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铜是人类最早认知的金属，用铜、锡、铅制作的青铜则是人类最早大量生产和使用的金属。　　两个世纪前，丹麦人汤姆森（C. J Thomsen）按石器、青铜、铁器三个时代陈列古物展览，成为划分古代物质文化发展阶段最直观且广为接受的方式。虽然青铜时代之后的近古时期，青铜器产量更大，但青铜器往往被人们下意识地界定在青铜时代。比如，我们常说司母戊方鼎是最大、最重的青铜器，但这个“最大、最重”只适用于

　　

　　

　　铜是人类最早认知的金属，用铜、锡、铅制作的青铜则是人类最早大量生产和使用的金属。

　　两个世纪前，丹麦人汤姆森（C. J Thomsen）按石器、青铜、铁器三个时代陈列古物展览，成为划分古代物质文化发展阶段最直观且广为接受的方式。虽然青铜时代之后的近古时期，青铜器产量更大，但青铜器往往被人们下意识地界定在青铜时代。比如，我们常说司母戊方鼎是最大、最重的青铜器，但这个“最大、最重”只适用于青铜时代，且只是在中国。

青铜时代的区域差异

　　世界不同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并不相同。安列托利亚半岛是最早冶铸青铜器的地区，目前发现有公元前6000年的青铜器。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公元前3000年进入青铜时代，古埃及文明紧随其后。欧洲的青铜时代自公元前2300年起，延续了约1000年。

　　

　　

　　古代中国使用铜、青铜以及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稍晚于其他古典文明。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公元前3500年甘肃马家遗址的青铜刀，不过该遗址尚处于新石器时代。作为其后早期国家核心的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中西学术界都认可的是公元前17世纪。有意思的是，在今天新疆、青海和甘肃等地，发现有较多年代更早的青铜器，其中一些可在中亚地区见到更早的类似物。

　　早期青铜器由西及东渐次推迟的现象，暗示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可能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影响。但由于东西方发展阶段不连贯，加上青铜器的传播路线缺失，中国学者对此持谨慎态度（李伯謙、劉緒教授最新撰文認為：由于甘肃地区发现的上述青铜器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特别是西城驿铸铜作坊的发现，使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它的出现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流有关，这种认识有其合理性。但要据此进一步推断它是中原地区夏商周三代青铜铸造业的源头，尚需更多的证据予以充实。比如，介于甘肃与中原之间的陕西关中地区，即缺少系连二者的发现，倘若在客省庄二期文化及早期先周文化中有较多类似上述甘肃地区的青铜器发现，问题就会更加明朗。另外，就青铜铸造的出现时间而言，甘青地区早于中原，因此，中原地区青铜铸造技术的出现，可能受到甘青地区的影响。是直接的人员流动，还是间接的技术传递，都有可能。总之，两地之间存在交流，不是隔绝的）。西方学者则支持上述观点，认为冶金术这样重大而复杂的发明在人类发展史上不可能是多元起源，就像水稻起源于中国一样。

　　汤姆森提出了青铜时代的表述方式，但他恐怕不会想到，最适合这一表述方式的地区是中国。中国的青铜时代在时间上与夏商周三代大体对应，这一时期青铜器是最为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占据较大份额。

　　在可能相当于夏朝的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器就已成为高等级墓葬中最重要的随葬品。商代晚期的妇好墓随葬青铜器近500件，所占体量和价值是其他随葬品不可比拟的。战国早期曾国国君曾侯乙墓葬中的随葬青铜器总量超过1万公斤（李伯謙、劉緒先生在最新文章中表示：二里头、东下冯、西吴壁和千金耙是中原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与青铜铸造业有关的遗址，说明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已形成了从采矿到铸造铜器的完整作业链。商代前期，青铜器发现地点很多，可以说在商文化分布范围内有普遍发现，数量更是远多于夏代。青铜器铸造作坊也发现有多处，由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到商代后期，青铜铸造业达到新的高峰。在商文化分布范围内，青铜器发现更为普遍。值得一提的是，商代后期又增添了成套的青铜乐器和车马器。从青铜器铸造工艺技术层面来看，东周自春秋中期以来，一方面对部分已有工艺进一步发挥、推广，同时也发明不少新工艺，这些工艺技术在部分地区流行。如到春秋中期，器身与附件分开做模，分别翻范的技法被广泛使用）。

　　与中国的情况相反，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文明因缺乏青铜等矿料资源，生产和使用的青铜器有限，多为小型工具、兵器、饰件和器皿，且在考古发现中很少见。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考古学家伍利（Leonard Woolley）发掘乌尔王陵时发现，这处年代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的墓地埋藏有大量宝石、金银珍宝，随葬的青铜器只有少量小型兵器和器皿。同样，年代在公元前14世纪著名的图坦卡蒙墓——稍早于妇好墓但已属古埃及青铜时代末期，同样出土了大量金银器，几乎没有青铜器。青铜制品的匮乏使一些学者反思，青铜时代这一概念在中东地区的古典文明中是否适用。

青铜礼器 社会等级的象征

　　青铜器在古代中国的发达是因其作为礼器的性质。青铜具有硬度大、熔点低、不易锈蚀、方便回炉重新利用等优点，是制作生产工具的上好材料，但我们的先人却很少制作青铜生产工具，而是钟情于祭器和礼器，如鼎、簋、觚、爵、斝、壶等。实际上，用青铜觚饮酒并不比陶觚更加实用，但青铜觚耗费的资源和人力巨大，是象征社会财富和地位的奢侈品。

　　巨大的社会需求使青铜器的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并在早期国家系统下形成标榜社会等级的器用制度。殷墟墓葬中常常可见觚、爵、斝等成套酒器，两周时期出现更多的鼎与簋。如果说商周时期是古代中国礼制传统的形成阶段，青铜器则是当时礼制最突出的物化形式。至于古代中国何以独独钟情于饮食器皿，除了宗教原因之外，可能还和饮食传统相关。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粮食作物以稻、粟为主，造就了烹煮的饮食方式，进而催生出发达的陶器手工业。陶器的器物类别和烧制陶器所掌握的高温技术，都对其后青铜器的生产有着重要影响。

　　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文明的雕像等宗教性物品具有礼仪性，多为石制品。虽然这些地区也有年代很早的青铜雕像，如古埃及第六王朝帕皮一世的全身像、阿卡德国王头像等，但数量极少。古埃及出现较多神像是公元前16世纪新王国时期之后的事情，但神像均为小型铸件。西方饮食以烧烤为主，无须大量使用生活器皿，青铜器生产的文化传统和社会需求均不明显。

中国青铜铸造技术一枝独秀

　　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了中西青铜器不同的技术系统。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后续的希腊、罗马文明，青铜器的制作技术主要是锻制和失蜡法。前述古埃及帕皮一世及其子的全身像系锻制而成，而阿卡德国王头像则为失蜡法铸造。上述方法特别是空体失蜡法，为其后爱琴海地区发达的青铜人像雕塑奠定了技术基础。

　　中国古代青铜器造型复杂，装饰繁缛精美，西方学者一度认为，非失蜡法不能完成。实际上，以块范法铸造成形、辅以铸接或焊接技术连接不同部件，是商周时期青铜器采用的、在青铜时代各文明中独树一帜的铸造技术。商周青铜器多是带腹、足的容器，其造型多为规整、对称的几何形，块范法范型有拼合、规整成形的技术优势，为这些容器的大批量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撑。

　　块范法铸造还是最适合于青铜器装饰的技术。从操作上说，块范法铸造在制范时就可以完成青铜器纹饰的制作，装饰的实施得以从青铜转换到泥土上，大大降低了装饰难度，并为复杂、多层次的装饰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商周青铜器的平雕纹饰不仅有主次、疏密不同的层次，而且经常使用半浮雕、全雕等手法，将范铸和连接技术发挥到极致。此外，青铜器铭文与纹饰制作方法相近，商周青铜器也因之铸有大量艺术性极高的铭文。

　　

　　与中国古代青铜器技术系统相反，用锻制和失蜡法制作青铜器只能在器皿成形后在器表施以装饰和铭刻，客观上限制了装饰和铭刻的内容和空间。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青铜器器表装饰少见、铭刻只在人像上偶见的原因之一，就是受到技术的限制。

　　可以说，中国青铜器的社会需求、生产技术、造型与艺术互为影响，形成繁盛、发达的青铜文化，是青铜时代古典文明的一枝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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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丨《中國社會科學报》、《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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