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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灯古佛到世界遗产，20年前大足石刻申遗亲历记
摘要: 从40多年前见证大足的青灯古佛，到1987年大足石刻“申遗”想法的萌动，再到“申遗”冲刺及199年的申遗成功，原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郭相颖不仅是“申遗”工作的主要发起和操办者，也自始至终经历了全过程。他说：“1974年初我调大足县文管所工作，到各文物区，皆是崎岖泥泞小道，参观者极少，十天半月不见一人，偶见当地农民路过也觉欣慰，住守山间真是独卧青灯古佛旁。”2019年12月是重庆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20周年，澎湃 ...
从40多年前见证大足的青灯古佛，到1987年大足石刻“申遗”想法的萌动，再到“申遗”冲刺及199年的申遗成功，原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郭相颖不仅是“申遗”工作的主要发起和操办者，也自始至终经历了全过程。他说：“1974年初我调大足县文管所工作，到各文物区，皆是崎岖泥泞小道，参观者极少，十天半月不见一人，偶见当地农民路过也觉欣慰，住守山间真是独卧青灯古佛旁。”
2019年12月是重庆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20周年，澎湃新闻特别刊发郭相颖追忆往事一文，回溯申遗路上的坎坷与不易。
大足宝顶山《卧佛》局部 澎湃新闻记者 李梅 图
一、大足石刻“申遗”缘起
“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县境内，所有石窟艺术品的总称。有佛、道、儒“三教”造像和历史人物造像5万余尊，各类铭文10万余字，分存於75个保护单位，遍布全县。其造像年代上起初唐下至明、清，乃至现代，但以12世纪初至13世纪中叶的南宋时期，造像最多为其主体，是我国晚期石窟艺术代表之作，也是我国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一座丰碑。宝顶山造像其内容“几乎将一代大教搜罗毕尽，凡释典所载无不备列”，“造像盈万，喜怒皆有生气”，历时70余年建成的一座，极具民族、时代、地方和教派特色的密宗道场。北山造像汇聚了从唐末到南宋的作品，人物高雅秀丽，美神荟萃，刻工精细，玲珑剔透。南山和半边庙道教造像，神系完整，神阶明确。石门山造像，汇佛、道二教於一处，不分尊卑先后。石篆山、妙高山和佛安桥等造像，汇佛、道、儒三教於一处，充分体现三教平等。这些“三教”造像是我国哲学史中“三教合一”，“孔、老、释迦皆至圣”、“三教皆有辅国政”的罕见实物佐证。大足石刻的确是最具中国特质的石窟艺术宝库。本该早鸣於世，但由於历史和地理的原因，使其长期鲜为人知，就其国际知名比敦煌、云冈、龙门石窟至少晚了一百年。直至1945年才有，杨家骆为首的大足石刻考察团，赴足学术考察七日，认为大足石刻可与云冈、龙门鼎足而三，其间写有多篇论述文章，还拍照片、电影，出书刊等。但因时局动荡，未能产生较大的社会效果。1952年成立大足县文物保管所，於13处主要造像区，划定保护范围，土改中留出了培修用地。1960年又将北山、宝頂山頒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受左的思想制約，也产生了相应的极端偏颇观点，认为大足石刻内容又多又系统，表现形式又使人易於接受，其“毒”最大，不宜让群众过多接触，致使出现了未成文的“只保护，不宣传”的现象。“文革”中甚至有人倡议，炸平宝顶大佛湾。
大足石刻分布图
1974年初我调县文管所工作，当时文管所与文化馆合在一起，没有所长，实际工作人员两人，邓之金住守宝顶山，我住守北山。1976年底，所、馆分设，文管所设在解放前民众教育馆三间阴暗潮湿的偏房内，一间是退休人员寝室，一间是库房，一间是所长寝室兼办公室，陈明光任所长，邓任会计，我任出纳，三人共用一张办公桌，各锁一格抽箱，就算各司其责了，全所5人（1退休1外借）人头和办公经费每年仅3000－5000元。到各文物区，皆是崎岖泥泞小道，参观者极少，十天半月不见一人，偶见当地农民路过也觉欣慰，住守山间真是独卧清灯古佛旁。由此可见大足石刻当时的社会地位和工作条件。我们为大足石刻感到委屈，很不服气，特别希望有朝一日大足石刻能拨云见日。
宝顶山石刻《吹笛女》 澎湃新闻记者 李梅 图
1976年打倒了“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文革”终於结束。拨乱返正，改革开放的信息和思潮渐渐传到大足。我们开始公开查阅佛典、道藏和石窟艺术等文史书籍。1978年“三中全会”后，我们便努力撰写宣传文章，向各种报刊投稿，邀请市外事办公室和旅游界人士来足考察。在所长领导下，我们三人商定了“以外促内”的所内工作方针，借以逐渐消除县党政领导的“恐外”和“得不偿失”思想。
1980年2月重庆市外办，邀请加拿大语言学家、白求恩纪念馆顾问斯徒尔特偕夫人来足参观了宝顶山和北山造像，他惊呼“这是一座未开发的金矿！”，连声说“不虚此行”。留言写道：“这是我有幸在中国所访问过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历史胜地之一”，座谈会上又高度评价了大足石刻的艺术价值和旅游开发前景。引起了省、市、县领导重视，从而拉开了对外旅游开放的序幕。4月在四川外语学院任教的日本学者石川一成来足参观石刻。回国后在《读卖新闻》、《朋友》杂志上发表了多篇介绍大足石刻的文章，高度评价了在石窟艺术史上的地位。这也是大足开放初期日本游客比例最大的重要原因。宝顶山和北山，上半年获省政府批准为“非正式参观点”，下半年又获准为“正式开放参观点”。是時在县城内的县委、县府和公安局等机关门前特设有“外国人不得入内”的警示牌，外宾参观路线也有具体规定，但国内外游客仍与日俱增。1981年国际知名作家韩素英来足参观，1984年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来足参观，全年观众达30－50万人。同年大足县获准纳入“重庆市甲类开放地区范围”。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以外促内”终於揭开了大足石刻神秘的面纱。
宝顶山石刻 澎湃新闻记者 李梅 图
2019年12月是重庆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20周年，澎湃新闻特别刊发郭相颖追忆往事一文，回溯申遗路上的坎坷与不易。
一、大足石刻“申遗”缘起
“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县境内，所有石窟艺术品的总称。有佛、道、儒“三教”造像和历史人物造像5万余尊，各类铭文10万余字，分存於75个保护单位，遍布全县。其造像年代上起初唐下至明、清，乃至现代，但以12世纪初至13世纪中叶的南宋时期，造像最多为其主体，是我国晚期石窟艺术代表之作，也是我国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一座丰碑。宝顶山造像其内容“几乎将一代大教搜罗毕尽，凡释典所载无不备列”，“造像盈万，喜怒皆有生气”，历时70余年建成的一座，极具民族、时代、地方和教派特色的密宗道场。北山造像汇聚了从唐末到南宋的作品，人物高雅秀丽，美神荟萃，刻工精细，玲珑剔透。南山和半边庙道教造像，神系完整，神阶明确。石门山造像，汇佛、道二教於一处，不分尊卑先后。石篆山、妙高山和佛安桥等造像，汇佛、道、儒三教於一处，充分体现三教平等。这些“三教”造像是我国哲学史中“三教合一”，“孔、老、释迦皆至圣”、“三教皆有辅国政”的罕见实物佐证。大足石刻的确是最具中国特质的石窟艺术宝库。本该早鸣於世，但由於历史和地理的原因，使其长期鲜为人知，就其国际知名比敦煌、云冈、龙门石窟至少晚了一百年。直至1945年才有，杨家骆为首的大足石刻考察团，赴足学术考察七日，认为大足石刻可与云冈、龙门鼎足而三，其间写有多篇论述文章，还拍照片、电影，出书刊等。但因时局动荡，未能产生较大的社会效果。1952年成立大足县文物保管所，於13处主要造像区，划定保护范围，土改中留出了培修用地。1960年又将北山、宝頂山頒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受左的思想制約，也产生了相应的极端偏颇观点，认为大足石刻内容又多又系统，表现形式又使人易於接受，其“毒”最大，不宜让群众过多接触，致使出现了未成文的“只保护，不宣传”的现象。“文革”中甚至有人倡议，炸平宝顶大佛湾。
1974年初我调县文管所工作，当时文管所与文化馆合在一起，没有所长，实际工作人员两人，邓之金住守宝顶山，我住守北山。1976年底，所、馆分设，文管所设在解放前民众教育馆三间阴暗潮湿的偏房内，一间是退休人员寝室，一间是库房，一间是所长寝室兼办公室，陈明光任所长，邓任会计，我任出纳，三人共用一张办公桌，各锁一格抽箱，就算各司其责了，全所5人（1退休1外借）人头和办公经费每年仅3000－5000元。到各文物区，皆是崎岖泥泞小道，参观者极少，十天半月不见一人，偶见当地农民路过也觉欣慰，住守山间真是独卧清灯古佛旁。由此可见大足石刻当时的社会地位和工作条件。我们为大足石刻感到委屈，很不服气，特别希望有朝一日大足石刻能拨云见日。
1976年打倒了“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文革”终於结束。拨乱返正，改革开放的信息和思潮渐渐传到大足。我们开始公开查阅佛典、道藏和石窟艺术等文史书籍。1978年“三中全会”后，我们便努力撰写宣传文章，向各种报刊投稿，邀请市外事办公室和旅游界人士来足考察。在所长领导下，我们三人商定了“以外促内”的所内工作方针，借以逐渐消除县党政领导的“恐外”和“得不偿失”思想。
1980年2月重庆市外办，邀请加拿大语言学家、白求恩纪念馆顾问斯徒尔特偕夫人来足参观了宝顶山和北山造像，他惊呼“这是一座未开发的金矿！”，连声说“不虚此行”。留言写道：“这是我有幸在中国所访问过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历史胜地之一”，座谈会上又高度评价了大足石刻的艺术价值和旅游开发前景。引起了省、市、县领导重视，从而拉开了对外旅游开放的序幕。4月在四川外语学院任教的日本学者石川一成来足参观石刻。回国后在《读卖新闻》、《朋友》杂志上发表了多篇介绍大足石刻的文章，高度评价了在石窟艺术史上的地位。这也是大足开放初期日本游客比例最大的重要原因。宝顶山和北山，上半年获省政府批准为“非正式参观点”，下半年又获准为“正式开放参观点”。是時在县城内的县委、县府和公安局等机关门前特设有“外国人不得入内”的警示牌，外宾参观路线也有具体规定，但国内外游客仍与日俱增。1981年国际知名作家韩素英来足参观，1984年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来足参观，全年观众达30－50万人。同年大足县获准纳入“重庆市甲类开放地区范围”。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以外促内”终於揭开了大足石刻神秘的面纱。
1984年春，我到大足县政府任副县长，分管文化、旅游、城建和宗教、侨务等工作。这样的分工出於有利於协调文物与上述各方的矛盾，使大足石刻得到更好地保护，并为市、县发展旅游业服务。连年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及有关工作会议都要求“努力使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省、市领导也经常强调这一工作。很多同志都在探寻走向世界的途径和标准，我更是職責所在，日夜思考，怎样才算走向了世界？由谁来认定？等问题。我们边思考边开展认为有效的工作。1985年在林默涵同志鼓励下，在文化部、市文化局领导下，我县与市美术公司筹办了大足石刻在北京中国美术馆的大型展览，相继又在广州、深圳、桂林等地展出，时间长达两年，产生了不少轰动效应。同时又组织制作