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9年9月26日下午，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赵晓星在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111会议室，为川大师生做了一场题为“敦煌莫高窟第361窟研究”的讲座。本次讲座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张延清副教授主持，董华峰副教授担任评议人。讲座同时吸引了川大藏学研究所以及西南民大的师生到场聆听。讲座伊始，赵晓星老师从“洞窟的概况和研究史”讲起，第361窟面积并不大，为8.99平

2019年9月26日下午，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赵晓星在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111会议室，为川大师生做了一场题为“敦煌莫高窟第361窟研究”的讲座。本次讲座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张延清副教授主持，董华峰副教授担任评议人。讲座同时吸引了川大藏学研究所以及西南民大的师生到场聆听。

讲座伊始，赵晓星老师从“洞窟的概况和研究史”讲起，第361窟面积并不大，为8.99平方米，赵晓星认为此窟的营建时间为吐蕃统治敦煌晚期后段。选择此洞窟作为研究的主要原因，其一是此洞窟为中唐最具代表性的密教洞窟，其二为赖鹏举老师在《敦煌石窟造像思想研究》中所说：“为千佛找主尊”，以及巫鸿老师在《礼仪中的美术》中提到“原创性洞窟”概念，让赵晓星老师试图用他们的方法——洞窟的功能性以及单窟研究的方法对361窟做更多的解读。

关于361窟的研究史，赵晓星老师将其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记录史，从1908年伯希和进入敦煌直到1947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时期，这一时期中很多人在编号和对洞窟内容总录时对此洞窟进行过相当详细的记录。第二个时期为专题时期，在这个时期可以发现很多关于这个洞窟的代表性的作品，最重要的就是马德老师在《敦煌莫高窟报恩吉祥窟考》中用报恩吉祥窟记与此洞窟相联系，他认为此361窟可能为报恩吉祥窟，虽然后来经过考证发现报恩吉祥窟并非361窟，但因这篇文章的带动使得361窟得到更大关注。第三个时期为个案期，由郭祐孟老师开始将此洞窟作为个案进行研究并最早提出361窟为密教洞窟，虽然郭老师在《敦煌莫高窟361窟之研究》中得出的一系列相关结论尤为重要，但仍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比如窟顶藻井坛城的定名、五台山图的考证、供养人的特征、全窟的设计与布局等等。

接着，赵晓星老师按照读窟的顺序，结合洞窟的图像对以上几个问题一一进行讲述。

首先是主室窟顶，其中心是藻井坛城，坛城的结构井心为十字金刚杵，四壁为十二尊形，外层为金刚杵结界。赵老师将四壁十二尊形的形象与经典相对应发现，《金刚顶瑜伽护摩仪轨》、《尊胜佛顶修瑜伽法轨仪》、《佛说大孔雀明王画像坛场仪轨》、《圣无动尊安镇家国等法》都涉及洞窟壁画形象。从东壁开始，东壁中心为东方提头赖吒天王，两侧分别为月天和日天。北壁中心为北方毗沙门天王，结合《大正藏·图像部》对比，两侧分别为地天和伊舍那天。西壁表现的形象为天王形象，中心拿着龙头锁的为水天，两侧持刀的为罗刹天，举旗的为风天。南壁中心执人头棍的为南方焰魔天，两侧为梵天和火天。对十二个人物形象对比之后可以发现，十二个人物形象分别与佛教十二天相对应。赵晓星老师认为不空翻译的《供养十二大威德天报恩品》是与此图像最为接近的一部经典，很可能为这幅图像的依据。在这部经中也提到了十二天，但此经未述及十二天具体形象与持物等特征，而只谈了供养方法。将经典与图像对应并在图像上标注出来之后发现，《供养十二大威德天报恩品》中讲东方应是帝释天，但图像上东方为提头赖吒天王。除此以外，经典中讲罗刹天居西南但图像上罗刹天居西北；风天居西北但图像上风天居西南；火天居东南但图像上火天居西南。赵晓星认为东方帝释天变成东方提头赖吒天王的问题可能是敦煌本地的传统，因为在敦煌东方天王大多数是表现成怀抱琵琶的提头赖吒天王，在很多图像中都可以得到证实。关于位置的问题，将其与八卦学说相较可以发现，在洞窟图像上的火天、罗刹天、风天的位置与中国传统火、风传统元素的位置较为符合，这也可说明在敦煌发现的所有的密教图像都不会与一部经典完全契合，都会经过一种地方性的改造。

关于其供养法，赵晓星老师讲到，坛城里可以明显看到以四方天王为主供，根据《供养十二大威德天报恩品》中说到：“若欲止刀兵帝释为主（东方），若欲除药叉罗剎难者用毗沙门（北方），若欲除疫用焰魔天（南方），若欲除旱魃洪水难者俱用水天（西方）。”可以看出其与世间利益联系非常紧密。那么为什么要供养十二天呢？赵老师接着讲述到供养十二天的功德，供养十二天会带来两种利益并且防止损害，十二天也可总摄一切诸天，所以十二天喜，则诸佛亦喜，世间与出世间悉皆圆满，含有报十二天恩的思想。总的来说十二天曼荼罗，具有强烈重视世间利益的色彩，这也是中唐时期佛教的一大特色 。

赵老师接着讲述到361窟窟顶四披，西披为“十方赴佛会”，其余东、南、北披都为“千佛中东、南、北三方佛说法图”。首先从窟顶西披开始讲述，西披上所画图像为“十方佛赴会”的画面，“十方佛赴会”在莫高窟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十方佛赴释迦牟尼会”，一种是“十方佛赴阿弥陀会”，而在此图像中观察到有“天乐不鼓自鸣”的特征，故将此确认为“十方佛赴阿弥陀会”。另外，在莫高窟与361窟同时代的202窟北壁保存了一幅很大的“十方佛赴阿弥陀会”的壁画，对这个壁画现存的榜题进行分析，发现榜题的来源并未完全按照《佛说阿弥陀佛经》来画，而是四方上下根据《佛说阿弥陀佛经》，而四维的佛名是根据《佛说佛名经》，而《佛说佛名经》的作用主要用于忏悔，所以在当时画此幅图像时很可能是加入了一些忏悔的想法。那么我们也倾向于认为莫高窟的第361窟的西披也是以阿弥陀佛作为主尊。再看东披图像的特别之处在于象座，象座为东方阿閦佛的标志性座位，所以可以确认这一披主要表现为东方。南披中有马座，故后面的千佛为南方佛。在北披中有迦楼罗座的形象，故为北方佛。那么四方佛图像经典依据是什么呢？在《佛说观佛三昧海经·本行品》和《金光明经·寿量品》中已经提出了四方佛的概念：“东方阿閦，南方宝相，西方无量寿，北方微妙声佛”。到了《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中提到：“于其东方如上所说象座，想阿閦鞞佛而坐其上；于其南方如上所说马座，想宝生佛而坐其上；于其西方如上所说孔雀座，想阿弥陀佛而坐其上；于其北方如上所说迦楼罗座，想不空成就佛而坐其上。”故可以认为窟顶的图像与金刚顶经的系统有关系。整个窟顶的情况清晰呈现，主室窟顶藻井为十二天曼荼罗，西披为十方佛赴阿弥陀会，东、南、北三披分别为千佛中东、南、北三方佛说法，他们与西披共同构成了四方佛说法的结构。

西壁的部分开了双层的“帐形”龛，在龛内有许多屏风画，屏风画讲述的内容皆为比丘宁可伤害自己的身体，也不能用破戒的身体去接受各种供养，在赵晓星老师的研究中，将此图像与两部佛教原典做了对比之后发现，图像与《梵网经》更为接近，讲述的即是《梵网经》中持戒和发愿的内容。

文殊显现与五台山图的部分在西壁正龛南北两侧的两幅屏风画中。关于五台山图的考证，赵老师将图画采用线描的方式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是一幅完整的五台山图，包括中台、东台、南台、西台、北台并且每一台都保留有榜题，字迹清晰。此图有以下几个要点：一是中台，在此第一次明确了“佛陀波利见文殊老人”的画面，因为虽然在更早的莫高窟第217窟中已经看到一位老人和一位比丘对话的画面，但是没办法确认这就是佛陀波利和文殊老人。在361窟中为什么这么明确呢？因为它出现了两幅这样的画面，还有一幅画面虽然模糊但是旁边有榜题，榜题上写到：“文殊师利菩萨共西国佛□波利相见时”。这样就很明确在中唐晚期作为五台山图中最标志性的一个画面已经被画入。二是东台，东台上的画面可以确认为是“二圣对谭石”。三是西台部分，有着“圣金桥”、“圣狮子”的画面。四是北台部分，有着“圣佛焰”、“万菩萨”、“圣佛头”、“普通院”的画面。“普通院”在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五台山上有二十一处普通院，其起到接待住宿的功能，半日行程隔立一院。总的来看，361窟两扇五台山图屏风画构成了一幅五台俱全、包含胜迹与典故的五台山全图，特别是还以榜题的方式将五台山图的代表情节进行了标注。第一次明确地在五台山中描绘和书写了佛陀波利的故事，为后世五台山图的绘制奠定了基础。赵晓星老师经过时间的对比研究发现，长庆四年（824）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而此洞窟的时间恰好是在长庆四年以后，故这幅五台山图应是吐蕃从长安求来、经过吐蕃改造再传入敦煌的。

西壁正龛南侧的普贤显现与圣迹山水图，与五台山图画相比，此图画中的山水画较为简略。图画中的“人字形山洞”可能与澄观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疏》中所提到的普贤菩萨居那罗延窟有关。关于普贤背后的山水的考证，可以参考莫高窟第144窟中的普贤变，其榜题可以清晰地看到“五台山”字样，那么说明在中唐时期普贤背后的山水仍为五台山图。那么普贤菩萨居地究竟在何处？出现了四种讨论，包括有那罗延窟、无恤台、牛头山、峨眉山，其中那罗延窟和无恤台都属于五台山境内的地点，所以将五台山作为普贤菩萨的道场的情况是存在的。

在对普贤圣迹图的讨论之后可以看出，莫高窟第361窟是敦煌石窟中出现最早的独立的普贤圣迹山水，通过以上对其特征的讨论，证明这也是莫高窟最为特殊的一幅普贤圣迹图。这幅普贤圣迹图应是正处于创作与探索中的作品，因此融合了当时关于普贤居止地的不同传说，在其创作与绘制的过程中很可能受到了来自吐蕃的影响。与五台山相对立的独立普贤圣迹山水的创作与绘制是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而它的出现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对作为佛教实践的普贤信仰的重视，并试图将其与主智的文殊信仰置放于同样重要地位的大胆尝试。至此，莫高窟第361窟正龛内全部的屏风画图像都清晰起来，从真实世界的戒律图到神奇道场的菩萨显圣，整个围屏的世界将观者从中央现实小世界中的修行，向外拉伸到外部大世界中的朝圣。如果将所有的屏风画连缀起来，画面中的主角——一位身着袈裟的比丘，在自身持戒发愿之后，文殊与普贤率众多菩萨显现在他的面前，他甚至于亲临两大菩萨修行的道场参拜朝圣，一会化身成佛陀波利得到文殊菩萨的亲身示教，一会儿又来到普贤菩萨的神奇洞口，得到普贤菩萨的亲身传授。所有的这些，不仅是修行者所能亲身体验的，也是修行者在今生能够实现的。那么，在修行者的眼里，现实世界与未来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这正是洞窟南北两壁所要表现的。

接下来赵晓星老师谈到，虽然此洞窟为密教洞窟，但实际上当时的密教并未如此发达，也大幅度出现了显教的经变。在南壁的东侧出现了金刚经变，从右上角依次顺时针为敷座讲经、入城乞食、饭食讫、洗足、须菩提问法、筏喻、一切诸佛、不云得四果、供养塔庙、忍辱仙人、财布施、为人演说、梦幻泡影、信受奉行的画面，但金刚经变上部的天宫院落画面在金刚经中未曾提到，对此赵晓星老师认为其在强调一种净土，因为此经变对面刚好是弥勒经变，可能两者之间有一种呼应和衔接的关系。北壁出现有弥勒经变，弥勒经有上生经和下生经，而在弥勒经变中的上生部分就有天宫。其最下面图画为一种七收，也表现了弥勒世界为半净土的特点。其余部分包括有弥勒降生、入城乞食、老人入墓、拆幢、剃度、弥勒见迦叶的经典画面，对比后赵晓星老师发现整个弥勒经变也并未根据某一部经来画，而是把几部经中重要的情节画在此处。

再看北壁的药师经变，药师经变主要表现东方净土，其中包含有接引队伍、莲花化生、悬五色长幡的重要画面。南壁的无量寿经变，也就是所谓的西方净土，中间以两层佛塔的形式出现。关于以上四种经变的组合关系，赵老师讲述到吐蕃时期经变分布是有规律的，在空间性上药师经变（东方）对应着无量寿经变（西方），在时间性上弥勒经变（未来）对应着金刚经变（现在）。赵老师进一步将南北壁与窟顶结合来看，就呈现出“十方三世”的概念。另外，在南壁的两幅经变之间的边饰中出现大量的化生童子，所以其“往生”的概念非常明确。因此在此窟内所进行的修行活动，仍带有往生到净土世界的目的。这种情况表明，这时所进行的密教活动，其目的与后期密教纯粹的“即身成佛”不同，而是在追求即身成佛的同时，也把往生净土作为一种方便法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唐的密教没有进入密宗时期，而是处于前密宗时期。在这个时期，敦煌本地的密教大师，将显教经变合理地绘入的密教洞窟，从信徒所熟悉的显教经变过渡到东壁密教神灵的世界。

在361窟中东壁的密教特色最为浓厚，中间为法华塔，左上为千手千眼观音变，右上为千手千钵文殊变，右下为不空绢索观音变。法华塔在此位置出现是作为一种仪式成就之后出现的一种见证而存在的，而此塔的形制也较为特殊，在莫高窟仅有此一。用一种木制莲花塔的形式去表现法华塔，很可能是对法华塔进行了一种特殊的密教化。千手千眼观音变采用了十一面观音的形式，十一面观音也被认为是密教观音最初的一个本体，经过赵老师将其与经典的对照发现，其与苏缚罗《千光眼观自在菩萨秘密法经》和伽梵达摩《千手千眼陀罗尼经》较为符合，但也掺入了敦煌本地化的特色，对人物进行了简化。关于千手千钵文殊变的对比研究，赵老师发现其是依据不空翻译的《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绘制的，但此经并未讲具体形象和人物配置，所以在绘画时应该也参考了《金刚顶经瑜伽文殊师利菩萨法》。不空绢索观音变主要依据应是菩提流志的《不空绢索神变真言经》。综上可见，此壁的密教内容与当时敦煌中唐密教发展阶段密切结合在一起。

供养人图分布在南北两壁下部，主法师身后的侍者清晰地表现为吐蕃人的形象，其余比丘拿着各式各样的供物，南壁下部的供养人中出现的唐朝居士也拿着供物，赵老师认为这与当时传供法会有关。另外在此图画前部留有大概一米的空白，此空白做何用呢？赵老师分析到在莫高窟的386窟中也有此类情形，其在供养人前画了佛教的七宝以及供器，因此361窟供养人前的空白也应是留作此用的。再有此361窟的供养人与其他大多数洞窟的供养人也是有所不同的，大多数洞窟的供养人会站立成排，而在此洞窟中供养人全采用的是“胡跪”的方式。

赵老师讲到，从整体上看莫高窟第361窟全窟的设计与布局，有一种强烈的仪式性空间的感受，很可能在此洞窟里进行过忏悔、受戒、加持、传供仪式，其目的就是成佛，并且在成佛的同时不排斥往生净土。

位于莫高窟南区北段的密教石窟群，从洞窟分布上来，从第7窟到第359—361窟，再到第365窟，全部位于莫高窟南区北端的上层，这让我们考虑到在中唐时期莫高窟崖面的南区北端上层很可能形成了一个作为重要的密教活动场所的洞窟群。这种情况甚至于延续到了晚唐时期，并在莫高窟晚唐第14窟中得到了继承。因此，莫高窟第361窟看似一个特殊的吐蕃统治时期的典型的密教洞窟，实际上应是南区北端密教洞窟群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对于第361窟的考察，最终应作为359—361三窟组合中的一窟来进行，这一组洞窟所代表的实际上是中唐晚期在莫高窟南区北端有计划营建的一系列密教行事的重要道场。

从361窟的艺术成就与营建背景来看，北壁的琉璃瓦屋顶，南壁的柱子此类建筑造型应是受到当时尼泊尔或印度的影响。既然此洞窟为中唐时期的代表性洞窟，那么便可分析出中唐时期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来营建此洞窟的呢？赵老师得出了以下结论：一、中唐时期的敦煌处于高僧辈出的时代，二、中唐时期的敦煌处于多元佛教思想汇聚的时代，三、中唐时期敦煌幸运地躲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两次法难。

最后，赵晓星老师谈到361窟的营建对后世的影响，特别是361窟对于14窟的影响，经过研究发现14窟的前半部分全部为361窟的内容，而把新的密教内容全部放到其后半部分，所以说361窟和14窟的思想一定是一脉相承的。在讲座结尾之际，赵老师感慨到：“九世纪四十年代，敦煌蕃汉高僧与居士同心协力地营建了这个洞窟，之后这个洞窟一直被小心保护着。即使在五代重修时，人们也只是小心翼翼地在东壁密教经变的下方画上的与原来供养人同大的五代供养人像，似乎没有对洞窟的壁画作任何的改动。唯一一次大的破坏可能发生在晚清，因为崖面的栈道损毁严重，洞窟之间的壁面被用于通行的穿洞破坏。一千多年来，这个洞窟幸运地躲过自然灾害、法难与朝代更替带来的种种变故；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幸运地能进入窟中探寻古人当年营建时的心路历程。以上关于莫高窟第361窟研究，并不意味着这一研究的结尾，而是代表着一种全新旅程的开始。”

在赵晓星老师发言结束后，董华峰副教授对本次讲座作了评议，认为赵老师对整个洞窟的研究思路值得我们学习，先是研究洞窟内的各个壁，再总说一个洞窟，再将此洞窟与其他洞窟之间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进一步分析其艺术特色、历史背景，这样一种层层迭进的研究思路。随后在场师生积极与赵老师提问互动，赵老师一一做了详细解答。最后，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撰稿：唐露恬

摄影：李　旻

审稿：张延清

编辑：孙昭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