用。这种潜在作用同时也对刊物编辑的能力提出了要求，如果编辑没有对某一门学科深入研究，没有明确的编辑思想的话，就不能更好地帮助和引领作者。

高启安教授

杨富学研究员针对西夏学研究的现状提出了问题，他认为，在西夏学的研究中，学者对于西夏文献的解读有的非常深入，有的局限于解读而研究不够。在西夏学研究中，西夏文文献是基础，在解读西夏文的基础上一定要加强西夏文的学术价值，要通过文献解决相关的学术问题，而不是简单的通过字典进行解读工作。

杨富学研究员

之后，各位学者和同学就关注的问题与刊物负责人进行了直接地交流和讨论，比如不少年轻学者不知道自己的文章是否符合刊物的收稿标准，刊物负责人则在听取之后给予了解答和帮助。此外也有作者和读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收到了良好的结果。在热烈的交流和讨论中，本次座谈会圆满落幕。

参加这次读书班和座谈会活动者除上文提到的各位专家、学者、编辑外，尚有远道而来的宁夏社会科学院张玉梅、孙广文、王春艳副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热依汗古丽·卡迪尔女士、俄罗斯阿穆尔大学王俊铮博士、澳门科技大学刘璟博士、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张永萍、李娜副教授、武威市博物馆原馆长黎大祥研究员、景德镇陶瓷大学李贝博士、云南大学研究生冯柔飞女士，以及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俊民研究员、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李志鹏助研、兰州大学吐送江·伊明、苗冬教授、兰州财经大学王祥伟教授、甘肃政法大学李甜、李娜副教授、西北师范大学薛燕丽副教授、兰州城市学院董知珍教授、兰州文理学院赵天英副教授、西北民族大学胡雅宁副教授、乌仁奇米克娜、阿不都日衣木博士、努力牙·克热木、黄恬恬女士、敦煌研究院王志鹏、赵晓星、孔令梅、郭俊叶、王东、李茹、张海娟、勘措吉、彭晓静等，尚有来自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兰州理工大学、敦煌学院等高校的年轻学子和社会人士，计有百余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