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隰县庞村出土殷商青铜器再认识-专家观点 -

专家观点

山西隰县庞村出土殷商青铜器再认识

摘要: 1987年3月，山西隰县城南乡庞村农民在距村东北约0.5公里的原上耕地时，发现5件商代青铜器，及时报告给了小西天文物管理所。经调查，器物出自一座古墓中，因地层扰乱，已难辨认墓葬形制。这批资料在《文物》1991年第7期曾有报道［1］。限于当时的条件，图版不清、报道简略。近年来，青铜器研究中，铜器的铸造工艺、合金成分等越来越引起学界重视，得到了很多传统研究方法获取不到的信息［2］；另外，隰县位于临汾

1987年3月，山西隰县城南乡庞村农民在距村东北约0.5公里的原上耕地时，发现5件商代青铜器，及时报告给了小西天文物管理所。经调查，器物出自一座古墓中，因地层扰乱，已难辨认墓葬形制。这批资料在《文物》1991年第7期曾有报道［1］。限于当时的条件，图版不清、报道简略。

近年来，青铜器研究中，铜器的铸造工艺、合金成分等越来越引起学界重视，得到了很多传统研究方法获取不到的信息［2］；另外，隰县位于临汾北部、吕梁山南缘，吕梁山一带发现的商代青铜器数量很多，但年代多集中在晚商文化时期［3］，而庞村这批铜器出自一座墓葬，时代相当于殷墟一期。这批资料从遗物年代和分布地域来看，均有特殊性。因此，我们重新整理，希望能提供给学界更多的信息。

一

庞村出土的5件铜器，计有鼎、斝、爵、觚、戈各1件，现收藏于隰县博物馆。分述如下：

鼎，侈口，折沿，方唇，沿面立有一对拱形耳，耳孔内侧略大，深腹，下部略鼓，圜底，三锥状足，足尖为平面。通体光素。底部有烟炱痕迹。鼎口呈不规则的圆形，上腹有一处碰撞后的凹陷。口径16厘米，器壁厚约0.3厘米，通高23厘米，重1.75千克。（图一：1，图二）

图一隰县庞村出土的铜器

图二铜鼎

斝，敞口，口沿上立带伞状顶的双柱，束颈，鼓腹，与一足及双柱相对的一侧接有半环形鋬，底部微凸，下接三棱锥状足。上腹饰一道窄条状的兽目云雷纹，下腹饰较宽的兽面纹。口径17.7厘米，足高14厘米，通高39.5厘米，重2.85千克。（图一：2，图三：1，封三）

图三隰县庞村出土铜器纹饰拓片

爵，敞口，窄流斜直上扬，尾较短，略高于流，矮菌首双柱立于流折处，颈微束，腹侧有一道环形鋬，深腹，圜底，三棱形锥足，足尖外撇，一足残。腹部饰一周细凸线型兽面纹。与鋬对应的一足整个为补铸，流尾偏下也有补铸痕迹。通高15厘米，流至尾长13厘米，重0.3千克。（图一：5，图三：2，图四）

图四铜爵

觚，敞口呈喇叭形，浅腹，腰部较细，略外鼓，下接有台的喇叭状圈足。腰部饰一周两组凸目兽面纹，圈足上部饰弦纹，下部饰一周四足凸目兽面纹。腰上部饰一道凸弦纹，下部饰三道凸弦纹，且有两个相对的、不规则的十字形镂孔，圈足略有变形。口径11.5厘米，底径7.0～7.8厘米，器壁厚约0.3厘米，通高24厘米。重0.6千克（图一：3，图三：3-4，图五）。

图五铜觚

戈，直内，援呈长条三角形，中部起脊，有上下栏；内呈长方形，上有一圆穿。长21.5厘米，援长15厘米，重0.25千克。（图一：4，图六）

图六铜戈

二

鼎的两耳与三足呈四点配列式，三足外侧中线均可见一条竖直范线贯通器腹和沿底，外底可见“Y”字形范线与三足内侧范线相连（图七），内底足端处呈浅凹窝状，可见足内范芯（图八）；斝的双柱伞状顶下均可见一条垂直立柱的范线，三足外侧中线处也均可见一条竖直范线贯通器腹，半环形鋬内外中线及对应器腹部位均可见一条竖直范缝，且上下延伸分别贯通至口沿和一足外侧（图九），外底可见“Y”字形范线与三足内侧范线相连（图十），三锥足内侧可见残留范芯。此外，双柱与口沿相接处和腹部局部均可见多处铸补或铸修痕迹；爵的窄流和器尾外侧中线处可见一条竖直范线贯通器腹纹饰带（图十一），双柱矮菌首下也均可见一条垂直立柱的范线，环形鋬两侧对应器腹部位可见两条竖直范线与鋬侧相接，并隔断腹部纹饰带（图十二），三足外侧中线处可见一条竖直范线贯通器腹，圜底两足之间均可见一条垂直于锥足的范线与两棱形锥足外侧相接，仅铸补或铸修的一足外侧中线处可见一条竖直范线，外底可见“Y”字形范线与三足内侧范线相连。此外，尾下、下腹及器足等局部存在多处铸补或铸修痕迹；觚的腹部可见两条竖直范线（图十三），且与圈足两个十字形镂孔对应；戈的内侧可见一条竖直范线。（图十四）鼎、斝、爵及觚的范畴特征与韩炳华、张旸的观察结果［4］大体一致。

图七铜鼎内壁

图八铜鼎底部

图九铜斝局部

图十铜斝底部

图十一铜爵局部

图十二铜爵局部

图十三铜觚局部

图十四铜戈局部

不难发现，庞村出土铜器均为浑铸而成，鼎、斝、觚及戈的分范形式均为整体垂直三分或两分外范，均无水平分范，仅铜爵腹足之间使用了水平分范，其腹部两分外范，足部三分外范。鼎的耳孔均为内侧大外侧小，器耳铸型当为器腹泥芯自带。铜觚十字镂孔内侧大外侧小，泥芯撑也应为圈足泥芯自带。斝、爵及觚的器表纹饰均凸出铜器基体面，表明均为范作而成。

此外，在爵、斝及觚的残损部位采集了6件基体样品，沿纵截面镶嵌、磨光及抛光，使用EDAX Orbis Micro-EDXRF进行了无标样合金成分定量测定，并于低倍视场下选择1或2毫米光斑作为检测面，测量3个不同部位，取平均值作为分析结果。实验条件：40kV，300～800mA，CPS 12000，Live time100s，Die time30%；同时，使用美国尼通XL3t950型便携式X荧光能谱仪（p-XRF）采用General Metals模式对无法取样分析的铜鼎口沿和铜戈援部进行了原位无损合金成分定性分析。分析结果详见表一。

表一隰县庞村出土商代青铜器合金成分（wt%）

合金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庞村铜器材质可分为铅青铜、锡青铜及铅锡青铜三种，且容器为铅青铜或铅锡青铜，而兵器戈则为锡青铜。其中，爵、鼎及斝铸补或铸修部位均为含锡2%～9%、含铅2%～13%的铅锡青铜，斝、觚均为含铅10%～12%的铅青铜，仅戈为含锡15.8%的锡青铜。此外，铸补或铸修所用合金与爵或斝的合金配比和材质均有较大差异，表明后期铸修的可能性较大。

从其材质、合金成分及范铸特征来看，庞村铜器的材质和合金成分特征与晋陕高原商代晚期铜器材质多以锡青铜和铅锡青铜为主，且锡含量普遍较高的特征［5］具有一定的差异，而其分范方式和铸型结构也与晋陕高原商代晚期鼎多为耳足五点配列、斝耳鋬对应腹部纹饰多数中断、觚多数为四分外范等特征［6］也有一定差异，仅铜爵与石楼铜爵特征较为一致。

三

从铜器组合来看，在早商文化时期，斝在礼器组合中具有重要地位，到晚商文化时期，觚、爵成为组合的核心。二里岗上层偏晚到殷墟一期之间，属于过渡时期［7］。庞村发现的5件铜器，组合相对完整，尤其是斝的体型硕大，占有特殊地位，同时觚、爵也已经出现，从组合来讲，这一组铜器的年代大致相当于二里岗上层偏晚到殷墟一期这一时段内。

庞村发现的5件铜器，基本与早商文化中心区发现的铜器接近，因此，可以通过铜器特征的比较，求得更为精确的年代。从觚、爵来看，庞村觚为瘦体觚，爵底部微圜，总体形制与二里岗上层流行的平底爵、粗体觚的风格不同。庞村鼎耳、足为四点式配列，爵底部微圜、尾部较短。这些特征，与属于殷墟一期的安阳小屯M333［8］、老牛坡86M44［9］中出土的铜器十分接近；年代也相当于殷墟一期的藁城台西M35［10］，鼎耳、足均为五点式配列，爵器身进一步卵圆化，斝纹饰极为细密，这些特征又显示出，庞村铜器群的年代要略早于藁城台西M35。总体来看，庞村铜器群年代大致相当于殷墟一期偏早阶段。

晋南地区早商时期的青铜容器发现数量相对较少。运城地区主要有平陆前庄铜器群［11］，垣曲商城M1［12］、M16，东下冯M4［13］；临汾地区在洪洞双昌上村也发现有二里岗上层偏晚到殷墟一期的铜器群［14］。隰县行政区划上虽归临汾管辖，但从自然地理来看，实位于吕梁山的南缘，吕梁山地发现的晚商铜器群，年代集中在殷墟二、三期，尤以殷墟二期的为多。目前仅在石楼前峪下庄发现过年代相当于殷墟一期的斝和瓿［15］。洪洞双昌上村、隰县庞村、石楼前峪下庄等地二里岗上层偏晚到殷墟一期左右的铜器群的发现表明，至少在殷墟一期左右，商文化的中心区域已经与吕梁山地保持了较高等级的文化交流。如果将视野放宽，便可以发现，恰恰是在殷墟一期左右，具有商文化风格的铜器分布范围空前扩大，在渭河流域京当型商文化中，也有典型的这一时期的铜器群；在北方长城地带的朱开沟、平谷刘家河商墓，大致也都是相当于这一阶段。这一大的背景，正是晚商时期，吕梁山地以及北方长城地带具有商文化风格的青铜容器大量出现的前兆。

铜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